激战英伦 - 第八篇 - 春煜万卷阁

一、“不列颠战役日” 9月15日，戈林决定给伦敦开一付剂量更大的药方。他命令他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竭尽全力进行“一场最大的战斗”。这位德意志的帝国元帅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时而欣喜若狂，时而疑虑满腹。一方面，有关英国首都遭到破坏的报告使他欢欣鼓舞，他已完全相信，伦敦人死得越多，英国其他地区要求讲和的愿望就会越强烈。有好几次他向他的下属保证：“海狮行动”将无需执行了，因为德国空军显然已经控制了英国的天空，无需一个德国士兵打到英国海岸，仅靠空军就能把英国人制服。而另一方面，当戈林听到德国空军在英国上空受损失的报告时，他又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当他有一次去视察在法国北部的德国空军部队时，所到之处怨声载道，这使他闷闷不乐。轰炸机部队说他们得不到足够的保护，战斗机部队说伦敦处于航程极限的边缘，所以他们只能打一二十分钟的仗就得飞回来。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的将领都在为日益增多的损失发愁。轰炸机不断地被那些德国空军情报部门宣布为不复存在的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中队所击落，战斗机也接二连三地被打下来，因为它们燃料不足，无法在空中的激战中随机应变。还有一些飞机因为油箱耗空，栽到了加来的海岸上。戈林极尽花言巧语安慰这些满腹怨气的部队，他向官兵们保证，再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白天袭击，就会全部结束，万事大吉，皇家空军将被一举全歼，而伦敦遭受的打击如此沉重，它除了叫饶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此时的德国空军，已非空战开始时的德国空军了。其轰炸机力量已丧失一半，战斗机也损失严重。为了使一支战斗机队在掩护了一批轰炸机出击之后立即再去掩护下一批，德国空军指挥官们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安排轰炸机的出击和战斗机部队的护航。 9月14日晚，德国空军指挥部根据戈林的指示，经过精心筹划，制定了第二天的作战方案。他们要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拿出来，在英格兰南部与皇家空军决一高低。 1940年9月15日，星期日，一个金色秋日的黎明来到了。这天天色柔和，阳光温暖宜人，能见度良好。年轻的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早已在整个英格兰东南部和伦敦周围的机场值班室内集结侍命。指挥皇家空军英格兰南部空战的，是第11航空大队的帕克少将。9月14日整个晚上，他在指挥部彻夜未眠。根据所掌握的情报，他知道第二天德军将出动大批次飞机进攻，他与他指挥部的其他人员共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应对方案。 9月15日上午，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来到了位于地下15米的帕克的作战指挥室。第11航空大队作战指挥室像一座小剧场，纵深约20米。一共有两层。首相坐在楼上的特别座厢里。在他的下面是一张大型地图台，台的周围约有20名受过良好训练的青年男子和妇女，以及他们的电话助手。在首相的对面，悬挂一块遮盖了整面墙壁的大黑板，黑板分成6个装有若干灯泡排列的纵行，代表6个战斗机驻防中心，这些驻防中心的每个战斗机中队又有它自己的小格，并且用横线划开。当最下面的一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就表示中队已经完全做好准备，能在命令下达后两分钟内“立即起飞”；倒数第二排灯泡亮了的时候则表示中队已经“准备完毕”，能在5分钟内起飞；倒数第三排灯泡表示中队已经将要做好准备，能在20分钟内起飞；倒数第四排灯泡亮时，表示中队的飞机已经起飞；倒数第五排灯泡亮时，表示中队已经发现敌机；倒数第六排灯泡是红色灯泡，当这排灯泡亮时，表示中队正在与敌机战斗；而最上面的一排灯泡亮时，则表示中队已在返航。在首相的左边一个类似玻璃座厢的小屋子里，有四五名空军军官负责分析、判断从对空监视哨收到的情报。右边是另外一个玻璃座厢，里面是陆军军官，负责报告英国高射炮队的作战情况。首相在特别座厢里坐了一会儿，向楼下走去。看到首相走来，帕克迎上前去说：“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目前还平静无事。” 丘吉尔看到，帕克满面倦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是啊，保卫伦敦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刻钟以后，作战指挥室的气氛紧张起来了。丘吉尔看到，空袭坐标员开始来回走动，把接到的敌机入侵的情况摆在大型地图台上。据报告，40多架敌机正从迪埃普地区的德国机场飞来。当各个中队完成“立即起飞”的准备时，墙上的指示牌底层的那一排灯泡也随着亮了。紧接着传来了“20多架”、“40多架”的信号，很显然，10多分钟后就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了。天空中开始布满了英德双方的飞机。信号接连传来，“40多架”、“60多架”，甚至有一次是“80多架”。在首相下边的那张桌子上，标图员们每分钟都在沿着不同的飞来的路线推动队标，标明所有分批入侵的敌机的行动；首相对面的黑板上，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的灯光表示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已经飞人上空，直到最后只留下四五个中队处于“准备完毕”的状态。不久。红灯表明第11航空大队大部分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忙碌的坐标员仍在根据迅速变化的情况来回地推动队标。帕克空军少将不时地发布如何部署他的战斗机队的指示，坐在楼上“特别座位”中心的一位青年军官根据他的指示，做成详细的命令，传达给各战斗机队的机场。丘吉尔就坐在那位青年军官的旁边，看着他发布命令。转眼之间，第11航空大队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已投入战斗。此时。有些飞机已经开始飞回来加油了。所有的战斗机都在天空中，下面一排灯光熄灭了，这表明留作后备的中队，一个也没有了。这时，帕克打电话给驻在斯坦莫尔的道丁上将，要求从第12战斗机大队抽调3个中队归他指挥，以防万一当他自己的战斗机中队正在补充弹药或加油时，敌人再来一次大袭击。道丁满足了他的要求。三个增援的中队很快就加入了战斗。这时，战场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丘吉尔觉察到，帕克显得有点焦躁不安。从战斗打响到这时为止，丘吉尔一直是默默地察看，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丘吉尔走到帕克身旁，轻声问道：“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后备队吗？” “一个也没有了。”帕克空军少将在回答首相的问话时。心情“显得很沉重”。丘吉尔心里很清楚，此时皇家空军的飞机大多数需要返回基地加油了，如果加油的飞机在地上又受到“40多架”或“50多架”敌机袭击的话，那损失将会有多么惨重啊！首相不由得担心起来。事实上，当时的情况的确很危急，如果这时真的有几十架德国飞机进攻，帕克没有任何对付的办法。又过了5分钟，黑板上的灯泡显示，大部分的中队都已降落，它们需要加油。此时，指挥部的气氛好像凝固了，人人都瞪大眼睛盯着地图台，看着上面标示的德国飞机运动的方向。真是万幸，桌子上移动着的坐标表明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地向东移动，它们飞回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最高兴的就数帕克少将了，他喜形于色地对丘吉尔说：“首相，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亲自看到了这次空战。在最后20分钟，情况太复杂了，我感到几乎无法应付了。你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力量的极限。今天使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我们力量的限度。” 丘吉尔的心情也很好，他微笑着问帕克：“战果报上来了吗？” “还没有。”帕克回答。 “报上来后赶快告诉我，”丘吉尔接着说，“这次打退敌人进攻的空战打得很好，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帕克回答说：“我感到不满意的是，我们截击到的敌机不如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多。显然，敌机到处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据报告说，有好几十架德国轰炸机及其护航战斗机进入了伦敦上空。” “关键是我们取得了胜利！”丘吉尔安慰他说。随后，首相就离开了作战指挥室。二、气馁的行动午后刚过两点，雷达再次发出警报，德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德机在丹季讷斯和多佛尔之间进入海岸，分成3个编队向伦敦飞来。帕克命令6个中队成双起飞，去迎击尚在海面上空的敌方机队。当德国飞机像无边无际地潮水似的再次越过海岸时，又有两组结队成双的飞行中队和三个半单独行动的飞行中队迅速飞向敌机。它们是巴德的联队和布兰德的若干战斗机中队。这次飞来的德军轰炸机群，可没有层层战斗机为其护航了。在上午的激战中，德军有大量的“梅-109”机被击落或遭重创，使德军的护航机更显不足了。此时，云层开始从英格兰东南部上空向伦敦上空压来。向伦敦隆隆飞来的德国轰炸机群编成两支单独的机队，各由一支小小的“梅-109”机队紧密护航着。与此同时，一支奉命廓清伦敦上空英国战斗机的高空飞行的德国战斗机庞大机队也向伦敦涌来。皇家空军的战机与敌人交火了。从霍恩彻奇起飞的战斗机在肯特上空与德机展开激战，由坦格米勒起飞的两个飞行中队扑向德军轰炸机队的左翼，迫使多架德机仓促投弹，匆匆逃窜。当德国战斗机队的前锋机群到达特福以及肯特周围的乡村上空时，遭到皇家空军大约15个战斗机中队的阻击。虽然德国飞行员因碰上比以前更为众多的“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而大为震惊，但他们还是相当勇敢地迎战。战斗机旋转滚翻，在深邃蔚蓝的9月晴空里，到处飘散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白色雾化尾迹。在德国战斗机的顽强护卫下，一部分德国轰炸机得以对其目标施以轰炸。泰晤士两岸地区广泛遭到破坏。那天下午，德机对波特兰的牵制性攻击虽然避过了英国战斗机的截击，设法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并没有造成多大破坏。在此同时，飞去轰炸南安普敦附近“喷火”式飞机工厂的密集机队，虽然也射过了战斗机的截击，并在离地面仅600多米的低空投弹，但并没有命中目标。正当伦敦上空的空战达到高潮的时候，一批较小的德国轰炸机，无战斗机护航，越过海峡向波特兰飞来。防空雷达提前半小时发出了预警，但是低估了来袭德机的兵力。此外，不知是由于幸运还是由于技术，德机选择的却是一条十分出人意外的进入航线，使得全波特兰地区只有一个阵地上的高炮可以对其射击。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增援了第11大队，当时在米德耳瓦洛普防空分区只剩下一个中队可供使用，结果该中队只是在德机返航途中进行了截击。六时左右，另一批德国轰炸机在双发动机战斗机的护送下接近汉普郡海岸。提前20分钟的预警使得第10和第11大队来得及在德机到达之前派出4个中队，后来又派出了第5个中队，但在德机投弹之前都没有能够截击上。 9月15日结束时，德国空军轰炸机飞行员的士气空前低落，尽管这一天德机在对伦敦的两次袭击中，被击落的实际数目不超过60架（皇家空军损失26架），但是有好几十架轰炸机摇摇摆摆地返回基地时，已是千疮百孔、弹痕累累，许多飞机上都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空勤人员被打死或受重伤。至于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尽管表现不错，但当他们看到那些据说早在几天前就被撵出了天空的“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反而明显地不断增强时，也越来越感到气馁。这一天，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两次都出动了300架以上的战斗机在英格兰南部上空飞行作战。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之后，德国空军再也不想找机会同皇家空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机交锋了。 9月16日，德国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几乎全部躲在老窝里舔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 “不用说，我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部队在物质、人员和士气等方面，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每一个飞行员都对是否能继续展开空中攻势表示怀疑”。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加兰这样写道。他说：“事物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的，你可以扳扳手指算一算，什么时候该轮到你了。概率论的逻辑无可争辩地向我们显示：“一个人经过这么多次的飞行，死期也不远了，有些人早一点，有些人晚一点。······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同伴，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友，相继从我们的行列中消失了······” 甚至在德国空军还没有在轰炸伦敦中遭到灾难性失败的时候，加兰就曾毫不迟疑地把他的想法向帝国元帅戈林和盘托出：“戈林不愿明白，他的德国空军，这把光华闪烁而且至今一直是所向披靡的利剑，有可能在他手中锋刃俱损，”加兰写道：“他认为这主要出于战斗精神不足和对最后胜利缺乏信心······我力图向他指出，“梅-109＇机在进攻中性能较为优越，但是纯粹为了防御目的则不及“喷火＇式飞机来得适宜，“喷火＇式虽然慢些，但机动性能较佳。他拒不接受我的反对意见。我们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听到了更多的严厉申斥。最后，他快要走了，态度也比较和蔼些了，他问我们各中队有什么要求······我毫不迟疑地说，我想为我们的机队要求配置一批“喷火＇式飞机······我厚着脸皮提出这样唐突无礼的要求，使戈林哑口无言。他跺了跺脚，大发雷霆地走开了。” 9月17日，希特勒本人也承认，皇家空军“仍然丝毫未被击败”。他决定，入侵暂不实施，“以待后命”。第二天，由于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空勤人员倾全力猛烈轰炸供入侵使用的驳船，元首又命令所有的驳船立即疏散。就这样，德国谋划已久的全面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实际上已经泡汤了。 9月15日以后，德机空袭骤然转入低潮。不过情况还是相当可怕，令人怵目惊心。一夜又一夜，德机对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如伯明翰、利物浦、考文垂、布里斯托尔、南安普敦和加的夫等地进行狂轰滥炸。但是，这些轰炸再也没有达到9月15日那样的规模和强度。交战双方都竭尽全力，去赢得此次空战的胜利。这是决定前途命运的殊死搏斗。德军终于狼狈逃窜了！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之后，德国空军再也不敢与英国空军进行大规模的拼杀了，它再也损失不起了。丘吉尔激动地说：这一天是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在德军还沉浸在失利的沮丧之中时，英国皇家空军借胜利的余威发起了反击。9月16日和17日，英军持续猛烈地轰炸了准备发动入侵的德军舰停泊港，使德国海军遭到严重打击。海军将领纷纷向元首报告：“在安特卫普，运输船队遭受重大损失，港内的5艘运输轮受到重伤，一艘驳船沉没，一列军火列车被炸毁，仓库多处着火。”在敦刻尔克，共有84艘德国大小驳船被击沉或受损。从瑟堡传来的消息更令希特勒沮丧：一座大型军火库被炸毁，一所大型军粮仓库被焚烧，多艘轮船和鱼雷艇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有人甚至这样斗胆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如果再下令继续集结登陆部队，还不如直接把我的士兵送到搅肉机里。” 英国空军如此快的复苏使德国惊恐不已。戈林看到，他的自负以及无能已使他在希特勒面前失宠，其他各军种也对他怨气冲天。为了尽可能减小损失，戈林下令：从10月1日开始，对伦敦的空袭改为夜间进行。 2日傍晚，由1,000多架飞机组成的德国庞大机群又起飞了，它要再次把死神带进伦敦。尽管英国空军全力起飞拦截，但效果不甚理想。英军对夜间城市防空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大批德国轰炸机成功地飞抵伦敦上空。顿时，整个城市响彻了空袭警报，灯火管制使街区陷入一片黑暗。探照灯光束像一把把锋利的宝剑在空中扫来扫去，为地面防空部队和战斗机搜寻目标。只见各种飞机时而俯冲，时而拉升，一股股冲天烟火随之而起，一架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栽向大地，整个伦敦街区看上去好像正承受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德国空军的夜袭使英国防空陷入了很大的被动，至1941年2月，德军共出动飞机24,000余架次，被击落156架；而伦敦则遭受了惨重损失。附近其他城市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航空工业中心考文垂，德军向那里投了16,000余吨炸弹，整个城市几乎被毁，12家飞机零件工厂也遭到严重毁坏。英国空军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想出了各种办法：一方面，他们用飞机装载探照灯配合地面探照灯部队为战斗机照明，并在德机来袭飞向大量施放阻拦气球；另一方面，以无线电干扰德国空军的夜间导航设备，破坏德机投弹命中率。他们还及时研制出了炮瞄雷达、战斗机夜航设备和机载雷达系统等一批全新武器装备。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纳粹空军的猖獗进犯，从而减小了伦敦的损失。黑沉沉的夜幕成为德军轰炸机大发淫威的帮凶。一到夜晚，德国轰炸机就飞抵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上空。德军飞机在夜空中大摇大摆、肆意横行。前面的轰炸机将燃烧弹投向目标区，后面的轰炸机便寻着烈焰投下各种杀伤弹。在伦敦码头上，在拥挤的贫民窟，在首都的食品店，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到处都是猛烈的炸弹爆炸声。燃烧弹使伦敦大街小巷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玻璃碎片比比皆是。德国法西斯不久前在华沙和鹿特丹制造的恐怖，正展现在伦敦百姓的面前，人类正义又一次遭到摧残和蹂躏。夜间轰炸还给伦敦市民带来了一种特有的恐怖感，人们难以忍受在防空洞内渡过空袭的夜晚，德国空军的夜袭使英国城市陷入了苦难。夜间空战给皇家空军带来了种种新的难题。尽管英国空军全力起飞拦截，但初期的效果不甚理想，皇家空军对夜间城门防空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当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的24个中队中，只有8个战斗机中队可以用于夜间截击，其中2个“挑战者”式中队和6个“布伦海姆”式中队。这2种飞机的性能不佳，在白天对敌空战都不得力，更甭说用于夜战了。而部署在伦敦附近的高射炮和探照灯等防空武器数量严重不足，其中重型高射炮只有92门。当时，整个英军防空部队中，射高为7,600多米的重型高射炮兵连只有32个，而射高为1,800多米的轻型高射炮兵连只有22个，探照灯连仅有14个，光柱只能照到3,600多米高。这些防空武器的威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偌大个城市的要求。更困难的是，一直在防空作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千里眼”雷达网，也爱莫能助。因为英国的雷达站主要部署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基本没有。敌机在内陆上空的活动情报应该靠遍布各处的对空观察哨提供，可是在夜间，所有对空观察哨只能望着黑洞洞的夜空，无能为力。防空陷入了很大的被动。夜间轰炸使德军轰炸取得了成功，德军轰炸机损失也明显降低。10月份被击落的仅为325架，远远低于8月份的662架和9月份的582架。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很快地吸取了教训，并调整了部署，加强了兵力。特别是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迅速地把高射炮从各那的城市抽了出来，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2天内增加了1倍多。为了振奋人心，首相丘吉尔还特意命令把几门高射炮配置到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内。在一些敌机可能入窜的重要地点上空例如泰晤士河口，升起了防空气球······此后伦敦防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每当德军飞机入侵，顿时整个城市响彻了刺耳的空袭警报。灯火管制使街区顿时变成一片黑暗，整个城市隐蔽在夜幕里。突然，为地面防空高射炮和战斗机搜寻目标的探照灯光束，像一把把锋利的宝剑向天空射去，在空中扫来扫去。整个天空又变得如同白昼，甚至比白天更为光亮耀眼。德军飞行员根本看不清下面的目标。当探照灯照亮夜空时，展现在伦敦市民眼前的是另一幅空中搏斗的舞台。数百门高射炮轰隆隆地对空齐射，从四面八方带着火光和怒吼，在天空编织出一张张红光闪烁的罗网。尽管有时高射炮夜间射击效果不很明显，但是那种震耳欲聋的炮声使居民们大为满意。个个无不欢欣鼓舞，感到对德国鬼子还击了。随着炮手们射击技术的熟练和提高，德军入侵飞机被击落数量大大增加了。有时高射炮队暂停射击，让皇家空军战斗机冲上夜空截击敌机。只见皇家空军的各种飞机冲入被探照灯光柱死死“咬”住的敌机群里，时而俯冲，时而拉升，一股股雾化尾迹在夜空狂奔飞舞，还不时从空中传来咚咚的射击声。偶尔，被高射炮或战斗机击中的德军飞机顿时化作火球，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从天而坠，爆炸声和冲天硝烟随之而起，把大地震得微微颤抖。时而一架又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火光划破夜空栽向地面，跳伞的飞行员在空中若明若暗，飘然而下。伦敦市民真是倍受鼓舞，欢呼雀跃。许多人情愿留在街上观战而不愿钻进防空洞······为了灭火，一个规模巨大、遍布整个伦敦的防火瞭望哨和消防队很快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瞭望哨都是自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太多了，而且每一个伦敦人部有强烈愿望轮流担当这一工作。不久，防火瞭望哨就成为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个阶层都起着鼓舞激励作用。妇女们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大家踊跃参加训练班，以便学会如何处理敌人的各种燃烧弹。人们虽然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瞭望的房顶上，除了一顶钢盔几乎什么也没有，可是他们仍坚守岗位。如果附近有燃烧弹落下，在瞭望哨的呐喊下，火势很快就会被扑灭，与此同时，在内政大臣莫时森先生倡导下，1,400个地方消防队合并成为全国1个消防总队。各地还建立了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民间防空队，进行战时的消防救护工作。勇敢的伦敦妇女还成立了“妇女防空志愿队”。“未爆炸弹清除队”更是可歌可泣。德军空军为了加强轰炸效果，从9月开始使用了一种新的炸弹-延时炸弹。这种炸弹长2.4米，重约1吨，落地后并不马上爆炸，何时爆炸由弹上延时控制，长短不等。英国民防部门称它为UXB，意为未爆炸弹。这种炸弹给城市生活制造了很多麻烦。人们当时还不能区分那些埋在土里的半截炸弹究竟是延时炸弹，还是不再能爆炸的普通臭弹。重要的交通枢纽，大段大段的铁路线，一条条的主要街道，常因此不得不一次次被迫中断；大片大片居民区、工厂不得不陷于瘫痪。为了对付这种延时炸弹，在丘吉尔的推动下，由金将军领导的英国皇家工程部队清除队诞生了。它的成员个个具有非凡的勇气，沉着冷静和坚忍不拔的品格。他们惟一的排弹工具就是一把卸下炸弹雷管的螺丝刀，一团从安全距离拉掉雷管的线和自己那双细心沉着的双手。“未爆炸弹清除队”的英勇事迹鼓舞着每一个伦敦市民。每当清除队涂有BDS的军车在大街上行驶时，居民们都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招手。消防警铃发出的尖叫声与队员们蔑视死神的果敢融为一体，令人肃然起敬。不久，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都成立了由民众志愿参加的清弹专业队或小组。他们有的经过了20、30甚至40次危险后就献出了生命，有的受伤致残。但是，其他的人们仍然一直活跃在清除炸弹的战场，从未畏惧。在德国空军狂轰滥炸英国各地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部队也奉命对德军实施空袭。 9月5日，英国轻型轰炸机攻击了德国在法国的2个墓地。9月7日夜里，英国皇家空军的重型轰炸机首次对德准备发动入侵的港口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皇家空军一个轰炸机飞行员战后写道：“当时的情景真壮观，令人惊叹不已！法国加来的码头燃起冲天大火，布洛涅的滨水区成为一片火海，火舌在风中跳动狂舞着······整个法国海岸像筑起一道火的屏障，只是偶尔被炸弹密集爆炸的闪光和燃烧弹呼啸乱舞的曳光打断。”皇家空军对从勒阿佛尔到安特卫普，从安特卫普到布伦的整个沿海各个港口的攻击，使拥塞在那里的德国船只遭到很大的损失。在敦刻尔克击沉击损84艘驳船；在瑟堡到登赫耳德，炸毁一座500吨的军火库，焚毁一所军粮仓库，炸沉许多轮船和鱼雷艇。从9月7日到10月12日希特勒宣市取消入侵为止，皇家空军共击沉击损德国运输舰21艘，驳船214艘，拖船5艘，汽艇3艘，这个数字约占德国入侵英国而集结的船只总数的12％。一般人很难想像，对集结在有高射炮和探照灯把守的现代港口深处的德国驳船和其他船只进行轰炸有多难。皇家空军与其说是“摧毁”德国的侵英作战准备，不如说是“骚扰”更贴切一些。然而，它沉重打击了德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之对仅有一峡之隔的英国望而却步了。皇家空军对德军的空袭极大地鼓舞了英国民众，整个英国都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皇家空军的尽心尽职而自豪和骄傲，特别是皇家空军攻击柏林和德国港口的消息，更使英国人民欣喜万分。德国空军轰炸英国时可以从法国等国基地起飞，距离大大缩短，而英国轰炸机飞抵柏林的距离是德国轰炸机飞抵伦敦的5倍，因而载弹量较少，况且遭到气候和防空炮火袭击的危险性更大。对柏林最猛烈的攻击是9月23日至24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派出119架惠特尼、威林顿斯和汉普登斯式轰炸机袭击柏林。其中84架飞机抵达目标区域，惟一最成功的轰炸是在夏洛腾堡，燃烧弹炸燃了一个煤气储存罐。可是也有许多炸弹没有爆炸，包括一枚投到希特勒官邸花园里的炸弹，它把希特勒的卫队吓得魂飞魄散，可最终却是有惊无险。这次轰炸死亡22个德国人。 9月16日，皇家空军的轰炸机空袭了正在进行大规模入侵演习的德国部队，使人员和登陆舰只遭受到惨重损失。运回柏林的被打死和烧伤的士兵整整装了2长列救护火车。结果，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许多地方都流传开这样的消息：德国人确已试图登陆，但是被英国人打退了······在德军还沉浸在失利的沉闷之中时，英国皇家空军借胜利的余威发起了攻击。 9月15日晚上，以及16日、17日，皇家空军轰炸机队大规模持续轰炸了准备发动入侵的德军停泊港，使德国海军遭到严重打击。从布洛涅到安特卫普的各港口内的船舶，遭到了猛烈轰炸。安特卫普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海军将领纷纷向元首报告所受损失。 9月17日，希特勒不得不同意海军参谋部的意见，认为英国皇家空军仍然没有被打垮，德国空军并没掌握英伦三岛的制空权。纳粹统帅不情愿但只能再次推迟登陆行动。戈林对这样的空袭行动也逐渐失去了兴趣；他将自己的指挥权暂时交给了加兰将军，自己则在法国游山玩水，收集名人字画和艺术品。戈林对艺术品的酷爱，到了近于疯狂的地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沦入戈林之手的艺术品的价值已高达数亿美元。德军占领区的艺术品商人们称戈林为“那个来自柏林的强盗”。而戈林本人却厚颜无耻地宣称：“我收藏的艺术品，都是用最合法的手段，最公平的价格获得的。”纳粹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施佩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对戈林这位国家第二号人物掠夺艺术品的行为，希特勒常常怀有愤恨之情，但从来不敢当面责问他。” 三、德国的忧虑德国空军9月15日受到的挫折，必然使他们对战役新阶段开始以来采用的战术方针产生了怀疑。9月7日以后，德国空军已经损失飞机200余架，其中半数以上为轰炸机。英国方面认为，有许多德机之所以被击落，是因为直接护航的战斗机的数量不足。而德国战斗机的飞行员却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对行动缓慢、载荷沉重而又飞得很高的轰炸机进行直接护航，是他们力所不逮的事。戈林曾经有一次问过德国空军第26轰炸机联队的联队长，怎样才能提高他获得成功的机会，回答是“我请求用“喷火＇式飞机装备我们的战斗机部队”。为了同他们的保护对象齐驱并进，护航战斗机不得不采用蛇形航线，因而要时时远离轰炸机，丧失了某些行动上的自由权。当有人问戈林他本人对此项争论将如何裁决的时候，戈林表示同意轰炸机人员的意见。 9月16日和17日，恶劣天气使德机未能对伦敦实施昼间轰炸，而希特勒也正是在17日下达了无限期推迟“海狮”作战的命令。姑且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从表面上看，至少说明德国空军没有能够完成任务。从此以后，德军最高统帅部放弃了通过昼间轰炸以获取迅速胜利的希望，而恢复采用通过夜间轰炸和海上封锁的方法以削弱英国的抵抗能力的方针。话虽如此，昼间空战并没有因此而宣告结束。直至10月份天气条件变坏以后，德国空军的活动强度开始大为降低。即使如此，每当天气条件较好时，仍继续对伦敦进行突击。在9月份的剩余日子里，每天都有轰炸机小编队突击伦敦，其中有几次对飞机工厂进行了大胆的突击。德国战斗机除了对较大的机群提供护航和掩护以外，还进行牵制性的游弋活动，有时还使用了战斗轰炸机。同德国空军领导人的做法一样，帕克也在9月15日以后利用时间对过去几天来的经验教训加以回顾。经常出现的一个缺点就是，奉命去共同执行任务的两个中队未能汇合在一起，原因之一就是有时给他们规定的汇合点的距离太远，在取得汇合以前就与德机遭遇上了。有时，进行牵制性游弋活动的德国战斗机几乎把英国空军第11大队的全部兵力都吸引住了。有时，对由两个中队组成的编队的调动不妥善，使之极易成为担任高空掩护的德国战斗机实施俯冲攻击的有利目标。为此，帕克通知大队和防空分区的控制员，以后必须做出专门的安排，使用成对的“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去对付在高空飞行的德国战斗机，而且要注意两个中队的汇合地点，不使他们有可能在爬高过程中受到德机的俯冲攻击。在已知有高空飞行的德国战斗机正在接近的情况下，必须在防空机场附近部署足够数量的成对的“飓风”式中队，而在外围机场待命的其他中队则必须严密注意尚未发现的德国机群的动向。第11大队在战役的这个阶段取得的经验就是，战斗的胜利不仅取决于能够及早出动足够数量的中队，还取决于对留在地面的那些中队做好战备安排，以便在关键性时刻有战术预备队可以出动。 1940年11月14日，英国军需工业基地考文垂的居民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劳动，大部分在吃晚饭。天高云淡，月色如洗，是一个静谧的夜晚。但愿敌机不要来，睡一个平安觉。7时，空袭警报长鸣。还来不及躲避，法西斯德国飞机已经进入城市上空。第一个目标-自来水厂。断了水，使你无法救人。继之袭击电厂、煤气厂、电话局、下水道和交通系统，使城市“血凝气绝”，一切陷于瘫痪。轰炸机一批又一批，如梭子织网，不放过城市任何一个角落。凛冽的冬风将燃烧弹的火球刮向四面八方，全城陷入火海之中，消防车开到街上，橡皮轮胎马上给地面余烬烧熔了，空着铁轱辘爬行。市中心14世纪所建的圣马可教堂，这个英格兰引以自豪的艺术瑰宝，被燃烧弹击中了，持续烧到午夜，教堂圆顶轰然坍陷，拱门倒塌，只剩下了四壁残墙和一个钟塔。从晚7时轮番轰炸到翌晨2时，共投下炸弹5万枚，其中燃烧弹3万枚，还有180枚由降落伞投下。德国飞行员在目击记中说，飞机飞离英国海岸（考文垂距岸180公里）时，还能看到考文垂的冲天火光，“这个城市肯定完蛋了”。考文垂确实接近“死亡”，市中心夷为平地，工厂破坏三分之一，军工生产瘫痪，市民被炸死584人，炸伤865人。由于考文垂还有生产能力，德国飞机又光顾了几次，到1941年4月的一次大轰炸为止，地面设施基本摧毁，5万所房屋化为灰烬，市中心原有3千所房屋仅存30所，25万人的繁荣城市成了“死城”。考文垂是英国遭受轰炸最惨重的城市，考文垂在英文中成了“极度毁灭”的同义词。英国首脑机关早已截获“月光奏鸣曲”的高度机密；后来还是让德国放手毁了考文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战初期，德国研制出名为“超级机密”的无线电编码译码机，作为德国统帅部同团以上指挥所直接联系的绝密通信工具。因其可靠，希特勒总是用它直接下达重大作战计划。英国情报机关千方百计弄到了一部“超级机密”，通过它截获了许多机密。例如1940年9月6日，希特勒将对英国本土大轰炸，英国获知后采取最佳防空方案，以少数飞机分路拦截，打乱其阵势，使其空袭目标大部流产。同年7月2日德国要实施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也因英国的事先防范而未得逞。英国通过“超级机密”截获了德国这一情报。但是，如何应付这次空袭，英国人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种方案是采取主动措施保卫考文垂，当时曾制订了一项代号为“冷冲”的行动计划，即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飞机，在一开始就挫败敌人的袭击。因为当时有足够的时间集中高射炮火、探照灯和烟幕防御设施，加强全城的救火和救护工作。用炮火和探照灯配合作战，至少可以迫使德国人在高空飞行或把他们驱离目标。然而，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使德国人怀疑自己的密码已被破译，英国人已经事先得到了空袭的警告。接着，德国人就会更换一种新的密码系统，而已被英国人掌握的“超级机密”也必将失去作用。因此，另一种方案就是让考文垂的防务措施保持原封不动，对空袭作出合乎常情的反应，也就是要忍痛割爱，用牺牲考文垂城来保住“超级机密”。面对这种困难的抉择，只有丘吉尔首相有权做出决定。他经过反复权衡，认识到“超级机密”的安全比一个重要工业城市的安全更为重要，因为“超级机密”在未来的战役中肯定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武器。为了全局利益，为了保证整个战争的胜利，只有牺牲考文垂来保住“超级机密”了，真是“弃卒保车”啊！希特勒见“月光奏鸣曲”成功，更加宠信“超级机密”，一直使用到大战结束为止。此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对德作战，盟军总反攻在诺曼底的登陆，都靠“超级机密”取得了尖端情报。四、看不见的“王牌战机” 在描写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的文章里，往往可以看到“超级机密”的词语，有关它的话题常常是躲躲闪闪，隐约其词，甚至自相矛盾。例如，有人讲，英国当时拥有一种名叫“巨象”的秘密武器，专门用来对付德军的一种“谜”。还有人说，这头“巨象”的真名叫“巨人”，德军的“谜”名曰“爱尼格玛”，是一种军用密码机。连严肃的史学家们也得不到多少真实的资料，英国学者温德博瑟写了本《超级机密》，法国专家贝特兰德出版的专著名曰《爱尼格玛-1939年到1945年这场战争里最大的谜》，当美国军事史学家多伊奇觉得这些书尚不足以披露真情时，曾于1970年只身闯进英国外交部，也只拿到了一纸空文，明明白白地写着：“文件到了2015年才能解密”。人们猜测，“巨人”或许就是一台最早的电子计算机。然而，它是英国的超级机密，英国情报部门甚至规定，在机密使命结束后30年内，任何人不得走露丝毫消息，否则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论处。于是，史学家们只得写下许多可能涉及到“巨人”的战争故事，这里不妨选取其中的一例。公元1940年，当德军铁流突破法国马奇诺防线，英国远征军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希特勒下令着手实施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行动，要求德国空军首先全歼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空军司令戈林看来，英军的飞机只剩下不到700架，而他仅轰炸机就有1,200架，加上攻击机强击机，德军飞机数量至少3倍于英军，而且飞行员大多是训练有素的“秃鹰军团”成员，英国佬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鹰日”战斗打响了。德国轰炸机乱轰轰升空，气势汹汹扑向英吉利海峡，攻击机偷偷跟进，准备袭击英军飞机。然而，狡猾的英国佬似乎总是事先就知道德军的行动，躲在半道上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德军损失惨重。9月15日，总攻打响，戈林让前线的飞机倾巢而出袭击伦敦，1,100架“蝗虫”遮天蔽日，还未飞出海峡，又遇英军截击，残酷的空战进行了整整一天，戈林的“秃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两天后，希特勒只得决定无限期推迟“海狮”行动，处于劣势的英国军队一举扭转了败局。在这次“海狮”行动中，对战局了如指掌的，不是戈林而是英国空军司令道丁。道丁上将手里真的拽着一张“王牌”，那就是布雷奇利庄园的“超级机密”。 1940年8月18日，天气转晴，是个有利于空袭的日子。一大早，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的中心监测室就做好了对付德军来袭的准备。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监测室就开始忙碌起来，“皇家空军妇女后援队”的成员根据海岸雷达站的报告，在大地图上及时移动飞机的标记。接着，在山顶、教堂塔楼等高地对空监视哨和皇家空军侦察机发现德机的报告也都频频传来。德国机群从法国升空并开始爬坡。道丁上将和他的指挥人员注视着那张大地图，暗暗思忖着皇家空军的战斗部署。其实，德国空军的飞机还没起飞，道丁上将就从德国人的密码电报中知道他们参战飞机的数量及其攻击目标了。道丁的情报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英国的“超级机密”。在伦敦郊外的一片绿树丛中，有一个神奇的庄园-布莱奇雷庄园。它是一幢维多利亚式建筑，优美的造型令人叹为观止。十分奇怪的是，在这座拔地而起、装饰华丽的大厦周围，还有不少小窝棚，看上去有些极不协调。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原来，这是英国密码破译机构的所在地。那些小窝棚是因为破译工作量增大，庄园的房间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员和设备而仓促盖起来的。在这片不起眼的居住区中，聚集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些人留着长发，衣冠不整，身着破破烂烂的花呢上衣，或是穿着皱皱巴巴的灯心绒裤，看上去行为有些古怪。他们之中有的是数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的是国际象棋大师和方格字迹填.写专家，也有的是电气工程师和无线电专家，更有银行职员和博物馆馆长。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除了在这里工作的人员以外，只有英国国家首脑人物和最上层的情报官员才能到这里来。至于其他的人，无论职务再高，也“谢绝入内”。这里工作人员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利用一种先进的机器，破译德军发出的密码电报。后来，从这里发出的情报一律使用一个代号-“超级机密”。“超级机密”便是来自布莱奇雷的情报。就是这个布莱奇雷庄园的“超级机密”，使皇家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大大受益，以致有人把“超级机密”视为英国看不见的“王牌战机”。 “超级机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大战开始的数年前纳粹使用的一种特殊密码说起。纳粹在获取德国政权后，使用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所有国家使用的新的军事密码，这种密码不是由数学家设计的、可以被其他数学家破译的密码，而是由一台机器编制的。这台机器被恰如其分地称作“谜”（译音为“埃尼格马”）。 1938年6月，英国情报6处的副处长孟席斯上校接到了他在东欧的一名特工人员吉布森少校的报告：一名拒绝说出自己真实姓名的波兰犹太人通过英国驻华沙使馆同吉布森接触，声称他曾在德国首都柏林制造“埃尼格马”机器的秘密工厂当过技术员和理论工程师。后来因为他是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现在，他提出可以凭记忆为英国制造一部最新式的军用“埃尼格马”密码机，他要求的报酬是：1万英镑，给他及其亲属发英国护照，并允许他们在法国居住。孟席斯上校接到这个情报后，向英国情报当局作了报告。后来经过1个月的调查和甄别，认为这个犹太人的话是可信的，因此决定答应他的条件。这个犹太人被秘密转送到法国。英国情报人员为他安排了一个十分秘密的居住地点，并为他的复制密码机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那人根据记忆，不久就复制出一台“埃尼格马”密码机。用英国密码分析局雇员的话来说，“那是一部完美的密码机，是仿制工程的一个奇迹”。仿制出来的“埃尼格马”密码机看上去很像一台老式办、公用打字机。它的前部有一个普通的键盘，但在上端真正打字机的字键敲打的地方，则是闪现微光的另一个字母的扁平面。当操纵者触动键盘上的某个键时，譬如字母“A”，另一个不同的字母，譬如“P”便闪现在机器上端。操作时，密码员按动字母“A”键，电路沿弯曲的复杂线路一连穿过4个转子，然后撞击反射器，再沿不同的线路返回穿过转子线路，机器上便闪现出“P”字母。转子线路异常复杂，当时有相当水平的技术人员也无法对之进行分析。此外，一个、几个或所有的转子可随时变换，电子线路也随之完全改变。机器前部还有一组插头，也可随意变换，以此再次改变各条线路。而改变转子或线路，就意味着产生一组组新的编码。按照这种方法译成密码的电文，发给拥有同样一台机器的电报员后，对方把机器的转子和插头调整到像“发送”机器一样的位置，他只要打出密码，上述发报过程即可颠倒过来，即按下键盘上的字母“P”，机器上部就可闪出原来的字母“A”，从而准确地还原电文。 “埃尼格马”密码机是德军情报人员的骄傲。德军最高统帅部通信总长费尔吉贝尔上校说：“这种密码机是绝对可靠的。由于使用时只需调节一下转子和插头，机器瞬间就可产生无数不同的密码，即使被敌方缴获，也无关紧要。” 对于破译人员来说，因为机器编码复杂，如果没有“埃尼格马”密码机，即使最出色的数学家也需进行很长时间研究才能破译。对于瞬息万变的战场来说，这种过时的情报的价值已大打折扣了。同时，“埃尼格马”密码机的调节程序十分复杂，并且经常变化。如果不了解变化无穷的调节程序，就是拿到机器也毫无用处。犹太人仿制的密码机，帮了英国人的大忙。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以后，即到了1939年夏季，德国人又制造出了更加先进和复杂的密码机。这样，英国的情报人员又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破解新的谜团。正当英国情报人员受到德国新密码机的困扰时，波兰军事情报部门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他们数年工作的破译成果，以及仿制的样机转让给了英军情报部门。为了对付来自德国的威胁，波兰情报部门很早就开始对纳粹密码机的研究工作了，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英国。波兰人转让给英国的除了有“埃尼格马”样机外，还有可以确定密钥设置、解开其密码的“博姆”机。波兰的“埃尼格马”样机和“博姆”机的图纸抵达英国不到一星期，德国军队便开过了波兰边界。消息传到布莱奇雷庄园，专家们默默无言。英国的情报专家诺克斯缓步走到窗前向外凝视着，他的双眼湿润，喃喃自语道：“波兰，就像一名武士倒下之前，将自己的利剑递给盟友，了不起啊！” 英国情报人员在富于创造性的波兰人奠定的基础之上，向德国情报机构的机密发起了最后冲刺。由于两个关键人物的出色表现，加快了解开纳粹谜团的步伐。这两个人一个是诺克斯，另一个是图林。诺克斯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父亲是曼彻斯特的主教，两个哥哥一个是罗马天主教高级教士，另一个是《笨拙》周刊的编辑。诺克斯本人是个数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进入英国海军部的密码分析局，同其他学者一道，成功地破译了几乎所有的德国当时的外交和军事密码。其中，德国三个字母的海军旗语密码，是他在一次洗澡时灵感偶发而破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留在了由英国外交部政府密码学校控制的密码分析局。几乎所有的英国密码破译人员都认为，诺克斯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密码专家，是少见的密码破译奇才。图林是诺克斯的助手，是一位身材矮胖结实的年轻人。图林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在上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数学天才，令校长和数学系的师生们十分惊叹。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经常有许多奇妙的设想和构思。他进入英国政府的密码学校后，专门从事这方面机械的研制工作。在这里，他的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经过诺克斯和图林的共同努力，一部“万能机器”研制成功了。这部两米多高，外形像一个老式钥匙孔的机器，实际上是一部最早的机械式数据处理机。使用它可以把“埃尼格马”的密码解密。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的输入和使用人员经验的积累，使用这种机器解密的效率越来越高。 1940年5月的一天，天空明净，阳光明媚。在大选中刚刚获胜不久的丘吉尔正在他的办公室忙碌着。这时，已经提升为情报6处处长的孟席斯走到首相的办公桌前。向他递交了一个纸条。丘吉尔接过纸条扫了一眼，只见上边写着有关德国空军人员的调动和驻丹麦德军的补给分配等详情。这份情报价值不大，丘吉尔看后随手将它扔到桌上。但是，当首相抬起头来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孟席斯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重新拿起情报仔细看着，抬头问道： “是它？“超级机密？？” 孟席斯微笑着站在那里，他什么话也没说。其实已无需回答什么了，他那一脸掩饰不住的喜悦早已说明了一切！这小小几张纸片的意义非同寻常，它们正是布莱奇雷经过几年努力破译的第一批“埃尼格马”密码情报。从这一天起，“超级机密”成为丘吉尔及盟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张王牌。战争期间，丘吉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求随时将最新的“超级机密”传送给他。 “超级机密”问世之时，也正是不列颠之战激烈进行之时。这次战役为它提供了施展威力的大舞台。当时。正在英格兰上空与德军奋战的皇家空军并不知道，“超级机密”就像一只无形的巨大手臂支撑着他们。常常是戈林刚刚下达命令，布莱奇雷便立刻截获并将其解密，传到道丁的战斗机指挥部。这样，在德国战机从法国基地起飞之前，英国空军指挥官就可以知道起飞飞机的数量和要轰炸的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 1940年9月15日，布莱奇雷再次破获德军企图在当日白天大规模轰炸伦敦的情报。丘吉尔正是看到这份情报后，对伦敦的防御放心不下，才亲自到第11航空大队指挥部观战的。也正是根据这份情报，皇家空军调集优势力量，进行充分准备，才获得了“不列颠战役日”的大胜。战后有人说，英国是在“超级机密”的帮助下，实现了不列颠之战的这一重大转折，导致希特勒放弃了“海狮计划”。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级机密”是英国一个最机密、最重要、最可靠的情报来源。为了保住这一情报渠道的安全，英国情报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布莱奇雷庄园是绝对机密的地方，除了战时内阁和军方少数几个决策人物外，无人了解其中的内幕。战时内阁明确规定，“超级机密”情报只能口头向英军作战的指挥员传达，不得以任何文字方式出现在战场上，以防止德军缴获“超级机密”文件。除少数几个高级将领外，其他指挥官都不知道战争情报的来源，他们只是知道这是绝对可靠的情报。为了防止德军可能从英国对抗措施的有效程度上推断其密码已被破译，所有“超级机密”情报都伪装成来自其他渠道，如间谍、德国的叛徒、缴获的德军文件、纳粹人员的疏忽失密等。在布莱奇雷庄园的数百名专家，是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他们当中几乎没有职业军人，对军衔、职称和权力也很陌生。但是，他们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凭着对纳粹暴行的痛恨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不仅在战时，甚至在战后30年中也未曾泄露一丝一毫有关“超级机密”的内幕。正如首相丘吉尔称赞的，他们是“下金蛋的鹅，从不咯咯地叫”。直到英国政府宣布“超级机密”保密期结束，他们才和人们讲起自己当年的事情。五、不倒的伦敦人从9月7日德军开始轰炸伦敦以来，伦敦城每天夜里都要受到德军轰炸机大编队的空袭，每天出动的飞机架数多在百架以上。连日的轰炸给伦敦带来了巨大灾难。有时，一夜之间就有一二万人因房屋被炸或烧毁，变成无家可归的人。有时，住着许多残肢断臂伤员的医院突然遭到德军的轰炸，无力逃走的伤员只得置身烈火之中。供水、供电、交通系统经常被炸得瘫痪，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在遭到轰炸最严重的东区，状况最为恶劣。伦敦西区是轰炸较轻的地区。在那里，人们照样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分子在他们5月间一遭到严重的空袭就怕得要死，喊叫连天的情况相比，西区伦敦人的表现显得勇敢、坚强。在空袭最激烈的第一周的夜里，由于英国防空火力很弱，无法对付敌人的狂轰滥炸，居民们只得呆在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但一到白天，他们仍然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去工作单位。伦敦全城都能看到这种招牌：“照常营业”。谁都知道，为了更有力地抗击纳粹德国，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停工的。经过多日轰炸，伦敦变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城市，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刺鼻的焦糊味。不同的社会实践能够培养出不同的人才。为了抢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才，即“嗅人者”。这些“嗅人者”能够通过气味判断某座建筑下面是否埋着受害者以及此人是死还是活。一旦德国空军炸毁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救援队就马上开始挖废墟里被埋的幸存者。他们不时地停下来听听下面有什么动静。如果什么动静也没有，就请“嗅人者”来帮忙。这些“嗅人者”像经过专门训练的警犬一样，在瓦砾中闻着气味，全然不顾煤气、废水和烟雾的呛人味道。“嗅人者”能够闻到哪里有人血，而且能闻出这些血是凝固的还是流动的。有时他们会说：“别费劲了。血不流了，是死的。”有时则说：“下面的血是新鲜的，还在流。”这时救援人员就会接着挖下去，结果总能挖出还活着的受害者。德国空军在轰炸中使用了一种叫降落伞雷的可怕武器。这种降落伞雷脱胎于德国海军在战争初期用来对付盟军船只的磁性雷，它有两米多长，直径为0.7米，内部装满了烈性炸药，重达两吨半，由一个降落伞从高空静悄悄地慢慢送下来。当它爆炸时，方圆1公里之内的整个地区都能感到它的威力。在伦敦西区的波特兰，一只降落伞雷炸掉了英国广播公司大厦的整个一边侧翼，摧毁了一家旅店，并使周围的地区受到了破坏。这种雷还炸毁了英国首都其他的广大地区。其中有一些雷没有爆炸，这样英国人就要面对将它们的雷管拆除的这种技术上的可怕挑战。起初，只有少数海军方面的人进行这项工作，他们都是在海上对付磁性雷的专家。后来，随着德军使用这种武器的增多，一个迅速受过训练的小型专家团组成了，由他们负责排雷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这些技术专家两个人一组工作，他们惟一的器材就是卸雷管的螺丝刀、一团从安全距离拉掉雷管的线和一双沉着细心的手。当一个人拆雷时，另一个人则把耳朵贴在雷上精心地听着。据排雷专家说：“对付这种雷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一直听仔细了，如果听到“嗤嗤”的声音，就要拼命跑开，此时顶多只有15秒钟的时间，磁性雷就会爆炸。” 使这项工作雪上加霜的是，未爆炸的磁性雷并不是全部落到地上或废墟里。有一颗雷的降落伞被可怕地挂在了伦敦东区最大的煤气储存罐上，在拆除这只雷时它还在风中晃来晃去；还有一颗落在了横跨泰晤士河的亨格福德大桥的电气火车线路上，虽然电气火车铁路把它吸到了铁轨上，但它仍未爆炸。更为严重的是，德国人还在这些雷里装上了饵雷，即在主雷管下面放上了一只连锁雷管，如果排主雷管的人不是最熟练最懂行的人，那根连锁雷管就会引爆。但是，无论困难有多大，排雷专家们都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将大多数雷-排除。当然，伤亡的事情也经常发生。一夜连一夜的如雨般轰炸，再加上那些新式的致命武器，使绝大多数市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感情色彩。一个叫做“大众研究”的研究机构专门收集公众舆论，它让它的成员每周交一份有关他们自己以及邻居的感受、对话和活动的报告。绝大多数人说他们害怕那些噪音，害怕被炸弹炸死。但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人又说他们不怕死，只要是一下子直接被打死。还有一些喜欢在空袭时逛大街的人，飞机的隆隆声、炸弹的爆炸声、高射炮的轰击声能使他们感到刺激。伦敦人莫尔说：“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你可以看到大火和炸弹在建筑物上炸出裂口，还有变形的电车轨道和头顶上乱作一团的电线。我觉得这些让人兴奋不已，而我则在不知疲倦地画草图。” 丘吉尔也是一位爱在炸弹开始落下来时走出白厅的地下防空洞到大街上来的人。为了首相的安全，身边的人试图阻止他这样做。丘吉尔的侍从把丘吉尔的鞋子藏了起来，想以此阻止他外出。但是每次丘吉尔总是十分生气地命令他把鞋交出来。 “我要让你知道，”丘吉尔喊声如雷，“从我小时候起，当我想去格林公园散步时，我的保姆就从来没能阻止过我。而现在我是大人，希特勒也别想阻止我。” 伦敦的夜晚，灯光还是光明的；繁忙的街道上，公共汽车和地铁仍在穿梭行驶；秋日的公园里，仍然是草青树绿、百花怒放；特拉法加广场上，军乐队仍在举行音乐会。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丘吉尔正在他的办公室阅读战斗机指挥部刚刚送来的战报，忽然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他立即驱车前往察看。自从德军空袭伦敦以来，丘吉尔常常到被炸的地方察看情况，安抚市民。来到现场后，丘吉尔看到，一颗重型炸弹炸毁了一大片住宅，在瓦砾堆中，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每面国旗都代表着一个不屈的伦敦人的生命。这国旗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战争胜利的希望。看到首相来了，居民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围聚在丘吉尔身边，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战时政府的拥护和奋斗到底的决心。丘吉尔流泪了，他很少流泪！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有了这样的人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丘吉尔在群众簇拥下，进入被炸毁的居民区巡视。他来到一个巨大弹坑边缘翘立着的简陋家庭防空掩体，住在这里的主人迎了出来。一个年轻男子，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站在被炸歪的防空掩体的入口处。丘吉尔看到，他们虽然没有受伤，但受到了惊吓。丘吉尔还看到，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被炸成了一堆瓦砾，饭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满面泪痕。看到这番情景，丘吉尔心里很不好受。这些居民的家在哪里呢？他们以后怎么生活呢？一回到办公室，丘吉尔便紧急召见财政大臣，与他商量后，拿出了一项提交议会讨论的方案：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一周之后，政府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对动员全民抗击德军的空袭起了重要作用。就是在德军轰炸最猛烈的时刻，英国政府与议会仍然留在伦敦。市政厅被毁于大火和炸弹，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屡遭敌机轰炸，白厅周围的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有的燃起了大火，有的倒塌。政府各部门就在防空洞、地下掩蔽部、附近的建筑物里办公。有一颗炸弹击中了白金汉宫，国王乔治六世、王后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公主当时正住在那里，炸弹在场院爆炸，皇家成员死里逃生。当丘吉尔知道这个消息后指示说：“立刻把这条消息传出去！让伦敦的穷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国王和王后正在和他们一起共患难！” 这一切有力地鼓舞了伦敦人民的斗志！当然，并不是人人都是勇敢的。有些人真的被空袭吓住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依然不愿逃离这座城市，不愿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留在那里工作着、忍受着。物理学家兼作家的C.P.斯诺后来承认：“当炸弹开始落在伦敦时，我发现自己没有一般人那么勇敢。这个发现使我感到羞愧。我只能表面上装装样子，但我害怕夜晚的到来。我很羡慕那么多勇敢的市民，例如我的房东太太。她是一个没有什么美德的邋遢女人，但她却勇如雄狮。办公室的同事们也是如此，还有我在小酒馆里遇到的那些人以及我的绝大部分朋友。这使我更难受了。” 12月29日，德国空军似乎要强调一下他们在新年里也不会放松对英国的压力。于是，他们对伦敦发动了一次最猛烈最成功的袭击。德军轰炸机这次集中进攻的目标是伦敦市中心。在这个首都古老的心脏地区，有许多古代教堂，还有英国银行这种著名景点。这是一个安静的周日夜晚，又是在圣诞节期间。德军的进攻时正好选择在英军防守空虚的时候。总共有244架德国轰炸机扔下了雨点般的燃烧弹。木质结构的屋顶顿时着了火，熊熊燃烧的残梁断柱东倒西歪地垮在了那些狭窄弯曲的街道上。救火车很快就开过来了，但是火势蔓延的速度太快了，要扑灭它需要大量的水。而那年秋季本来就干旱少雨，泰晤士河的水位太低，救火车很快就抽干了岸边的河水，流出来的只是一些稀稀拉拉的泥汤。成百幢易遭破坏的建筑和教堂被化为灰烬。在市中心所有的礼拜堂中，只有圣保罗教堂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是古老的伦敦市中心在历史上第二次被一场大火烧毁。第一次是在二百多年前的1666年。对于由于疏忽大意而带来的损失，丘吉尔十分生气。12月30日，丘吉尔召集内阁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气冲冲地喊道：“这种事决不能重演！” 首都最受人喜欢的地区被毁，也使英国人民怒火满腔。一位妇女在日记中写道：“这太可怕了，只是由于人们对明摆在眼前的危险疏忽大意，就造成了上千万英镑的重大损失，使成百上千名勇敢的人们去冒险，直至牺牲······难道我们是一个白痴的国度吗？” 英国人是带着伦敦市中心仍在燃烧的废墟迎接新年的。但是，现在他们更多的是感到愤怒，而不是惊恐和怨恨。在战争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炸弹，还会有更多的对勇气和韧性的考验。然而，英国人民已经万众一心了。就像丘吉尔所讲的那样： “那是英国人、尤其是地灵人杰的伦敦人最为光彩的时候。无论是不苟言笑还是快活开朗的人，也无论是固执呆板还是善于变通的人，他们都以一种不屈的民族骨气，适应了那种陌生的充满恐怖、充满动荡的新生活。” 六、最后的轰炸进入1941年后，老天爷似乎有意在帮助英国人。在1月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伦敦的上空布满着乌云，轰炸无法进行，因此德军不得不大大减少轰炸的次数。轰炸间隔的不断延长，使英国人有了喘息的机会。但由于几个月来的空中封锁，伦敦的供应每况愈下。黄油、食用油、肉类、鸡蛋和茶叶都要严格按配额供应。供应给一般家庭的肉只够每周吃一次。茶叶的短缺尤为严重。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大多数英国人极想吃到水果或罐头食品，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凭定额能买到的油腻食物中多一点花样。伦敦有一位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妇女在日记中写道：“我太想吃水果了，可一点也买不到，我出去时下定了决心，如果必要的话，苹果一先令一镑也要买下来，但是令我感到可怕的是，在诺丁山的商店里无论什么价格，一个苹果也没有。一个个橱窗里似乎全都是萝卜······我的朋友布克先生一生讨厌洋葱，但他现在却说，如果我们还能再吃到洋葱的话，他会大吃一顿的。我看等到战争结束，我们都会抢着猛吃洋葱。” 一般市民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桔子和香蕉了。汉普斯特德一位有钱的妇女开了一天车回家后，看见了女仆买完东西后留下的字条：“亲爱的夫人，没有蜂蜜，没有淡色葡萄干、无核葡萄干或紫色葡萄干，没有什锦水果、没有糖或糖精，没有实心面，没有洋苏叶，没有鲜鱼、鳟鱼和西鲱（熏制和不熏的都没有），没有火柴，没有引火木，没有肥肉和油，没有芹菜或番茄汁罐头，也没有大马哈鱼罐头。我几乎什么也没有买到。” 不仅生活物资供应困难，而且各种生活服务设施遭到很大破坏，没有供暖，供电经常中断，夜间还要实行灯火管制，到处是断壁残垣和堆积如山的垃圾。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艰苦生活，使英国人开始厌倦了。一位妇女写道：“我们生活在垃圾堆里，大家的脾气都很大。我简直怀念起那些猛烈的空袭了。” 这种厌倦战争的情绪是十分危险的，它很容易导致战斗意志的松懈。丘吉尔及时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怎么来改变人们的这种情绪呢？丘吉尔认为，英国人目前所需要的不是鼓励，也不是抚慰，而是严重的敌情刺激，是给英国人猛击一拳。于是，2月9日，丘吉尔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警告说，希特勒终于又在计划入侵英国了，他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动入侵。丘吉尔危言耸听地说，与去年秋季的进攻相比，“目前的这次入侵将有更精良的登陆装备和其他设施作后盾。 “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常备不懈地用我们熟练的本领对付毒气进攻、伞兵进攻和滑翔机进攻······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希特勒必然会运用一切手段摧毁英国，每一个英国人都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万不可松懈斗志。” 实际上，丘吉尔自己也知道，他对他的人民所说的完全是一派胡言。他通过“超级机密”和其他情报渠道，清楚地知道希特勒已放弃了从海上入侵英国的念头。他所以要重提入侵的威胁，只是想以此给正在垮掉的英国人民打打气。事实上，丘吉尔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海峡的另一边，戈林和他的将领们正在计划着新的空中进攻行动。 1941年2月，帝国元帅戈林带了一大批随行人员抵达巴黎，目的是与凯塞林和斯比埃尔这两位陆军元帅讨论今后对英国空战的方案。在一种既招摇过市，又警戒森严的气氛中，会议在法国外交部所在地具有历史意义的钟表大厅内举行。戈林像往常一样，认为德国空军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对这一点表示不满，并且用极为激烈的言词训斥了空军两个军团的指挥官和士兵。两位陆军元帅怀着对戈林的应有尊敬，试图反驳这些指责，并力图使空军总司令相信战斗之激烈，以及交给他们军团的任务之艰巨。而戈林对他们的申辩却丝毫听不进去。在火气平息之后，他们共同制定了新的轰炸计划。猛烈的空袭又开始了。这次德国轰炸机的重点是要切断英国生死攸关的海上供给线。在3月中旬连续两个晚上的空袭中，位于克莱德河岸格拉斯哥下游的造船城市克莱德班克被炸弹夷为平地。这个市的1.2万幢房屋除了7幢之外全部被毁，居民不得不逃往附近的沼泽地。布里斯托尔、加的夫、朴次茅斯和南安普敦都遭到反复袭击。而另一个港口城市普利茅斯所遭受的袭击次数之多、程度之猛烈大大超过以往，结果许多房屋都不止被炸过一次。 3月19日，伦敦遭到了损失极为严重的一次袭击，一共有750名市民丧生。炸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赫尔、纽卡斯尔、贝尔法斯特、利物浦和诺丁汉，使这些地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4月份的后半个月里，德国对英国的空袭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考文垂、布里斯托尔、贝尔法斯特、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都受到了猛烈的袭击。伦敦两次被袭，每次扔下的炸弹重量都比以前多，在这两次夜间的空袭中，有2000多人丧生，14.8万幢房屋被破坏或摧毁。连续进行的大规模空袭，引起了英国民众的担心，他们普遍认为德国从海上全面入侵英国迫在眉睫。英国人没有猜错，这些大规模空袭的确是入侵的前奏曲，但入侵的目标不是英伦之岛，而是从陆地和空中对苏联的全面入侵。 5月初，戈林的总部发出了秘密命令，指示一直在进攻英国的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主力部队准备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去，为“巴巴罗萨”行动做准备。“巴巴罗萨”是全面进攻苏联的行动代号。然而，就在德国空军的飞行员打点行装、离开法国和北欧国家之前，他们接到了对英国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的命令。希特勒和戈林作出这一决定，一方面是为了声东击西，更好地隐蔽对苏联的全面入侵行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英国人以最有力的警告。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皇家空军一直在袭击德国的城市，而且还轰炸过几次柏林。1941年5月初，皇家空军对柏林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且还袭击了汉堡、不来梅和埃姆登。纳粹的最高统帅部担心德国空军的主力在俄国作战时，英国人会加强对德国的袭击，因此想通过这次空前的轰炸让英国人知道，如果敢对德国胆大妄为，他们必将招致无情的报复。对这次进攻最为热心的一个支持者是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他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徒，在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曾任德国驻伦敦的大使。他在每年向国王乔治六世递交国书时，坚持行纳粹军礼并高呼“希特勒万岁”，因此受到了英国人民的痛恨。他在与英国政府和人民的所有交往中，都表现得像一个不可一世的恶霸，而英国人反过来则从不放过指责奚落他的机会。所以。里宾特洛甫比任何德国人都憎恨英国政府和人民，他把这场战争看成是报私仇的行动。 5月10日上午，里宾特洛甫在他的办公室以阴险的口气对他的助手说，元首已同意德国空军在撤回东部之前再对英国进行一次最后的打击，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轰炸，将是这次战争中最猛烈的一次。飞行员只有一个目标，”里宾特洛甫容光焕发，暗淡的眼睛露出凶光，歇斯底里地喊道，“伦敦！伦敦！伦敦！” 德国人把伦敦划分成三个轰炸区。在约翰内斯，芬克上校领导的轰炸机第2师将从法国北部康布雷附近的机场起飞，飞往伦敦东部。施塔尔上校的轰炸机第53师将从里尔区出发进攻伦敦的中部，而约希姆手下的轰炸机第4师将在荷兰的乌得勒支附近的索伊斯特堡集合，然后飞往伦敦南部和西部。除了进攻某些战术战略目标之外，他们还奉命摧毁英国首都历史悠久的中心地区。参加这次进攻的有一个飞行员是25岁的奥地利中尉冯·西伯，他给自己选了一个目标-白金汉宫。后来他得到通知，这座宫殿已不在轰炸范围之外了。他完全可以尽全力对它实施攻击，第一个击中它的人将荣获骑士十字勋章，而且戈林将亲自为他佩戴。 5月10日下午，英国皇家空军指挥部、各高射炮兵部队、城市救援和消防系统等都接到了德军将进行大规模空袭的预报。这是“超级机密”的功劳。在伦敦的消防局总部里，副局长杰克逊接到这个消息后预感到会有不同寻常的情况发生。他知道，今晚将是满月，而德国人喜欢在有月光的夜晚进攻，因为月光更便于他们的炮手看清向他们进攻的英国战斗机。杰克逊按下对讲机的一个按钮说道：“所有的水泵今晚全部进入伦敦。我还要再加1000部。全体人员都要守候在旁边，不许请假。有紧急情况。” 与此同时，在皇家空军的各战斗机基地，飞机已加满油、装满弹，地勤人员做好了各项技术检查，飞行员高度警惕地在休息室等候着。在伦敦城的所有高炮阵地上，数量充足的炮弹被擦得锃亮，黑洞洞的炮口直指天空。当晚10时15分，在本特利修道院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里，道丁的助手怀特告诉这位空军司令已发出了预备警报，敌机正向这边飞来。道丁果断地命令：夜航战斗机全部起飞。 11点时，空袭警报响彻伦敦上空。 11时30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对英国首都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了。一共有507架德国飞机参加了这次轰炸，它们在伦敦扔下了总重量为708吨的炸弹，而且全是致命的燃烧弹、烈性炸药弹和降落伞雷。所有的高炮一齐开火，伦敦防空部队以大面积火力阻击网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一位亲临其境的德国飞行员说：“现在你在伦敦上面飞时都用不着戴手套，他们的高射炮就能让你的手感到暖和。” 转眼之间，皇家空军的夜航战斗机就击落了7架德国飞机。这7架飞机中的一架，正是25岁的奥地利中尉冯·西伯驾驶的，他永远也无法实现他炸毁白金汉宫的美梦了。他本人也在跳伞着陆后做了英国人的俘虏。密集的防空炮火使德国轰炸机飞得很高，这样它们就无法瞄准预定的攻击目标。但这也无妨，它们可以把炸弹随便扔在这个首都的什么地方。而对于人口稠密的英国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伦敦来说，无论炸弹掉到市区的什么地方，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破坏。这一次德国人轰炸的不仅是伦敦东区和市中心区，他们几乎在这个城市的每个区域都扔下了燃烧炸弹，冲天大火到处熊熊燃烧起来。副消防局长杰克逊的猜测是正确的，他召来的所有救火车和消防人员加起来都对付不了这场大火。而且，即使有更多的人和消防车。也没有足够的水。伦敦消防局的一位分区长官布莱克斯通回忆说：“炸弹开始落下来了，有很多很多，这可比我们以前看到的要厉害。一开始是消防队员和救火车不够用，后来虽然来了很多的消防队员和救火车，但是就是没有水。这样，我们不得不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控制住火势，因此造成了很大损失。” 布莱克斯通驱车前往泰晤士河，这时他看到，大火已蔓延到了纽文顿堤道和纽文顿巴茨以及新肯特路。突然，一颗烈性炸弹落到了一辆救火车上，车被炸毁，有5名队员被炸死。他们躺在血泊之中，尸体一半在水槽里，一半在救火车上。看到这种惨景，布莱克斯通厉声喊道：“把这些人抬走！” 这时，立即过来几个消防队员，把尸体抬到附近的斯奇普顿街，用帆布盖好。烈性炸弹还在不停地往下落，不断有消防队员丧生或负伤。一串炸弹落在了斯珀吉翁礼拜堂附近，在一群消防队员中爆炸。布莱克斯通回忆当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时说：“顿时，在我的眼里，似乎到处都是穿着蓝制服、脚穿防火靴的人。我们把死去的和受伤的人分开来，结果发现又有5人丧生。而那些受了伤还活着的人急需救护车。救火队员没有无线电设备，所以我们只好打电话求援。我们试遍了所有的电话亭以及四周建筑中的每一部电话，没有一条线路是通的。大家感到与外界隔离了-我们处在一个通讯全被切断的伟大城市的中心。最后，只好派一个骑兵通信员送信给总部，请求派救护车来。” 伦敦的许多建筑物在燃烧，整个夜空被大火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据报告，当天晚上发生了2200次火灾。有7处最大的火灾每处都烧掉了方圆一英亩的许多建筑。火势最大时，伦敦大约有700英亩的地方在同时燃烧。国会大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英国博物馆都遭到了轰炸。一共有7颗烈性炸弹炸开了国会下院，楼上的走廊被炸塌，议员们坐的绿色皮面长凳和发言人座的椅子全部被烧毁。一颗炸弹击中了议院塔上的钟楼，大木钟被烧黑，上面有许多斑痕。但是这座古老的大钟主体结构没有被破坏，那著名的钟声一响也没有漏掉。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里，位于这个建筑中心的天窗上的屋顶被燃烧弹烧着了，屋顶砸在唱诗台和礼拜堂上。威斯敏斯特大厅著名的橡木屋顶也被炸弹炸穿，曾经培养出琼森、德赖登、雷恩、本瑟姆和索锡的威斯敏斯特公学院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英国中世纪杰出的建筑样板--威斯敏斯特的主教宅邸也被摧毁。英国博物馆的绝大多数珍藏已被转移，但是燃烧弹烧坏了图书收藏室，博物馆的埃及展厅也几乎全部被毁。伦敦市中心区的所有教堂不是受到严重破坏就是被彻底摧毁。在河滨马路，伦敦最古老、最受人喜欢的一个教堂，圣克莱门特·戴恩斯教堂只剩下一片冒着细烟的废墟。那些多少年来一直响着一支古老儿歌的旋律的大铃铛-“桔子和柠檬说着圣克莱门特的铃铛”-在教堂垮掉时被摔碎了。一共有5家医院被破坏，被破坏最严重的一所已经完全成了一片废墟。有一个地铁站被火包围了，有人决定撤离那个地铁站，于是下面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都跑到起火的地区来了。他们踉踉跄跄地跑过来，母亲或祖母们或抱着孩子，或拖着跟在身后尖叫着的儿童。大火的灼热使他们发出惊恐的喊叫。根据最后的统计，在这次空袭中，有1436名伦敦人丧生，大约有1800人受重伤。在幸存者看来，这几乎已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看见心爱的首都被毁，四周都是瓦砾废墟、倒塌的建筑和烧焦的名胜，一种可怕的绝望油然而生。在后来的许多天里，很多伦敦人走路时仍是一副半梦半醒的茫然样子，他们害怕还会有新的磨难。他们中的不少人恐怖地认为，这次大空袭将有可能是一场更猛烈空袭的开端。一位驻伦敦的美国记者，《芝加哥论坛报》的拉里·鲁说：“我第一次开始感到担心，我开始认识到5月10日的空袭给伦敦人的生活造成了多么深刻的震动和撞击。” 一位伦敦妇女在日记中写道：“刚听说威斯敏斯特大厅昨晚被炸，还有修道院和国会大厦。他们把屋顶救出来了一部分，但有一部分已经烧掉。修道院的天窗被毁。他们原以为大木钟也倒了。对这些灾难我说不出话来。我想我们一定是犯了什么严重的罪过才要我们做出这样的牺牲······肯定还会有破坏，听到敌人的珍贵东西也像这样被化为废墟我也不会得到什么满足。我不希望这样。” 另一位妇女写道：“我记得我的朋友玛丽跟我说，当她第一次被炸出她的房间，失去了所有的衣服和财产时-这是她第三次被炸出来了，她就对自己的东西完全不在乎了。灾难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无所谓了，上帝会为被剃掉羊毛的羊羔挡住寒风，不幸也有好处。” 在5月10日以后的几周内，伦敦人没有受到新的轰炸。虽然丘吉尔和他的精英们通过“超级机密”已经知道德军不再向英国进行大规模空袭，但他们没有告诉英国人民。所以，伦敦市民们仍然整日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大规模入侵苏联。消息传来，许多英国人为苏联人感到难过。但也有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兴高采烈。伦敦《晚报新闻》的通栏大标题写道：“现在轮到莫斯科了。”伦敦人评论说：“现在我们要看看他们怎么办。” 对于多数英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他们所以兴高采烈是因为他们认为对英国的大规模轰炸结束了，德国从海上全面入侵英国几乎不可能了。 “我们胜利了！”英国人民奔走相告，语调里充满了骄傲，也有几分惊奇。这胜利来之不易，他是用英国人民的勇气、智慧、毅力、苦难和鲜血凝成的！在这胜利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国皇家空军艰苦卓绝的战斗！ “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飞行员）对这么多的人（英国民众）作过这么大的员献！” 这是丘吉尔在下院的一次演讲中对皇家空军作出的高度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空战结束了。德国发动战役的目的是彻底征服英国，为主宰整个欧洲扫除障碍，但它的目的没能实现，英国从此则成为欧洲抵抗运动和盟国反攻欧洲的基地。不列颠空战，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失败的战役。七、原始电子战对于德国空军为何败在了英国皇家空军的手下，德国人贝克尔这样认为的：德国轰炸机在这次作战中显得太轻，太不结实，防御火力太弱，航程太短，载弹量太小。德国战斗机的数量太少，而且航程太短，担负不了为轰炸机护航和与敌机进行自由空战的双重任务；戈林和空军总司令部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攻击目标，造成兵力分散，没有对重点目标实施连续不断的攻击；空袭，特别是夜间空袭的效果被大大地夸张了，使决策人不能正确判断敌人的真正实力。一再低估了皇家空军的力量，多次做出错误决策；英国雷达网遍布各地，可以事先知道德方的一切攻击活动，使德军的偷袭几乎无法成功；英国战斗机的损失率尽管较高，但由于大大加快了战斗机的生产（生产速度是德国的两倍以上），始终保持了较多的数量。贝克尔所列举的这些原因，无疑都是客观的。但是，这些绝不是德军失败的全部原因。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若干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失道寡助；英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皇家空军指挥有方，作战勇敢；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在军事技术上所占有的巨大优势。对其夺取不列颠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战争的历史一次再一次证明。军事技术的对抗，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重大影响。20世纪初，当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人痛尝了军事技术落后的苦果。在1940年不列颠战役打响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人类战争史上科技界最先进的航空技术和航海技术，而且还有战争中运用了雷达技术、电子对抗技术和密码破译技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而恰恰是在这些先进技术领域，英国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头。不列颠战役开始后不久，一些德国飞行员遇到一种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当时德国飞机还没有独立的机载导航设备，主要靠地面无线电定向信标导航，在过去他们根据地面提供的无线电信号对目标进行轰炸，命中率是比较高的。可是后来，他们仍然是根据地面指令飞行和轰炸，绝大多数的炸弹却不能命中目标，而且多数投在了荒山旷野。这是什么原因呢？直到吃了很大的亏以后德国人才搞清楚。原来，英国研制出了一系列的“梅康”电台，用于截获德军电台发出的信号，然后加以放大再发射出去，把德国飞机引入歧途。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电子干扰，也是最原始的电子战。找到原因后，德国对其无线电设备进行改进，又研究出一种新的无线电射束，能够相当准确地把轰炸机引向目标上空。英国通过先进的无线电侦测手段截获了德军的无线电波，并建立起一些干扰电台，利用“分裂射束”法干扰德军的无线电射束，使德军飞机投掷的炸弹纷纷偏离目标。同时，由于信号受到干扰，给德军飞行员造成很大错觉。他们不是提前，就是漫无边际地乱投炸弹。一名德国轰炸机飞行员在空中来回折腾了几圈，弄得晕头转向，竟误把英国的一个机场当作法国基地降落下来，稀里糊涂地当了英国人的俘虏。在轰炸伦敦时，为了使飞机在夜间能够准确地投弹，德国研制了一种名叫“罗圈腿”的巧妙的无线电导航系统，安装在飞机上。有了这种系统，飞行员在飞机上可以从耳机里收到不断发出嗡嗡声的电波，这种声音是从法国沿岸的无线电发射塔发出的给飞行员导航的电波。如果飞机偏离了航线，飞行员就会听到一系列的短音和长音，从而使其可以根据这些声音修正航向。当飞机即将到达预定的目标时，另外一种频率不同的电波就会与第一种电波混在一起，使飞行员听到一种新的声音，此时飞行员便知道将要到达目标了。再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后，飞机就会到达目标，飞行员便投下炸弹。这种“罗圈腿”系统的准确度在2.6平方公里之内。当英国人得知德国的这种“罗圈腿”系统后，立即召集自己的科学专家研究对策。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名叫皇家空军第80号大队。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了。一架架的飞机被派上天空去跟踪测定德国空军的电波系统，技术专家爬上英国南部沿岸100多米高的雷达塔上，在上面安装了临时的无线电接收器。监听“罗圈腿”系统的信号，确定电波的发射来源和频率。这些专家们犹如一个电子发明库，很快就研究出了能够有效对付德国人的手段，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首先使用的是能够发射高频电波的医用透热器。这些透热器安装在目标地区各处的警察局和流动车里，当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报告说有敌机飞来时，这些透热器就全部打开。它们所发出的信号声音压过了敌人的信号、使德国飞行员无法听到“罗圈腿”系统的电波声。不久，英国人又找到了更成熟的办法去干扰“罗圈腿”电波。他们利用自己的某些无线电指向台可以在电波频率中加进长长短短的摩斯密码。冒充“罗圈腿”信号，从而骗过德军飞行员，使他们偏离原定目标。英国胜敌一筹的电子干扰技术，在不列颠战役中取得了巨大效果。一名英国军官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在德国人开始对伦敦轰炸后不久，英国国防部的克劳斯顿少校把妻子和2个孩子送到乡下去。在一片旷野之地，发生了一连串巨大的爆炸，沙石和尘土被炸得漫天飞扬。他数了一下，地面上一共留下100多枚炸弹爆炸的大弹坑。令他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炸弹爆炸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距离任何市镇和居民区都有15公里以上。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德国人搞的是什么鬼花样。后来才知道，这是英国电子干扰的结果。这些技术上的成果不仅减少了德国空军所造成的破坏，而且还大大鼓舞了英军的士气。德军主持无线电射束研究的马蒂尼战后承认，他没有及早觉察到一场高频率战争已经开始，也过低估计了英国进行电子对抗的能力。除了电子干扰技术之外，英国先进的雷达技术和密码破译技术，都为皇家空军的战机增添了强大的助推力量，使他们在与德国空军对抗中处于优势的地位。耐人寻味的是，德国当时并不是在所有的军事技术领域都比英国差，比如，他们的雷达技术完全可以同英国人媲美。事实上，德国人的雷达技术一开始是走在英国人前面的，只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这一新技术成果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才慢慢落后，并吃了大亏。这种状况曾使当时的英国空军帕克将军发过一番感慨。他说：“可真得感谢上帝，因为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对现代军事技术的运用并不娴熟。他并不真正懂得战争依赖于新的技术，并由此而引起的战术上的改变。这就大大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在不列颠空战中依然沿袭陈旧的空中骑士的作战方式。否则，他们就不会失败得那么惨，而我们自然也不可能猎取那么大的战果。” 对于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列宁曾经这样评价：“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一真理恩格斯曾向马克思主义者作了详尽的解释。现在军事技术已经不是19世纪50年代那样了。用人群来抵挡大炮，用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事情。”恩格斯也说过：“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么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战争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一位创造了战争新纪元的伟大将领，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人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