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生信仰 - 第二章

我在布尔格斯力担任了九年的实习医生。当时的兴趣和研究重心完全放在一个主题上：“到底精神病患者的内在变化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一无所知，我的同事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兴趣去了解。大半任教精神病这门学科的教师根本就不在乎病人想说的话，他们只关心如何去做诊断，如何描述病症以及收集统计资料。以当时权威性的临床观点看来，病人的性情人格及其个别性完全不重要。相反地，你会发现医生手里所握有的关于某个病人的资料，只是一连串又臭又长的诊断和一大堆症状的细节描述。病人一经诊断，立刻就像是被贴上标签，盖上印章似的，之后，就算了事。精神病患者的内在世界从来就不曾受过重视。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对我的意义显得格外重大，特别是他在歇斯底里症以及梦的解析这两方面所作的基础研究。他的许多观念引导我在作个别病例研究时进行更深刻的调查和了解。虽然他本身是个神经学专家，却将心理学引介到精神病理学来，至今我仍依稀记得当时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病例。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因“忧郁症”住进医院里来。院方对她所进行的不外乎是调阅过去的病历资料，做各种测验、生理检查，诸如此类，检验的结果是“精神分裂症”。诊断书上同时预测她的复原可能性不大。这个女病人正好在我们这个部门。刚开始时，我不敢对诊疗结果作任何怀疑。当时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根本不敢鲁莽地提出其他诊断。可是，一直对这个病例感到奇怪。根据我的想法，她只不过是普通的沮丧，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于是我决定应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我当时正致力于联合诊疗的研究，所以就对这个女病人做了一个实验。借着这个方法，得以发觉了她的过去，这是原本诊断所忽略的一点。我直接由她的潜意识里得到了所有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揭开了一个隐藏的故事。这个女病人结婚之前曾经结识了一个富家子弟，当时许多住在附近的年轻女孩都对他倾心不已。由于她天生丽质，因此，她笃定这个金龟婿非她莫属。不过，后来显然这个富家子弟对她没有太大兴趣，所以她就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婚后五年，有一天，她的旧识女友来，两人叙及过去种种，她的好友突然告诉她：“你知道吗？当你结婚的消息传出时，那个某某先生真是晴天霹雳般大吃一惊呢！”当然某某先生正是那个她所暗恋的富家子弟。听完这句话，她陷入极大的沮丧里，就在两个星期之后，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由于住在乡间，当地水源卫生条件并不理想，他们的饮用水来自山泉，而洗涤则使用河里受过污染的水。有一天，她正在为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洗澡，发觉她的女儿正拿起洗澡用的海绵塞进嘴里猛吸，可是她竟然没有阻止她。不但如此，还拿来一杯不干净的水给她的小儿子喝。当然，这些举动也可能是她潜意识或者半意识里所表现出来的，因为她当时的内心已经被初期的阴霾所笼罩住了。过了没多久，她的小女儿因感染伤寒而夭折。这个孩子一直是她最钟爱的，就在那个时候，她的沮丧也达到明显的阶段，于是被送进疗养院。通过进行联合诊疗试验，我得到了许多有关这个秘密的细节，而且也了解她何以成为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女凶手。很明显，这正是她所以沮丧的原因。基本上，她的病例并非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而是一种归结于心理因素所引起的不安。那么接下来，应该如何着手对她进行治疗呢？当时，她一直在服用镇静剂以克服失眠症，而且她曾经几次自杀未遂。但除此之外，并未接受任何其他治疗，就生理状况而言，她健康如常。至此，我面临了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坦白地向她说明一切？并采取治疗的行动？我从来没有处理过任何类似病例的经验，何况又必须顾及身为一个医生的职责。良心不断地困扰着我，而我则必须单独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向同事们请教意见，他们很可能会这么警告我：“看在老天爷分上，你千万别把这种事情告诉她，否则她会疯掉的。”但是我却认为事情也很可能有一百八十度转机。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则存在。一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而且一切都取决于潜意识因素的介入与否。当然我也清楚自己所冒的险：万一病人情况恶化，我也脱不了干系。然而，最后我还是决定孤注一掷。我将诊断结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个病人，其中的过程和困难真是可想而知。要断然控诉一个人为谋杀凶手并不是件平常事，而要你的病人静心听完这个消息并且接受这个事实，则更是件悲哀的事。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在两个星期之后她的病况有了好转，而且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进过疗养院。后来我一直对这件事缄默其口，连对我的同事也没有提起，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其他因素。担心他们讨论此事会引起法律问题。当然不会有任何证据对我的病人不利，但是这种讨论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幸的后果。命运对她的惩罚已经够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她应该重新生活并且为过去赎罪补偿。当她从过去的罪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之后，就永远不需要再去背负了。失去一个孩子对她已是太重的打击，在历经沮丧的过程中以及那些监禁在疗养院的日子，她已经付出偿罪的代价了。（一）第一次心理分析在许多精神病例中，病人总是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从来没有开口提及过的故事。对我来讲，真正的治疗必须由彻底了解病人最隐私的这个故事开始。这是病人本身的秘密，也是他的致命伤。如果能了解到这个秘密，就能掌握治疗的关键。医生的职责正是去挖掘这个秘密。在许多病例中，光是探索病人在意识范围内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时候联合诊疗很可能指引一条化解之路，同样，梦的解析以及长期耐心和病人的直接接触也都可能另开生机。在诊疗过程中，问题主要仍在病人身上，而非单在症状上，我们必须提出任何对其全部人格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1905年我担任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讲师，同年，也成为当地“精神病诊所”的主治医师。任职约有四年之久。在1909年我因为全心致力于个人的研究工作而不得不辞去这个职务。直到1913年才结束学校的教职。我所教授的课程除了心理病理学之外，还包括弗洛伊德的基本心理分析，同时，还有PsychologyofPrimitivism。在第一学期的课程里，我大半讨论的主题是催眠以及Janet和Flournoy的主要学说，接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才上场。在有关催眠的课堂上，通常会引介病人到学生面前，并且对病人的个人背景资料作一番详细的调查，其中一个病例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一个显然具有强烈宗教倾向的中年妇女在女仆陪伴下拄着拐杖出现在我的诊室。她五十八岁左右，而且左脚罹患麻痹症达十七年之久。我让她坐在一张很舒适的椅子上，然后请她将一切告知我。她开始一五一十地叙述整个生病的经过以及所受的痛苦。最后，我打断她：“好了，现在没有时间再多说了，马上要将你催眠。” 当我说完这几个字，她竟然立即闭上双眼进入了非常之睡眠状态，而我根本还没进行任何催眠程序。对于这一点，我百思莫解，但并没有去探究其中原因。接着她滔滔不绝地叙述一切，甚至还透露了好几个奇怪的梦。但一直到多年之后我才了解这几个梦正代表着她潜意识的内在经验。当时我把她的病情认定为一种精神错乱。而现场的情况似乎越来越难控制，尤其是面对在场作观察的二十个学生。半个小时之后，我想使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但她却似乎拒绝合作。我开始紧张起来，以为自己很可能在无意误入了一个潜伏的精神状态里。花了约十分钟才把她弄醒。在整个过程里，不敢让学生察觉出我的紧张。待她醒过来，发觉她显得相当迷惑。我告诉她：“我是医生，你没有什么大碍了！”结果她竟然大叫：“我好了！”接着把拐杖丢掉，在我们面前一步步走起路来。我非常尴尬，红着脸告诉学生“你们瞧，这就是催眠的功劳！”可是坦白地说，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因为这几个相关的经验使我放弃了催眠法。真的不了解究竟怎么一回事，但是那个女病人果真痊愈了，而且神采奕奕地离开。我要求她继续保持联系，我认为最迟二十四小时之内，她可能再度发作。我一再怀疑，但她的病已不再复发，我只能接受她已经完全康复的事实。在事发之后第二年的暑期第一次上课时，她又出现了，这一次对我埋怨说最近她的背常常疼痛。很自然地，是问这是否和我的讲课有关。也许她事先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授课消息。我向她询问这个病痛发作的原因和时间，但她却无法告诉确切的答案和解释。最后，我猜想-她背疼一定是从在报纸上看到我授课的消息那一刻开始发作的。确定了这一个假设，但是对于那一次奇迹似的康复却仍然不解。我再次将她催眠-也就是说她又立即进入了昏睡状态。-后来，她的背就不再疼痛了。之后，让她在我演讲结束时留下来以便了解更多有关她的过去。结果发现她有个精神衰弱的儿子就住在我们医院里。对这件事我全然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而孩子却是她和前夫所生，这是她唯一的孩子，当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不幸的是孩子年纪轻轻的就患了精神病，而在当时，我也只是个年轻的医师，对她来讲，代表的正是她对儿子所寄望的成功。那种强烈成为一个成功者母亲的渴望终于落实在我身上。最后，她收我为义子，而且大大地宣扬了我治愈她病痛的奇迹。事实上，建立我在当地医生名气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女士。是从她将事情宣扬开了之后，我就私下收了许多病人。而我的心理治疗，竟然是由一个把我认成她儿子的女人开始的。当然，后来我将这件事分析给她听，她接受了这项事实，而且她的病也没再复发过。这就是我第一次治疗的经验-应该说，第一次心理分析，仍清晰地记得和这位女士的交谈对话，她是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对于我慎重地处理她的病情以及在其中对她们母子所表现的关怀，她表示出非常之感激。这对她真的是帮助很大。刚开始收病人的时候，仍然采用催眠法，但过了不久，就完全放弃了，因为使用催眠只能叫人在黑暗中摸索。你永远都不知道病人病况的进步和进展会持续多久，而且在这种没有把握的不定的情形下，我也常感到良心不安，也不喜欢单独决定病人应该怎么做，我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从病人最自然的发展里获取更多的资料。因此，必须更小心地分析他们的梦，以及由潜意识里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二）联想试验 1904-1905年间，我在精神诊所成立了一个心理病理学实验室。当时有好几个学生一起做心理反应（也就是联想）的研究，和我合作的同事有法兰兹和李克林，鲁克实范克当时正在写他那篇有关心理反应实验的博士论文。我则发表了一个报告《对事实的心理诊断》。同事当中，另外还有几位美国学者，包括弗得烈、派得森、查理士和瑞克雪，他们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论文，也就是这个实验计划使我后来受到克拉克大学的邀请专门前往客座讲演。弗洛伊德同时也受邀，我们两人同时获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由于“联想试验”以及“肤电反应”这两项试验奠定了我在美国的声望。很快，有许多病人从美国来找我。有一个美国同事介绍了一个病人。他随身带来的病历上写着“酒毒性神经衰弱”-诊断栏里则写着“康复无望”。我的同事同时还向他推荐了另一位住在柏林的官能症的权威医师。原来是他担心我的治疗可能不会有太大效果。于是我见到了这个病人，和他一席谈话之后，发现他患的只是普通官能症，并给他做了联想试验。终于，我了解了他的症结所在-可怕的恋母情结。他来自一个富裕而显赫的家世。拥有一个可爱的妻子，就物质生活而言，没有一丝一毫的忧虑。唯一的问题就是酗酒太过。而酗酒只是他拼命麻醉自己忘掉所受压力的一种尝试。显然，这招不太管用。他的母亲拥有一家非常大的公司，他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尽管才华横溢，却难以摆脱母亲所带给的压力，而且他也着实抛不下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因此只好听任母亲摆布，任其干涉他的工作。每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他只得靠酒精来发泄情绪。在经过很短的一段治疗之后，他戒掉了酗酒的习惯。不过我告诉他“如果你回到美国，面临原来的情形，我无法保证你不再发作。”他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话，然后神采奕奕地回到美国。一旦再度面对母亲给他的影响时，他的毛病又犯了。不久，他的母亲到瑞士，并且主动要求和我见面。她是个相当精明干练的女人，而且果然是个权力欲十足的魔鬼。我终于了解到他必须承受的一切，以及为什么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甚至在身材的比较上，瘦小的外形都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因此当场我就决定进行强制性压迫，我瞒着他将一份医生证明交给他母亲，证明书上说因酗酒过度无法胜任目前的职务。甚至建议他母亲免除他的职位。他母亲欣然地接受了建议，而他则对我火冒三丈。在这儿，我所采取的做法是不会被一般人所接受的。对很多人而言，我根本就是个不道德的医生。但是为了病人着想，不得不出此下策。后来的发展怎么样？离开他母亲之后，他的个性终于得以发展出来。后来事业大有所成-也许正因为我所给他的激将法。他的妻子非常地感激我，因为她的丈夫不仅克服了酗酒的毛病，并且在个人的事业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然而多年来我却一直对他抱着一丝歉疚，为了那张瞒着他所开出来的医生证明。但我了解他确信那是唯一使他解脱的方法。而事实上，一旦他挣脱了这些束缚之后，他的官能症毛病自然就无疾而终了。在从事这门工作多年的经验里，我一直惊讶于人们对于潜意识犯罪的内在反应。毕竟，那个年轻女士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她自己扼杀了亲生孩子的事实。然而，她却陷入到极度的罪恶感之中。我曾经处理过一个难忘的类似病例。有一位女士来到我的办公室，她不愿意透露姓名，说她只准备向我讨教一次。很明显，她来自上流社会而且自己曾经当过医生，而沟通的却是一份告解自白。大约二十年前吧，她说为了忌妒和占有，曾经谋杀了她最好的朋友，目的是要嫁给这个好友的丈夫。当时以为只要事情不败露，她就永远不会不安。因为要得到这个男人，唯一的法子就是除掉她的好友，而且当时完全没有考虑到道德上的问题。而结果呢？她的确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这个男人，但不幸的是，他在婚后不久就英年早逝。接着，发生了许多事情。她的女儿不仅早婚而且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最后，她终于和女儿完全失去联络。这位女士本身非常热衷骑马。她拥有数匹心爱的好马。有一天，发觉这些马突然在她的驾驭之下变得急躁不安，甚至猛烈地将她摔了下来。最后，她只好放弃骑马。她也曾拥有一只非常俊美的狼犬，可是，好景不常，这只狗却突然中风，至此，她深感自己受够了良心的谴责。她非得找个人告解，于是，她才找上我。她曾谋杀了别人，同时也谋杀了自己。任何犯下了如此罪孽的人也等于毁了自己。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被逮到，他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如果没有被人发觉，也仍旧会受到良心道德的谴责。这位女士就是个好例子。事情终究会有结果-毕竟抬头三尺有神明。犯罪的结果终于使她陷入极度的孤独中。甚至连心爱的宠物都遗弃了她。而为了摆脱孤独，她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找回人性，而这个人必须是医师，而不是职业性接受告解的人。对于后者，她还必须考虑对方的道德或法律上的顾虑。她已经被心爱的女儿和宠物所遗弃，更默默地承受了良心的判决。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后来一直查不到她的真面目，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她后来怎么样了。毕竟来找我告白，并不是她生命之旅的结束，也许她被迫自杀了。我无法想象她如何可能在那样的孤独当中活下去。（三）病人的故事临床诊断能帮助医生决定一个确切的方针，但对病人却没有什么帮助。最重要的仍是病人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同时显示了人性的基本及其痛苦。而也只有在这点上，医师才能开始实施治疗。有一个病例深深地证实了这点。这个病例发生在一个女子监狱的老犯人身上。她大约75岁，已经卧病长达四十年之久。早在五十年前就来到这所监狱了，但没有人记得当初她是如何入狱的，因为和她同时来的人早就不在人世。只有一个在这儿工作了近三十五年的护士长，还记得一些有关她的事情。这个老女人已不能说话，而且只能吃流质或半流质的食物。她用手指吃饭，任由碎渣从口里掉出来。有的时候要花上两个钟头的时间才能喝完一杯牛奶。而不吃东西时，她会用双手和双臂做出奇怪、规律性的动作。我从不了解那些动作有什么意识。我能够了解精神病所带来的摧毁程度，但却无法对她的行为作任何解释。在我发表临床演讲的时候，常常把她作为早发性痴呆症的一种紧张症状的代表。这对我却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仍旧无法通过这些去了解她所发出的动作其中的含义。对于这个病例所拥有的印象，正好说明我那个时期对精神病的反应。在我做助理时，对精神病理学所代表的意义根本不了解。每当我的领导或是同事表现出十足的信心时，我就觉得很不自在，因为好像在黑暗中茫然地摸索，认为干我们这一行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去了解病患的内在世界，然而，我却从事一门自己都找不到出路的行业。有一天夜里，我正好走过监房，结果看到那个老妇人又在重复着那些神秘动作，于是再度自问：“为什么她非这么做不可呢？”我禁不住跑去问那位老护士长，是否她从一开始就是这种情形。“不错！”她告诉我，“不过我的前任同事跟我说，她从前是做鞋子的。”接着我又调阅了她所有的资料，这才发现里面有张条子记载着她的确有模仿鞋匠动作的习惯。在过去，鞋匠总是习惯于把鞋子夹在双腿膝盖之间，然后用针穿线缝制皮面，就像这样的动作！后来在这个老妇人去世的时候，在她的丧礼上见到她的弟弟。“你可知道你姐姐为什么不正常吗？”我问他。他说她本来深爱着一个鞋匠，结果不知为什么对方对她没有那种意思。后来，姐姐在被拒绝之后就疯掉了。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动作，完全是一种对旧日情人的一往情深，甚至到死都念念不忘。这个病例使我第一次对于精神病人的心理背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第一次了解到精神分裂者的语言原来并不是全然无意义的。1908年我曾经在苏黎世发表了一篇演讲论及有关一个名叫S．芭贝特的病人的病例。这名病人在苏黎世旧市区的几条又脏又乱的街道长大，那是个极其穷困的险恶环境。她的父亲是个酒鬼，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到了39岁那年，她得了一种偏执性的早发性痴呆症。当我看到她时，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待了快二十年了。她一直是医学院学生研究的示范对象，在她身上能看到一个最典型的精神分裂和极不可思议的过程。芭贝特是完全的精神错乱而且常常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疯语”。我曾经花费了好大心力，企图去了解那些深奥的语言。比如说她会冒出一句“我是萝若莱！”，原因是每当医生们在研究她的话时，都常说：“我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或者，会悲叹道：“我乃苏格拉底的代表！”这句话根据我的猜测可能是说：“正如苏格拉底一样，我也遭受了不白之冤。”有时候她也会莫名其妙地来一句，“我是无可替代的超级大师！”“我是玉饼里的上层葡萄。”“我是德国与瑞士最甜的奶油。”“那不勒斯和我必须供应这个世界足够的针。”这一切都透露了她自卑感的补偿作用。芭贝特以及其他相似的病例，使我深信许多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实际上并不然。我不止一次地发觉，甚至在这样的病人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所谓“正常”的个性。而它偶尔也会通过声音或是梦来表现出有意义的语言。当生理疾病陆续产生时，它甚至会由幕后移至幕前，而且使病人看起来几乎完全正常。有一次，就碰上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这个妇人很明显地拥有这样的“正常”个性。她这个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希望了，毕竟每个医生都会有这种没有救的病人。她说可以听到她的整个身体发出的声音，而且有一个从胸膛里出来的是“上帝的声音”。“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信任这个声音。”我这么告诉她，同时也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结果这个声音常常表示合理的意见，通过这个声音的帮助，我和病人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有一次“声音”说话了，“让他考考你的《圣经》常识吧！”于是她找了一本相当老旧的《圣经》，每一次我去看她时，我都必须指定一段章节给她读，然后下一次我就得考她，每隔两周一次，从不间断地持续了七年。刚开始，我对于扮演这个角色感到很畸型，不过，终于了解到这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事实上，通过这个方法，她的注意力不断保持机警，如此一来，她就不至于陷入更深的分裂状态中。结果，六年之后，那些原本无所不在的声音只存在于她的左半身了，她的右半身至少已经不受其束缚了。而且并没有因此使她左半身的压力增加，情况依旧维持和以往一样。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她的病好了一半。这是在当初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任何人都无法想象那些背诵经节的练习竟然会达到治愈的效果。通过对病人的研究，我了解到偏执狂的想法和幻觉包含了一种根本的意识。一个精神病的背后，可能包藏了一个个性，一段故事，一些希望和欲念。如果疏于了解这一切，那么过错便在我们。突然之间，我才明白一个人的普通心理是隐藏于其精神状态中的，而且，就在这儿，我们面对的仍旧是一些人性的冲突。也许病人表现出来的是迟钝、冷淡，或是全然痴呆，但在他的内在世界里，却有更多更有意义的反应在进行着，我们终究将面对人性中最赤裸的一面。（四）精神病患者的内心世界待在诊所的那段时间里，每当处理精神分裂症的病例之时，我都必须特别慎重，否则就很容易掉入空想的陷阱里，精神分裂症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无法治愈的病，所以如果有人病况有了进展，那只表示他患的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 1908年弗洛伊德到苏黎世来看我，我曾把芭贝特的病例实地示范给他看过。后来，他告诉我：“荣格，你知道吗？你在这个病人身上所得到的发现的确相当有趣。可是，老天爷，你怎么可能受得了花这么多时日来面对这个异乎常人的丑女人？”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不太好看，毕竟从未这么想过。就某方面而言，我一直视芭贝特为和蔼的老人，因为她常常会拥有一些可爱的幻想，也会说出一些很有趣的话来。而且，不管怎么说，即使在不正常的状态里，仍然有一种人性从荒谬的言行中显露出来。事实上就治疗效果本身而论，芭贝特的情况一直也没有什么转变，毕竟她已经病得太久了。但是我的确在别的病例上发现这种恳切的倾听对病人所产生的治疗效果。单就外表观察，精神病患者所呈现出来的是他们悲剧性毁灭的一面，我们极少有机会看到隐藏在他们内心的另一面。特别是在我遇到了一个有紧张症倾向的年轻女病人之后，更感觉到外在常常是不真实的。这个病人只有18岁，并且来自一个颇有教养的家庭。不幸的是在15岁那年，曾经受过她哥哥的诱惑，被另一学校同学强暴，于是从16岁那年起，她开始完全封闭自己，拒绝和任何人沟通，后来，她和外在唯一的情感上的接触竟然是一只她从别人家硬抢过来的凶狗。到了17岁，变得更奇怪了，家人只得将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待了一年半。她会“听到”一些“声音”，也常拒绝吃饭，而且保持全然的沉默，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处于一种非常典型的紧张症状中。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渐渐地诱导她开口说话。经过克服许多的抗拒之后，她终于告诉我，说她其实一直住在月球上。这个月球似乎是可居住的，而且一开始只能看见男人。这些人立刻把她带到一个只有妇孺居住之处。因为在月球某一处的高山上住了一个吸血鬼专门绑架杀害妇孺，所以，月球人正面临绝种之危机。我的病人决心为月球人尽一份心力，她计划除掉这个吸血鬼。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她终于看到这个怪物像只大黑鸟似的向她靠近。她将一把锋利的刀预先藏在衣袍里，等待吸血鬼的到来，突然之间，它就立在她眼前，这个怪物身上有好几对翅膀，它的脸和身子都完全隐藏在翅膀之后。因此，除了羽毛，什么也看不见。在惊奇之余，她极好奇地想一睹怪物的庐山真面目。手抚着刀，逐步前进，刹那之间，怪物的翅膀全部张开，出现在她眼前的竟是一个绝世美男子。他用力将她抱住，使她动弹不得，无法挥刀。而且，她也如中邪般地被这个吸血鬼的外表所震慑住。结果，他带着她一起飞离了地面。在她向我透露这个异像之后，又能再度自由地开口说话了，但同时，也表现出内在的抗拒，就好像我阻止她回到月球似的：无法再脱离地球。她说这个世界并不完美，而月球上的生活却有着非常丰富的意义。过了不久，她又饱受紧张症之苦。我又只得将她送回疗养院，有一段时间，她疯得相当严重。两个月后她离开了疗养院，我又再次得以和她沟通。她渐渐意识到地球上的生活是她无法逃脱的。她奋力地挣扎，但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再次把她送回疗养院。我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枉然的，你再也无法回去了。”她默默地以一种冷淡的表情接受了命运给她的安排。过了一阵子，她在一个疗养院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院里有一个助理医生好像紧紧追求过她，结果她用左轮枪给了他一枪。幸好，他只受了点轻伤。而事实却证明她竟然身上带着一把枪到处跑。还曾经亮过这把上了膛的枪。在我为她进行最后一次治疗时，终于把枪交给我，当我惊讶地问她为什么身上要带枪，她说：“如果你没有把我治好，我早就给你一枪了。” 有关枪击事件烟消云散后，她回到故乡，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活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亦不曾再发过病。通过对这些幻象的解析，我们得到了什么？这个女孩因为受到亲人的侮辱，而觉得无颜再面对世人，但是，她却在幻想的世界里超脱了一切束缚。她早已被提升至一个神话的国度里，毕竟近亲相奸实为王室贵族的特权。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一种对外在的隔绝-这也是一种精神病。于是，她超越现世而与实际失去了沟通。她投入了一个宇宙的空间，并且在其中遇到了那个有翅膀的怪物。事实上，在后来为她治病期间，她曾将这个怪物投射在我身上，使我的生命一度受到她的威胁，因为我曾劝她重新再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她把月球的幻想告诉我时，她也终于背弃了这个魔鬼，并将自己委托于活生生的人类。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得以回到现实，甚至在那些经验之后，我开始以一种不同的角度来面对这些精神病患者，因为我终于得以洞晓其内在世界的丰富和重要性。（五）心理医生的自我分析经常有人向我请教心理治疗和分析的方法。而我却无法提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每一个病例都有其不同的治疗方式。每当一个医生告诉我，他绝对不采取某一种方式时，我会对他的治疗效果产生怀疑。我们也早就听说过病人会对医生产生抗拒。事实上，心理治疗和分析的复杂性正如同人类个体一般。我尽量对每一个病人采用个别的治疗，因为毕竟每一个问题都有其独特的解决之道，对于一般通用的法则，我们应采取保留的态度。一个心理学上的真理只有在能接受反驳的条件下才是存在的，很可能某一个认为绝对不可能的解决方法，却正是另一个医生寻求的答案。当然，身为医生就必须熟悉所谓的“方法”，但是却应该避免落入某一种特定公式化的处理方式。一般来讲，医生也绝不该迷信理论上的假设。这些假设很可能只在今天有效，到明天就派不上用场。在我的分析里，理论性的假设是不重要的。我常常会因为动机而变得没有系统。对我而言，处理个别病例的方法需要通过对病人做个别的了解，也需要对每一个病人使用一种特殊不同的语言。比如，在处理某一个病例时，可能用的是艾德勒的语言，而另一个病例，很可能采用的是弗洛伊德的语言。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将每个病人视为一个完全独立个体。心理分析是一个需要两个伙伴的对话-也就是分析者和病人要面对面，相视而坐。医生有话要说，病人也是一样。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在于方法的应用，那么仅依靠精神病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在拥有了一个事实后-除非能真正了解潜伏性精神病患者的象征世界，否则，我就无法为他们治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研究神学。面对知识水准较高，较智慧型的病人，精神病医师单单有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除了理论性的假设之外，还必须了解一点-病人致病的原因究竟何在，否则，他只会煽动不必要的抗拒。毕竟，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否去验证一个理论，而是病人能否抓住他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和意义，而这是不可能和集体意识的观念切割的。因此，单有医学训练也是不足的，毕竟人类心灵世界的范围，所能拥抱的要比一个医生诊室的有限空间大得太多太多了。人类心理很明显地要比生理复杂而且愈发地难以接近、捉摸。因此心理活动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界的问题，所以，精神病医师必须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从现今情势观之，我们可以深切了解到威胁人类的祸患并不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本身，来自集体或个体的心理状态。心理治疗专家不仅需要了解病人，同样，也必须了解自己。由于这个理由，心理医生对自我的分析便构成了一项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们称为训练分析。不错，对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但唯有当这个医生有能力面对和处理他自己的问题时，才能教导帮助病人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进行训练分析的过程中，医生必须学习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且以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如果他做不到，那么他的病人也就无法学习。因此，训练分析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一套观念。接受精神分析者，必须了解到这是有关于自己切身的问题，而这个训练分析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光靠机械性背记就可以得来的方法。凡是没有体会到这层训练意义的医生，就一定会为以后的失败付出代价。在任何一个完全的分析里，病人及医师两人都同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有所谓的“次心理治疗”，在许多情况下，医生只有先投入，才能治好病人。当遇有严重危险的情况时，一个医生究竟是投入其中，或是以权威自居，都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人命关天的当口或是在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所谓的建议都并无济于事，倒是医生本人需要接受许多考验。治疗者必须时刻警惕自己，并且注意自己对病人的态度，因为我们并不单凭意识在表达自己。同时，也应该自问：面对相同的情况时，我们的潜意识又会做何种反应？所以，必须要观察自己的梦，同时集中心力研析自己，正如同对待病人一样。否则，全部的治疗很可能会脱轨。我在下面举一个实例。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病人，她有一百个理由引起我的兴趣。刚开始时，对她所做的分析进行得都非常顺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发觉对她的梦所做的分析方向不再正确，也发现我们的对话越来越肤浅，缺乏内容。因此，我决定和这个病人坦诚地谈一谈，毕竟她也感觉到逐渐隐现的问题。就在我打算和她谈话的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个午后的阳光下，我正走在一个山谷里的公路上。在我的右手边，可望见一斜坡，在坡顶峰立着一座城堡，在堡塔的顶楼坐了一个女人。我必须要后退仰身抬头才能清楚地看见她。突然我的颈部痉挛了一下，便从梦里醒了过来，但即使在梦中，都能认出那个女人正是我的女病人。对于这个梦立即得到一个解答，如果在梦中我必须“仰首”望她，那么在现实中很可能我一直都是低头俯视她。毕竟，梦是意识层次里某种态度的补偿。我将这个梦以及解析都告诉给了我的病人。结果我们的治疗情况立即有了改进，原本停滞的瓶颈也最终得以突破。身为一个医生，必须不断地自问：究竟病人带来的讯息是什么？他对我的意义又是什么？如果他对于我没有一丝意义，那么我根本不必去探索什么。医生本身也必须投入才能使他的治疗在病人身上生效。听人说“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能去医治别人”，万一医师将自己的真性情隐藏起来，那么他的治疗效果就会受到影响，我一向非常重视我的病人。也许也和他们一样遭遇过许多问题。有时，对医生本身的病痛而言，病人本身就是一帖正药。正因为如此，医生也常常遭到很棘手的困难。（六）潜意识当然，如果一个人得了神经衰弱症，就应该接受分析治疗。但如果他自己觉得正常，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曾经和一些所谓的正常人有过很惊人的经验。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完全“正常”的实习学生。他是我的一个同事极力推荐来的，也曾是同事的助手，后来就接管了重要的工作。他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成就，一个正常的老婆，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小镇上的正常房子里，有正常的收入，也许还有正常的饮食习惯。他想成为一个分析家。我告诉他说，“你知道当一个分析家的意义何在吗？就在于你必须先学习了解自我。你自己是治病的工具，但如果你本身有问题，病人如何能接受你的治疗？如果你都没有信心，如何能使他们对你有信心？你必须是真材实料，否则，老天爷，你将会误导你的病人啊！总之，首先，你必须接受自我分析。” 他告诉我说：“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他又立即接口道，“可是我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呀！”我早就该了解他会这么回答。“好吧，那么我来检查分析你的梦吧！”“可我从来不做梦呀！”“很快你就会做的”我回答。任何人都很可能在当晚做梦，可是他就是记不起任何梦境来。这个情形持续了约两周之久。我开始对整件事感到不太放心。终于，他做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梦。我要把这个梦描述出来，因为这对实际的心理学在解析梦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梦见搭乘火车旅行，结果，火车在某一个城里停留了两个钟头。由于他不曾来过此地，所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就下火车朝城里逛去。在那里，发现了一座中古世纪的建筑，也许就是什么市政府所在吧，他于是走了进去。穿梭在长廊之间，他看到了许多富丽堂皇的房间，镶挂着古画和壁毯，到处都是古董宝物林立。突然间，发现太阳已经落山，天都黑了。“我必须立刻回到火车站去。”他心想。但同时他却发现自己迷路了，而且根本找不到出口。在仓皇中，也才发现在这栋建筑里，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加快脚步，希望能遇到个什么人。他终于走到一扇大门前，而且知道这就是出口了，他松了口气，推开了大门，却发现他又闯进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面又黑又空阔，连对面的墙都看不到。在极度的震惊恐惧当中，他跑过这间空荡的大房间，希望对面也许就是另一个出口。结果在房间的中央地板上，他看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慢慢地靠近，却发现地上有一个约两岁大的白痴儿，就坐在一个尿壶上，而且满身弄得都是排泄物。就在此刻，他从梦中惊叫醒过来。我了解了一切想要知道的答案-这里就是一个潜伏的精神状态。我得说当我把他从梦中解脱出来时，连我自己都是一身汗，因为必须要把这个梦重新以一种相当无害的面貌呈现在他面前，甚至将其中的危险细节都要搪塞过去。这个梦的大意是这样的：他旅行的目的地是苏黎世，然而，他只在那儿停留了一段很短的时间。那个坐在地上的孩子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小孩子会有这样笨拙的行为表现，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他们弄得满身污秽也许是因为对有颜色、有异味的排泄物觉得有趣。对于从小在城市的环境里长大，而且家教严厉的孩子来讲，这种行为很可能使他感到羞愧。但这个做梦者，也就是这个医生，并不是个小孩，而是个成人。因此，梦里的那个小孩子便成为一个嘲讽式的象征。当他把这个梦告诉我之后，我了解到原来他的一切所谓的“正常”都只不过是一种补偿。我曾及时把他抓住，因为潜伏的精神病状态很可能在千钧一发之际突显出来。我必须制止这种情形的发生。最后，通过他的另一个梦，巧妙地找到一个借口，结束了整个分析训练，我们都很高兴能停止这项训练。我并没有将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也了解到自己正濒临恐慌的情形-曾又梦见自己被一个危险的疯子追逐。后来，立刻就回家了。从那次起，不曾再搅动其潜意识。他原本所谓的“正常”表现了一个不愿接受发展的个性，终于在面临潜意识时崩溃和瓦解。正因为这些潜伏性的精神状态常是不容易分辨的，所以心理治疗医师视其为可怕的敌人。那么，接着来谈所谓的“不相关分析”。我很赞成由医学人士来研究和从事心理治疗。不过，面对潜伏性精神病患，这些非专业人员就可能产生错误而危险的判断。因此，我较赞同由非专业人士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来担任分析工作，一旦他发现没有把握了，就应该向其指导者咨询。有时，甚至对专业医生而言，分辨以及治疗潜伏性精神分裂者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对非专业人员就更别谈了。根据经验，不断发现拥有数年经验，以及本身接受过分析的非专业分析者，常是尖锐而有难度的事。何况，从事心理治疗的医师并不多。当病人对医师产生一种情感转移或是彼此发生认同时，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可能会导致形成一种超自然的心理感应现象。我就常遇到这种情况。使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一个罹患心理沮丧的病人。他在病愈之后，回家结了婚。但是我对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好感。第一次看见她，就觉得不自在。我的病人对我非常感激，但是他的妻子却因为我对她先生的影响之大，而视我为眼中钉。我发现不是真正爱自己丈夫的妻子，常常会因忌妒而破坏丈夫和其朋友间的情谊。希望丈夫能完全属于她，因为她自己并不属于他，忌妒的根本在于缺乏真爱。这个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使他承受了过多而无法承受的压力。于是在婚后一年，他又再度陷入沮丧。因为我早预料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让他在病发之后立刻与我联系。但他却没有来找我，主要还是由于妻子对他的嘲弄反应。从此，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络。在同时，我于B地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那天半夜回到下榻的旅馆和几位同事谈了一会儿，之后就上床睡觉了，可是我一直辗转难眠，直到大约两点钟-很可能才刚刚入睡，就突然惊醒过来，觉得好像有人来过我的房间。甚至印象中好像门曾被人急切地打开过。我立刻开了灯，可是连个影子也没有。也许有人走错门了，我心里想。打开门看看走廊，却是一片死寂。奇怪，明明感觉有人进我的房间啊！我企图回想究竟怎么回事，结果，有一种遭到一记闷棍的疼痛感觉。就好像有人在我的额头上揍了一拳，又在我的头盖骨上敲了一棒。第二天接到一份电报-我的那个病人已经自杀身亡。他是举枪自尽的。后来我又听说，子弹正是穿过他的头盖骨。这是一次同步现象的真实经验，潜意识里这种现象和这次事件中的“死亡”这种原型事态有着相当的关系。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对应，很可能我知觉到了在现实里另一个空间内所发生的情况。集体潜意识的现象对许多人而言是很普遍的-这就是古人所谓“对众生悲悯”的来由。在这次经验当中，我的潜意识对那个病人的情形有一种了解。事实上，那天晚上，我一直觉得紧张不安，而这种情绪对我而言是极其少见的。（七）宗教情操我从来不强迫病人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病人对事物产生自己的观感。在我的治疗下一个异教徒永远是异教徒，基督徒永远是基督徒，犹太人也绝不会改宗换教，我相信每个人的信仰早已被命运安排好了。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失去信仰的犹太女子。事情始于自己所做的一个梦。梦里出现了一个未曾谋面过的女人，这个年轻的女病人把她的病况对我说了个大概，可是就在她诉说的当口，我心里却想：“我一点也不了解她，根本就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突然间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她一定有某种恋父情结在。”这是我所做的梦。第二天下午4点钟，我和一个新的病人有约。而来的果然是一个很年轻的犹太女子。她长得非常漂亮、标致而且聪颖过人。她的父亲是个极其富有的银行家。事实上，早已经有另一个医生在为她进行心理治疗了。可是这个医生后来却央求她不要再去看病，原来他爱上了这名女病人，如果她再出现，他知道自己的婚姻一定会保不住。这个犹太女子多年来一直为焦虑性精神官能症所苦。很自然的，经过上述的那次经验，她的病症更加严重。我用记忆回想的方法来开始为她治疗，可是却得不到任何收获。她是个相当西化的犹太女子，刚开始的时候，抓不住她的症结所在。突然间想到了那个梦。“老天啊！原来这就是我梦里的那个女孩！”当然，我无法在她身上探究出一丝恋父情结的征兆，于是就像我一贯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一样，向她问及有关她的祖父的事。她闭上双眼，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立即了解到原来这正是关键所在。结果，她告诉我说她的祖父一直是个教会牧师，而且隶属于一个犹太教派。“你是指Chassidim吗？”她说：“是的。”我继续追问：“如果他是个牧师，难道他还是个Zaddik不成？”“不错。”她答道，“人们说他是个圣人，而且拥有异于常人的透视力，不过，我相信没有这回事，那只是无稽之谈。” 这次谈话，使我终于找到了她神经衰弱的历史背景，我这么跟她解释：“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可能无法使你接受的事实，你的祖父是一个Zaddik，而你的父亲却是个犹太教的叛徒。他背弃了信仰而且背叛了上帝。你之所以受神经衰弱之苦正是由你潜意识里对上帝的畏惧所造成的。”对她而言，这些话有如晴天霹雳一般。当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家里开了一个欢迎会，而且看见这个女孩也在场。她走到我面前，开口问道：“你有没有带雨伞啊？外面雨下得好大哟！”结果，我真的找了把伞，而且，你们猜怎么样？我竟是跪在地上的，像朝贡女神似的将伞献给她。把这个梦告诉她的一个星期之后，她的神经衰弱现象就消失了。这个梦向我显示的是-她并不是一个肤浅的小女孩而已，在她凡人的表相里包藏着的却是圣人的本质。她没有什么神话性的理念，所以本质里最基本精神的特质根本没有发挥的机会，而她的意识层次里的活动却完全地导向轻浮，物质享受和男女关系，原因是除了这些，她一无所知。过得纯然是一种无意义的生活，但事实上，她是上帝之子，并且背负了一个完成他神圣旨意的命运。我必须唤醒她内在的神话和宗教本质，因为她属于一个绝对要求精神层次活动的族类。也只有如此，她才能寻回生命的真谛，并且永远摆脱神经衰弱的折磨。在这个病例里，我并没有采取任何一个“方法”，而只是感受到神性的存在，由于我的解释，她终于得以病愈。在这个过程里，“方法”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畏惧。我的大部分病人并不是信徒，而是那些失去信仰的人。这些来找我的人都是迷途的羔羊。但是甚至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信徒仍有机会在他所属的教会里过所谓的“象征”性的生活。宗教里诸多的活动，如弥撒、受洗，等等。然而，要经验这样的象征，信徒首先必须要有火热积极的参与感。但遗憾的是，大半信徒都缺乏这样的热忱。在神经衰弱的病人里缺乏这种热忱的人更多。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要观察病人的潜意识，是否会自发性地产生一种取代这种热忱的东西。但接着问题也来了，到底一个拥有象征性的梦和幻象的人，是否能够了解这些梦和幻象意义，还有，他们是否能够为自己承担一切后果？我曾在《集体潜意识的原型》一书里提到一个神学家的病例：他经常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处斜坡上，从那儿他可以望见一片满是浓密林子的低洼山谷。在梦中，他知道那片林子里有一个湖，同时也知道冥冥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总是在阻止他前往那个湖。就在他即将到达的时候，气氛变得神秘而诡谲，突然之间，有一阵风掠过湖面，卷起一片涟漪。就在此刻，他惊叫一声，从梦中醒来。刚开始，这个梦显得极为不可思议。不过，身为神学家，他应该记得《圣经》里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毕士大池正是在一阵风掠过后，产生治病的奇迹。由于天使降临触摸池水，使得毕士大池具有神奇的医疗能力。这阵轻风正是约翰福音三章八节里所提到的来自圣灵的风，因此，这个神学家受到极度的恐惧。而这个梦所暗示的正是人所敬畏的全能上帝的存在。这位神学家不愿意将梦里的水池与毕士大池做联想。他认为这种事只可能存在于《圣经》里，或顶多出现在主日崇拜时牧师讲道的主题里，而和心理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偶尔谈论圣灵是无伤大雅的，但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论以经验的现象。我了解这个神学家应该要克服恐惧和慌乱。但是绝对不能强迫病人这么做，除非他们愿意认清一切启示的本质并且接受后果。我并不同意这种轻率的假设-认为病人是被平常的反抗、排斥所蒙蔽了。抗拒，尤其是顽固的抗拒，对医生其实更有好处，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很容易忽略掉的危险问题，某种治疗方式也许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某种手术万一产生禁止征候，便可能使病人一刀丧命。每当我们必须赤裸地面对一些内在的经验或是本质时，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惊慌地逃避，而那个神学家就是个好例子。我当然了解到身为一个神学家，他可能比一般人更难面对这其中的许多问题。一般而言，神学家与宗教的关系更密切，他们所受的教会和教条的束缚也就更大。对许多人来说，内在经验和精神层次的探索都是相当陌生的，他们更难以接受所谓这种经验里可能存在心灵活动的说法。如果这些经验能有某种超自然或至少某种“历史”的背景，那么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用心灵面对这个问题，病人通常持着一种不怀疑而且深刻的鄙视态度。（八）医生与病人在现代心理治疗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医生或是心理治疗师应该“顺着”病人的情绪，这一点我并不全然赞同。有时候，医生必须扮演仲裁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有一次，一个上流社会的贵族女士来找我。对待凡是她属下的人，她都有赏其耳光的习惯，甚至为她治病的医生也不能幸免。她一直受强制性神经过敏的折磨，而且在一个疗养院里也待过一段时间。当然，院里的主治医师也毫不例外地蒙其恩待。毕竟，在她眼里，这个主治医师不过是个高级侍从罢了。她可是花钱来的，不是吗？这个医生把她送到另一家医院，结果历史再度重演。既然她也不是真疯，却又摆明需要别人的骄纵，那个倒霉的医生就只好再把她送到我这儿来。她是个相当庄重而且显眼的女人，六尺高的身材，可让人想象到她的巴掌力量多大。她来了之后，我们谈得很愉快。然后，我接着告诉了她一些不太中听的话。她暴跳如雷，站起身来，就打算赏我一耳光。结果，我也不甘示弱地跳起来，对她说：“可以，你是女人，你先打，反正女士优先，可是，你打完了，轮我！轮我回你一巴掌！”我还真的不是在吓唬她！她坐回椅子上，像泄了气的球似的说：“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就从那刻开始，我的治疗也开始生效。这个女病人所需要的正是一种阳刚的男性反应。在这个病例里，如果一味顺从她就完全错误了。之所以有这种强迫性官能症，是因为她无法对自己产生道德上的束缚。像这种人一定有其他形式的约束-达到目的。于是他们会产生强制性的征兆来。几年前，我曾经将所有治疗的结果做了个统计。现在已经记不得确切的数字了。不过，根据保守的估计，有三分之一的病人能够完全治愈，三分之一有明显的进步，另外三分之一却没有太大的效果。而其中这些病情没有进展的病例却最难以评价，因为要在长久的时间之后，病人本身才能了解和体认到许多问题，而也只有在多年后，我的治疗才能收效。不少老病人写信给我：“一直到十年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你当初为什么要那样治我。” 当然也遇到过反效果的病例-不过，我几乎很少拒绝病人。但其中也会有人在后来给我做肯定的报告。这也就是对一个治疗的成功与否下结论实在不容易的原因。较和相互了解。如果这种相互关系不起冲突，那么这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就会缓慢下来，不产生任何改变。除非医生和病人彼此都成为对方的负担，否则没有任何解决之道。在这个时代里所谓的神经病患，也许在另一个时空里就不会产生这种自我分裂的情况。如果他们曾经活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当人类仍然可以借着神话和他们的祖先联结在一起，他们就可以经验一种真实而不是浮面的本质，而不至于产生这种自我分裂的状况。这些在时代里的（精神分裂）病患只不过是不必要的受害者。一旦他们的自我和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他们的病症就会逐渐消失，而那些深刻地体验到这种分裂情况的医生，也就能够更多地了解潜意识的心灵过程，并且不至于像心理学者一样误陷于自我意识膨胀的危险里。一个医生若无法从其经验中了解到原型的神秘性，那么他就不能免于受到负面的影响。既然他拥有的只是知性的观点而非从经验里获得的标准，那么他就会产生高估或是低估的倾向。当医生企图以知性来主宰一切时，也就是所有毁灭性精神错乱的开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要在实际经验里，使医生和病人之间产生一个安全的距离，并且以一个极为安全、虚假，但只有二度空间概念的世界来代替心灵的现象，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的生活是由所谓清楚的理念在做掩饰，在这里，经验不再存在于本质里，相反，只有空泛的名字来代替真实的世界。没有人需要对“任何一个概念”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概念论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保证不受经验的挑衅。但是精神并不存在于概念里，而是在于行为和事实里。因此，在我的经验里，除了习惯性说谎之外，最麻烦而且最无情的病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叫我最捉摸不定，他们培养成所谓的“间隔心理”，任何问题都能由不受情绪控制的思维能力来解决，但知识分子在情绪得不到发泄的情况下，仍然要饱受焦虑之苦。通过和病人的接触，看到他们在我面前所呈现出来的浩瀚精神现象，犹如一意象符号的恒流。而我所学到的却不仅是丰硕的知识，而且是一种对自我更深切的洞察力。我所学到的绝非来自于错误和失败，我的病人大半是女性，而且常常拥有格外惊人的自觉、理解及智慧。也正是通过她们，我才得以在心理治疗里不断摸索出新的路子来。许多病人后来成为我名副其实的弟子，他们将我的信念带到世界各地去，这些人当中有的早已和我成为忘年交。我的病人使我能够更近地去逼视这个赤裸裸的人类生命之本质，因此，我才能够从其中吸取更多的精粹。和许多属于不同心理学层次的人接触，胜过和名人的片段交谈，那些最有意义和最精彩难忘的对话，来自我生命中的许多不知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