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少女 ——鲁迅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女人。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得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东西暗，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这样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西游记》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食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尝。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要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有另一种称赞得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上海的儿童 ——鲁迅
上海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年没有的。 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则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功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人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至于流氓的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要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的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带，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我的童年 ——许地山
小时候的事情是很值得自己回想底。父母底爱固然是一件永远不能再得底宝贝，但自己的幼年的幻想与情绪也像孤云随着旭日升起以后，飞到天顶，便渐次地消失了。现在所留底不过是强烈的后象，以相反的色调在心头映射着。 出世后几年间是无知的时期，所能记底只是从家长们听得关于自己底零碎事情，虽然没什么趣味，却不妨记记实；在公元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正当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底上午丑时，我生于台湾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边的窥园里。这园是我祖父置底。出门不远，有一座马伏波祠，本地人称马公庙，称我们的家为马公庙许厝。我的乳母求官是一个佃户的妻子，她很小心地照顾我。据母亲说，她老不肯放我下地，一直到我会在桌子上走两步底时候，她才惊讶地嚷出来：“丑官会走了!”叔丑是我底小名，因为我是丑时生底。母亲姓吴，兄弟们都叫她“妪”，是我们几个弟兄跟着大哥这样叫底，乡人称母亲为“阿姐”，“阿姨”，“乃娘”，却没有称“妪”底，家里叔伯兄弟们呼称他们底母亲也不是这样，所以“妪”是我们兄弟对母亲所用底专名。 妪生我底时候是三十多岁，她说我小的时候，皮肤白得像那蜕皮的螳螂一般。这也许不是赞我，或者是由乳母不让我出外晒太阳的原故。老家底光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在我还不到一周年底时候，中日战争便打起来了。台湾底割让，迫着我全家在一八九六年□日(原文空掉日子)离开乡里。妪在我幼年时常对我说当时出走底情形，我现在只记得几件有点意思底，一件是她在要安平上船以前，到关帝庙去求签，问问台湾要几时才归中国，签诗回答她底大意说，中国是像一株枯杨。要等到它底根上再发新芽底时候才有希望，深信着台湾若不归还中国，她定是不能再见到家门底。但她永远不了解枯树上发新去是指什么，这谜到她去世时还在猜着。她自逃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第二件可纪念底事，是她在猪圈里养了一只“天公猪”，临出门底时候，她到栏外去看它，流着泪对它说：“公猪，你没有福分上天公坛了，再见吧。”那猪也像流着泪，用那断藕般底鼻子嗅她底手，低声呜呜地叫着。台湾底风俗生到十三四岁底年纪，家人必得为他抱一只小公猪来养着，等到十六岁上元日，把它宰祭上帝。所以管它叫“天公猪”，公猪由主妇亲自豢养底，三四年之中，不能叫它生气、吃惊、害病等。食料得用好的，绝不能把污秽的东西给它吃，也不能放它出去游荡像平常的猪一般。更不能容它与母猪在一起。换句话，它是一只预备做牺牲的圣畜。我们家那只公猪是为大哥养的。他那年已过了十三岁。她每天亲自养它，已经快到一年了。公猪看见她到栏外格外显得亲切的情谊。她说的话，也许它能理会几天。我们到汕头三个月以后，得着看家的来信，说那公猪自从她去后，就不大肯吃东西，渐渐地瘦了，不到半年公猪竟然死了。她到十年以后还在想念着它。她叹息公猪没福分上天坛，大哥没福分用自养底圣畜。故乡底风俗男子生后三日剃胎发，必在囱门上留一撮，名叫“囱鬓”。长了许剪不许剃，必得到了十六岁的上元日设坛散礼玉皇上帝及天宫，在神前剃下来。用红线包起，放在香炉前和公猪一起供着，这是古代冠礼底遗意。 还有一件是妪养的一双绒毛鸡。广东叫做竹丝鸡，很能下蛋。他打了一双金耳环带在它底碧底色的小耳朵上。临出门的时候，她叫看家的好好地保护它。到了汕头之后，又听见家里出来底人说，父亲常骑的那匹马被日本人牵去了。日本人把它上了铁蹄。它受不了，不久也死了。父亲没与我们同走。他带着国防兵在山里，刘永福又要他去守安平。那时民主国底大势已去，在台南底刘永福，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预备走。但他又不许人多带金银，在城门口有他底兵搜查“走反”的人民。乡人对于任何变化都叫做“反”，反朱一贯，反载万生，反法兰西，都曾大规模逃走到别处去。乙未年底“走日本反”恐怕是最大的“走”了。妪说我们出城时也受过严密的检查。因为走得太仓卒，现银预备不出来。所带底只十几条纹银，那还是到大姑母底金铺现兑底。全家人到城门口，已是拥挤得很。当日出城底有大伯父一支五口，四婶一支四口，妪和我们姊弟六口，一共二十多人。先坐牛车到南门外自己的田里过一宿，第二天才出安平乘竹筏上轮船到汕头去。妪说我当时只穿着一套夏布衣服；家里底人穿底都是夏天衣服，所以一到汕头不久，很费了事为大家做衣服。我到现在还仿佛地记忆着我是被人抱着在街上走，看见满街上人拥挤得很，这是我最初印在脑子里底经验。自然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依通常计算虽叫做三岁，其实只有十八个月左右。一切都是很模糊的。 我家原是从揭阳移居于台湾底。因为年代远久，族谱里底世系对不上，一时不能归宗。 爹底行止还没一定，所以暂时寄住在本家底祠堂里。主人是许子荣先生与子明先生二位昆季，我们称呼子荣为太公，子明为三爷。他们二位是爹底早年盟兄弟。祠堂在桃都底的围村，地方很宏敞。我们一家都住得很舒适。太公的二少爷是个秀才，我们称为杞南兄，大少爷在广州经商，我们称他做梅坡哥。祠堂底右边是杞南兄住着，我们住在左边的一段。妪与我们几兄弟住在一间房。对面是四婶和她底子女住。隔一个天井，是大伯父一家住。大哥与伯父底儿子们辛哥住伯父底对面房。当中各隔一间厅。大伯底姨太清姨和逊姨住左厢房，杨表哥住外厢房，其余乳母工人都在厅上打铺睡。这样算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安顿了一家子。 祠堂前头有一条溪，溪边有庶园一大区，我们几个小弟兄常常跑到蔗园里去捉迷藏；可是大人们怕里头有蛇，常常不许我们去。离蔗园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区果园，我还记得柚子树很多。到开花底时候，一阵阵清香教人闻到觉非得常愉快；这气味好像在现在还有留着。那也许是我第一次自觉在树林里邀游。在花香蜂闹底树下，在地上玩泥土，玩了大半天才被人叫回家去。 妪是不喜欢我们到祠堂外去底，她不许我们到水边玩，怕掉在水里；不许到果园里去，怕糟蹋人家底花果；又不许到蔗园去，怕被蛇咬了。离祠堂不远通到村市底那道桥，非有人领着，是绝对不许去底，若犯了她底命令，除掉打一顿之外，就得受缔佛的刑罚。缔佛是从乡人迎神赛会时把偶像缔结在神舆上以防倾倒底意义得来底，我与叔庚被缔底时候次数最多，几乎没有一天不“缔”整个下午。儿女 ——朱自清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用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有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闰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磁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罗罗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闰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侧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画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丐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罗。”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罗。”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Ｋ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楣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４日晚写毕，北京清华园卖艺童子 ——戴望舒
他也是个人吗？为甚他不受世人的同等待遇呢？唉，他不过家里少了几个钱罢。他父亲原是个好好的商人，后来因为投机事业大大失败，所以，就在他五岁那年宣告破产，在他六岁那年，他父亲便将他卖给了马戏班子里。从此以后他就堕落在这悲惨的世界里，永无翻身之日了。 说起来委实可怜咧。他们的老板是个残忍的人，生性暴躁，动不动就要发火，要打人。可怜他今年不过十一岁咧。他老板又要鞭他，他同伙又要欺他，终日里挨打挨骂。到晚上还须到游艺场里去耍把戏，忍着饥，耐着苦。不要说是偶然失了手闯下了祸，定然打个半死，饿他半天，就是有所痛苦也只好藏在心头，不敢现在颜面上。要是脸上稍有点不快活的样子，就派他是有意得罪看客，回来，少不得又是一顿皮鞭子。我时常见他是张着小口嘻嘻地笑着，可是我却深晓得他那浅浅的笑涡里，却含蕴着万种的痛苦悲怨呢。 我真不懂这提倡人道主义的世界，博爱还及到禽兽身上，鸡鸭倒提着就要受罚，可是他呢，他在演技的时候，倒立在地上还不算，还要他唱一支小曲，喝三杯冷水，吃一只香蕉。那时全身儿倒立着已经够受用了，何况再迫他唱小曲、灌食物下去呢！那自然有一种剧烈的痛苦，而且于他身体发育上当然又是个极大的阻碍。他现在已十一岁了，可是那小小的身子看过去总不过像七八岁，这就是个大大的明证。最可怪的就是这些看客，越是看到这惨无人道的把戏越是拼命地喝彩，好似幸人之灾，乐人之祸一般。原来呢，他们花了钱来寻快活的。不过总该存点侧隐之心啊！唉，他也是个人吗？为什么倒不如畜生呢？ 我记得那天是冬季极冷的一天，呼呼的北风刮得厉害。他只着了一件夹袄，因为他班主不准他穿多，说穿得多了和耍把戏有妨碍的。到晚上又到游艺场里去演技了，他索索地抖着，那刀一般的风直刮得他的皮肤都裂开了。他浑身已麻木，几乎不能动弹了。他身上所受的痛苦，他心中所受的痛苦，已达到极点了。他又不敢反抗他老板的命令畏缩不前，他依旧打起精神丝毫不敢懈。他这夜演的是“爱神之舞”，他就在那琤琤琮琮的妙乐里现身在演技圈中，背上背着一双洁白的翼翅扮作爱神的模样，苹果般的面庞娇红得怪可人怜。他举首望望那场中五丈多高的木架子就有些胆寒了。这时，他老板又发下命令喊他上去。他心中恐惧极了。可是，他总不敢反抗，只得张开了一双冻得通红的小手，攀住了那根从木架子上垂下来的绳子。他老板便将绳子的那一端垂下来，他就平空的吊了上去，达到最高的地点。他老板又发下暗示，他松了一只手攀住了前面的木杠，想腾身过去，可怜他这时一双小手被风刮得出血了，他的神经已失了知觉了，只觉得眼前忽地一黑，他支持不住了，一松手一个倒栽葱向下落下去……唉！我也不忍说下去了。 我仿佛还记得当时的看客同声喝了个倒彩。
(载《半月》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婴 ——缪崇群
婴儿的哭声，妇人的哭声，谛听着风声里还夹着急切的雨点击打着枯叶的音响。 窗外漆黯，夜才是一个开始，四周异常的冷落，季候也才是冬天的一个开始。 婴儿哭了一刻便停止了，风声和雨声也似乎在间歇着，惟有妇人的哭声不曾住。 此刻，渗穿着一切的是这个妇人的哭声。夜，淹没不了什么，这绵绵的音波，却搅和着使夜的颜色更加浓厚了。冷落的四周，仿佛溢进了一圈一圈凛肃的气氛。 不知怎么我握紧了拳头，想一下捣破了这个夜! 明天，我问着邻人： ——一个婴儿的死亡吗?—— ——不。婴儿是×机空袭那天，在大轰炸的时候出生的。就在那巷口的露天底下，大人惊骇不知所以地生了这个孩子。 ———哭的?…… ——伤痛了大人的心。 夜晚，这个不幸的妇人的哭声又传过来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母亲以她的哭声给孩子们当作儿歌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母亲以她的眼泪洗着她自己的伤痕，并且津湿了孩子们身上的襁褓，像清露似的润泽着嫩草的根。 愿望着一个一个的黑夜过去，一个一个的隆冬过去，孩子们离开了襁褓，离开了摇床，站立起来： 母亲!儿子是同×人的爆弹一起落生，儿子是在父亲的血泊里长成。即使大地上埋满了我们战死的兄弟，从白骨中还会生出一个复仇人!
(选自《废墟集》)童年的悲哀 ——鲁彦
这是如何的可怕，时光过得这样的迅速！ 它像清晨的流星，它像夏夜的闪电，刹那间便溜了过去，而且，不知不觉地带着我那一生中最可爱的一叶走了。 像太阳已经下了山，夜渐渐展开了它的黑色的幕似的，我感觉到无穷的恐怖。像狂风卷着乱云，暴雨掀着波涛似的，我感觉到无边的惊骇。像周围哀啼着凄凉的鬼魑，影闪着死僵的人骸似的，我心中充满了不堪形容的悲哀和绝望。 谁说青年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时代，是黄金的时代呢？我没有看见，我没有感觉到。我只看见黑暗与沉寂，我只感觉到苦恼与悲哀。是谁在这样说着，是谁在这样羡慕着，我愿意把这时代交给了他。 呵，我愿意回到我的可爱的童年时代，回到那梦幻的浮云的时代！ 神呵，给我伟大的力，不能让我回到那时代去，至少也让我的回忆拍着翅膀飞到那最凄凉的一隅去，暂时让悲哀的梦来充实我吧！我愿意这样，因为即使是童年的悲哀也比青年的欢乐来得梦幻，来得甜蜜呵！ 那是在哪一年，我不大记得了。好像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 时间是在正月的初上。正是故乡锣声遍地，龙灯和马灯来往不绝的几天。 这是一年中最欢乐的几天。过了长久的生活的劳碌，乡下人都一致的暂时搁下了重担，用娱乐来洗涤他们的疲乏了。街上的店铺全都关了门。词庙和桥上这里那里的一堆堆地簇拥着打牌九的人群。平日最节俭的人在这几天里都握着满把的瓜子，不息地剥啄着。最正经最严肃的人现在都背着旗子或是敲着铜锣随着龙灯马灯出发了。他们谈笑着，歌唱着，没有一个人的脸上会发现忧愁的影子。孩子们像从笼里放出来的一般，到处跳跃着，放着鞭炮，或是在地上围做一团，用尖石划了格子打着钱，占据了街上的角隅。 母亲对我拘束得很严。她认为打钱一类的游戏是不长进的孩子们的表征，她平日总是不许我和其他的孩子们一同玩耍，她把她的钱柜子镇得很紧密。倘若我偶然在抽屉的角落里找到了几个铜钱，偷偷地出去和别的孩子们打钱，她便会很快的找到我，赶回家去大骂一顿，有时挨了一场打，还得挨一餐饿。 但一到正月初上，母亲给与我自由了。我不必再在抽屉角落里寻找剩余的铜钱，我自己的枕头下已有了母亲给我的丰富的压岁钱。除了当着大路以外，就在母亲的面前也可以和别的孩子们打钱了。 打钱的游戏是最方便最有趣不过的。只要两个孩子碰在一起，问一声“来不来”？回答说“怕你吗”？同找一块不太光滑也不太凹凸的石板，就地找一块小的尖石，划出一个四方的格子，再在方格里对着角划上两根斜线，就开始了。随后自有别的孩子们来陆续加入，摆下钱来，许多人簇拥在一堆。 我虽然不常有机会打钱，没有练习得十分凶狠的铲法，但我却能很稳当的使用刨法，那就是不像铲似的把自己手中的钱往前面跌下去，却是往后落下去。用这种方法，无论能不能把别人的钱刨到格子或线外去，而自己的钱却能常常落在方格里，不会像铲似的，自己的钱总是一直冲到方格外面去，易于发生危险。 常和我打钱的多是一些年纪不相上下的孩子，而且都知道把自己的钱拿得最平稳。年纪小的不凑到我们这一伙来，年纪过大或拿钱拿得不平稳的也常被我们所拒绝。 在正月初上的几天里，我们总是到处打钱，祠堂里，街上，桥上，屋檐下，划满了方格。我的心像野马似的，欢喜得忘记了家，忘记了吃饭。 但有一天，正当我们闹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来了一个捣乱的孩子。 他比我们这一伙人都长得大些，他大约已经有了十四五岁，他的名字叫做生福。他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他平时帮着人家划船，赚了钱一个人花费，不是挤到牌九摊里去，就和他的一伙打铜板。他不大喜欢和人家打铜钱，他觉得输赢太小，没有多大的趣味。他的打法是很凶的，老是把自己的铜板紧紧地斜扣在手指中，狂风暴雨似的錾了下去。因此在方格中很平稳地躺着的钱，在别人打不出去的，常被他錾了出去。同时，他的手又来得很快，每当将錾之前，先伸出食指去摸一摸被打的钱，在人家不知不觉中把平稳地躺着的钱移动得有了蹊跷。这种打法，无论谁见了都要害怕。孩子的讲演 ——萧红
这一个欢迎会，出席的有五六百人，站着的，坐着的，还有挤在窗台上的。这些人多半穿着灰色的制服。因为除了教授之外，其余的都是这学校的学生。而被欢迎的则是另外一批人。这小讲演者就是被欢迎之中的一个。 第一个上来了一个花胡子的，两只手扶着台子的边沿，好像山羊一样，他垂着头讲话。讲了一段话，而后把头抬了一会，若计算起来大概有半分钟。在这半分钟之内，他的头特别向前伸出，会叫人立刻想起在图画上曾看过的长颈鹿。等他的声音再一开始，连他的颈子，连他额角上的皱纹都一齐摇震了一下，就像有人在他的背后用针刺了他的样子。再说他的花胡子，虽然站在这大厅的最后的一排，也能够看到是已经花的了。因为他的下巴过于喜欢运动，那胡子就和什么活的东西挂在他的下巴上似的，但他的胡子可并不长。 “他……那人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人都笑！” 在掌声中人们就笑得哄哄的，也用脚擦着地板。因为这大厅四面都开着窗子，外边的风声和几百人的哄声，把别的一切会发响的都止息了；咳嗽声，剥着落花生的声音，还有别的地从群众发出来的特有的声音，也都听不见了。 当然那孩子问的也没有人听见。 “告诉我！笑什么……笑什么……”他拉住了他旁边的那女同志，他摇着她的胳臂。 “可笑呵……笑他滑稽，笑他那样子。”那女同志一边用手按住嘴，一边告诉那孩子，“你看吧……在那边，在那个桌子角上还没有坐下来呢……他讲演的时候，他说日本人呵哈你们说，你们说……中国人呵哈，你们说……高丽人呵哈……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他说了一大串呀……” 那孩子起来看看，他是这大厅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没看见什么，就把手里剥好的花生米放在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拍着那又黑又厚的小肥手掌。等他团体里的人叫着： “王根！小王根……”他才缩一缩脖颈，把眼睛往四边溜一下，接着又去吃落花生，吃别的在风沙地带所产的干干的果子，吃一些混着沙土的点心和芝麻糖。 王根他记得从出生以来，还没有这样大量地吃过。虽然他从加入了战地服务团，在别处的晚会或欢迎会上也吃过糖果，但没有这样多并且也没有这许多人，所以他回想着刚才他排着队来赴这个欢迎会路上的情景。他越想越有意思。比方那高高的城门楼子，走在城门楼子里说话那种空洞的声音，一出城门楼子，就看到那么一个圆圆的月亮而且可以随时听到满街的歌声。这些歌子他也都会唱。并且他还骄傲着，他觉得他所会的歌比他所听到的还多着哩！他还会唱小曲子，还会打莲花落……这些都是来到战地服务团里学的。 “……别看我年纪小，抗日的道理可知道得并不少……唾登唾……唾登唾……”他在冒着尘土的队尾上，偷着用脚尖转了个圈，他一边走路一边作着唱莲花落时的姿式。
现在他又吃着这许多东西，又看着这许多人。他的柔和的眼光，好像幼稚的兔子在它幸福饱满的时候所发出的眼光一样。 讲演者一个接着一个，女讲演者，老讲演者，多数的是年轻的讲演者。 由于开着窗子和门的关系，所有的讲演者的声音，都不十分响亮，平凡的，拖长的……因为那些所讲的悲惨的事情都没有变样，一个说日本帝国主义，另一个也说日本帝国主义。那些过于庄严的脸孔，在一个欢迎会是不大相宜。只有蜡烛的火苗抖擞得使人起了一点宗教感。觉得客人和主人都是虔诚的。 被欢迎的宾客是一个战地服务团。当那团里的几个代表讲演完毕，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不知道是谁提议叫孩子王根也走上讲台。 王根发烧了，立刻停止了所吃的东西，血管里的血液开始不平凡地流动起来。好像全身就连耳朵都侵进了虫子，热，昏花。他对自己的讲演，平常很有把握，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几次话，虽然不能够证明自己的声音太小，但是并不恐惧。就像在台上唱莲花落时一样没有恐惧。这次他也并不是恐惧，因为这地方人多，又都是会讲演的，他想他特别要说得好一点。 他没有走上讲台去，人们就使他站上他的木凳。 于是王根站上了自己的木凳。
人们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他的小脸一边圆圆的红着一块，穿着短小的，好像小兵似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小军帽。他一站上木凳来，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帽沿前行着军人的敬礼。而后为着稳定一下自己，他还稍稍地站了一会，还向四边看看。他刚开口，人们禁止不住对他贯注的热情就笑了起来。这种热情并不怎样尊敬他，多半把他看成一个小玩物，一种蔑视的爱起浮在这整个的大厅。 “你也会讲演吗？你这孩子……你这小东西……”人们都用这种眼光看着他，并且张着嘴，好像要吃了他。他全身都热起来了。 王根刚一开始，就听到周围哄哄的笑声，他把自己检点了一下： “是不是说错啦？”因为他一直还没有开口。 他证明自己没有说错，于是，接着说下去，他说他家在赵城…… “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 又当勤务，又唱莲花落，不但没有人笑，不知为什么反而平静下去，大厅中人们的呼吸和游丝似的轻微。蜡烛在每张桌上抖擞着，人们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过人头而投视着窗外。站在后边的那一堆灰色的人，就像木刻图上所刻的一样，笨重，粗糙，又是完全一类型。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 那稀薄的白色的光，扫遍着全院子房顶，就是说扫遍了这全个学校的校舍。它停在古旧的屋瓦上，停在四周的围墙上。在风里边卷着的沙土和寒带的雪粒似的，不住地扫着墙根，扫着纸窗，有时更弥补了阶前房后不平的坑坑洼洼。 １９３８年的春天，月亮行走在山西的某一座城上，它和每年的春天一样。但是今夜它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做了一个伟大的听众。
那稀薄的白光就站在门外５尺远的地方，从房檐倒下来的影子，切了整整齐齐的一排花纹横在大厅的后边。 大厅里像排着什么宗教的仪式。 小讲演者虽然站在凳子上，并不比人高出多少。 “父亲让我回家，我不回家，让我回家，我……我不回家……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就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 他听到四边有猛烈的鼓掌的声音，向他潮水似的涌来，他就心慌起来。他想他的讲演还没有完，人们为什么鼓掌？或者是说错了！又想，没有错，还不是有一大段吗？还不是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加上吗？他特别用力镇定自己，把手插进口袋去，他的肚子好像胀了起来，向左边和右边摇了几下，小嘴好像含着糖球胀得圆圆的。 “我当了勤务……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我……我……” 人们接着掌声，就来了笑声，笑声又接起着掌声。王根说不下去了。他想一定是自己出了笑话。他要哭。他想马上发现出自己的弱点以便即刻纠正。但是不成，他只能在讲完之后，才能检点出来，或者是衣服的不齐整，或者是自己的呆样子。他不能理解这笑是人们对他多大的爱悦。 “讲下去呀！王根……” 他本团的同志喊着他。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他就像喝过酒的孩子，从木凳上跌落下来的一样。 他的眼泪已经浸上了睫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做什么。他觉得就像玩着的时候，从高处跌落下来一样的瘫软，他觉得自己的手肥大到可怕而不动的程度。当他用手背揩抹着滚热的眼泪的时候。 人们的笑声更不可制止。看见他哭了。 王根想：这讲演是失败了，完了，光荣在他完全变成了懊悔，而且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光荣。他没有勇气再作第三次的修正，他要从木凳坐下来。他刚一开始弯曲他的膝盖，就听到人们向他呼喊： “讲得好，别哭啊……再讲再讲……没有完，没有完……” 其余的别的安慰他的话，他就听不见了。他觉得这都是嘲笑。于是更感到自己的耻辱，更感到不可逃避，他几乎哭出声来，他便跌到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怀里大哭起来。 这天晚上的欢迎会，一直继续到半夜。 王根再也不吃摆在他面前的糖果了。他把头压在桌边上，就像小牛把头撞在栏栅上那么粗蛮，他手里握着一个红色上面带着黄点的山楂。那山楂就像用热水洗过的一样。当用右手抹着眼泪的时候，那小果子就在左手的手心里冒着气，当他用左手抹着眼泪的时候，那山楂就在他右手的手心里冒着气。 为什么人家笑呢？他自己还不大知道，大概是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可是又想不起来。好比家住在赵城，这没有错。来到服务团，也没有错。当了勤务也没有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没说错……这他自己也不敢确信了。因为那时候在笑声中，把自己实在闹昏了。 退出大厅时，王根照着来时的样子排在队尾上，这回在路上他没有唱莲花落，他也没有听到四处的歌声。但也实在是静了。只有脚下踢起来的尘土还是冒着烟儿的。 这欢迎会开过了，就被人们忘记了，若不去想，就像没有这么回事存在过。 可是在王根，一个礼拜之内，他常常从夜梦里边坐起来。但永远梦到他讲演，并且每次讲到他当勤务的地方，就讲不下去了。于是他怕，他想逃走，可是总逃走不了，于是他叫喊着醒来了。和他同屋睡觉的另外两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小勤务的鼾声，证明了他自己也和别人一样地在睡觉，而不是在讲演。 但是那害怕的情绪，把他在小床上缩做了一个团子，就仿佛在家里的时候，为着夜梦所恐惧缩在母亲身边一样。 “妈妈……”这是他往日是自己做孩子时候的呼喊。 现在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殇儿记 ——叶紫
一个月之前，当我的故乡完全沉入水底的时候，我接到我姊姊和岳家同时的两封来信，报告那里灾疫盛行，儿童十有九生疟疾和痢疾，不幸传染到我的儿子身上来了。要我赶快寄钱去求神，吃药；看能不能有些转机。孩子的病症是：四肢冰冷，水泻不停，眼睛不灵活，……等等。 我当时没有将来信给我的母亲和女人看，因为她们都还在病中。而且，我知道：水灾里得到这样病症，是决然不可救治的。 我将我的心儿偷偷地吊起来了！我背着母亲和女人，到处奔走，到处寻钱。有时，便独自儿躲到什么地方，朝着故乡的黯淡的天空，静静地，长时间地沉默着！我慢慢地，从那些飞动的，浮云的絮片里，幻出了我们的那一片汪洋的村落，屋宇，田园。我看见整千整万的灾民，将叶片似的肚皮，挺在坚硬的山石上！我看见畜生们无远近地飘流着！我看见女人和孩子们的号哭！我看见老弱的，经不起磨折的人们，自动的，偷偷地向水里边爬─—滚！…… 我到处找寻我的心爱的儿子，然而，我看不见。他是死了呢？还是仍旧混在那些病着的，垃圾堆似的，憔悴的人群一起呢？我开始埋怨起我的眼睛来。我使力地将它睁着！睁着！我用手巾将它擦着！终于，我什么都看不出：乌云四合，雷电交加，一个巨大的，山一般的黑点，直向我的头上压来！ 我的意识一恢复，我就更加明白：我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不会有救的！他也和其他的灾民一样，将叶片似的肚皮挺在坚硬的山石上，哭叫着他的残酷的妈妈和狠心的爸爸！ 我深深地悔恨：我太不应该仅仅因了生活的艰困，而轻易地，狠心地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故乡的。现在如何了呢？如何了呢？……啊啊！我怎样才能够消除我的深心的谴责呢？ 也许还有转机的吧！赶快寄钱吧！我的心里自宽自慰地想着。我极力地装出了安闲镇静的态度来，我一点都不让我的母亲和女人知道。 一天的下午，我因为要出去看一个朋友，离家了约莫三四个钟头，回来已经天晚了。但我一进门─—就听见一阵锐声的，伤痛的嚎哭，由我的耳里一直刺入到心肝！我打了一个踉跄，在门边站住了。我知道，这已经发生了如何不幸的事故！我的身子抖战着，几乎缩成了一团！ 我的母亲，从房里突然地扑了出来，扭着我的衣服！六十三岁的老人，就像喝醉了酒的一般，哭哑她的声音了！她骂我是狠心的禽兽，只顾自己的生活，而不知爱惜儿女！甚至连孩子的病信都不早些告诉她。我的女人匍匐在地上，手中抱着孩子的照片，口里喷出了黑色的血污！我的别的一个，已经有了三岁的女孩，为了骇怕这突如其来的变乱，也跟着哇哇地哭闹起来了！ 我的眼睛朦胧着，昏乱着！我的呼吸紧促着！我的热泪像脱了串的珠子似地滚将下来！我并不顾她们的哭闹，就伸手到台子上去抓那封湿透了泪珠和血滴的凶信： “……没有钱医治，死了……很可怜的，是阴历七月二十七日的早晨！……这里的孩子死得很多！……大人们也一样！……这里的人都过着鬼的生活，一天一天地都走上死亡的路道了！……” 眼睛只一黑，以后的字句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夜深时，当她们的哭声都比较缓和了的时候，我便极力地忍痛着，低声地安慰着我的女人： “还有什么好哭的呢？像我们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世界，原就不应该有孩子的！有了就有了，死了就死了！哭有什么裨益呢？孩子跟着我们还不是活的受罪吗？我们的故乡不是连大人们都整千整万的死吗？饥寒，瘟疫！……你看：你才咳出来的这许多血和痰！……” 我的女人朝着我，咬了一咬她那乌白色的嘴唇，睁着通红的眼；绝望地，幽幽地说： “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苦难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故乡！……”
童年 ——马克·吐温
1849年，我们家还在密西西比河畔的汉尼堡居住，那一年我１４岁。当时我们住在我父亲五年前刚盖的大房子里。家里有几个人住新屋，剩下的人还住后面连着的老房子。 那年秋天，我姐姐主办了一次晚会，邀请全村的男女青年参加。我还太小，不够参加这种社交活动的年龄。再说我也过于腼腆，跟年轻姑娘们合不到一块。 不过，他们邀请我在一出小神话剧里扮演一只熊。我得以进场的全部时间只有十分钟，演出时我得穿上一件熊皮似的毛茸茸的棕色紧身衣服。 大约十点钟时，有人叫我回自己的屋去穿上那件熊皮衣服。我走了几步，忽然灵机一动，决定先练习一番。可是那个房间太小了。我穿过大街，来到拐角处一栋很大的空房子里。可我根本没想到有十来个年轻人也正去那里换装，准备演戏呢。 我和小伙伴桑迪一起在二楼选了一间大而空旷的屋子。我们一边说话一边走了进去，里面正穿了一半衣服的姑娘听到说话声都藏到一架屏风后面。她们的长裙服和其他东西都挂在门背后的钩子上，可我没看见。 屋里摆着一架旧屏风，上面有好些窟窿。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屏风后还有女孩子，所以对那些窟窿也没在意。我要是知道屏风后面有人，打死我也不会在窗外射入的一片冷酷的月光里脱衣解带，简直羞死人了！ 当时我一点儿都没想到这些，坦然地脱了个一丝不挂，然后就开始练习。我野心勃勃地想来个一鸣惊人，成为扮演熊的专家，那样他们就会常常请我演出了。 于是，我就带着为了立身扬名而忘我工作的那种热情投入了练习。我在两间屋子里满地乱爬，桑迪喝彩叫好；接着又直立行走，嘴里发出我认为像熊的咆哮声；我又是倒立，又是左蹦右跳。 总而言之，凡是熊能做的动作我全表演了一遍，熊做不了的动作我也发明了不少，还有一些动作是稍有点自尊心的熊都不屑一做的。 当然，我丝毫没有想到在我丢人现眼的时候，除了桑迪还有别人在场。最后，我来了个倒立，就那样停在空中稍事休息。不知我的这些动作是否可笑，但我确实听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笑声。 我的劲一下子全泄了，身子一软，摔了下来，撞倒了屏风，把那些年轻姑娘给压在了下面。她们吓得尖声大叫。我抓起衣服就跑，桑迪跟在后面。眨眼工夫，我已经穿上了衣服，从后门溜之大吉。我让桑迪保证不吐一个字，然后一道找了个地方，一直躲到晚会开完。 屋里沉寂下来，静悄悄的，我一直等到大家都入睡了才敢回家。我摸黑躺在床上，我对自己丢人现眼的表演有一种辛酸凄楚的感觉。第二天，我看见枕头上别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演熊可能演不好，但你演光屁股可真是精彩至极——哎哟，别提有多精彩啦！” 但是，孩子的生活里并不全是欢乐和笑声，也有许多令人伤感的事件闯入他的小天地里。有个醉鬼流浪汉在村里的班房被火烧死了。随后一百多个晚上，这件事都压在我的心头，每夜做恶梦——梦见他那张哀求的脸，跟活着时看见的可怜面容一模一样，他的脸紧贴在窗子的铁栏杆上，身后是血红的地狱，那张脸似乎在对我说：“如果你不给我那包火柴，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你要对我的死亡负责！”我根本没责任，借给他火柴完全是出于善意，哪想过要伤害他呢？这个流浪汉——他才是有罪的——只遭了十分钟的难，然而清白无辜的我却受了整整三个月的折磨。 后来村里又发生了几起惨剧，凑巧的是，我目击了每场惨剧的全过程。我的学识和受过的锻炼使我能对这些惨剧看得比未受教育的人更深刻一些。不过这些惨剧一般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就失去了吓人的力量，它们逐渐退去，消失在灿烂欢欣的阳光里。它们是黑暗和恐惧的宠儿。白昼给我带来宁静和欢愉。但一到夜晚，我重又回到痛苦不堪的梦魇中。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从没设想过怎样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过上更好的日子。年事增长后，我也没有如此奢求过。但就是到了现在，夜里的情况还没有变，和年轻时一样：给我带来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沉痛感慨。从出生到现在，由于经历了太多不同寻常的事情，所以一到夜晚，脑子里就乱七八糟，从来没有平静过。 夏克玲和米劳 ——法朗士
夏克玲和米劳是朋友。夏克玲是一个小女孩，米劳是一只大狗。他们是来自同一个世界，他们都是在乡下长大的，因此他们彼此的理解都很深。他们彼此认识了多久呢？他们也说不出来。这都是超乎一只狗儿和一个小女孩记忆之外的事情。除此以外，他们也不需要认识。他们没有希望、也没有必要认识任何东西。他们所具有的惟一概念是他们好久以来——自从有世界以来，他们就认识了；因为他们谁也无法想象宇宙会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按照他们的想象，世界也象他们一样，是既年轻、又单纯，也天真烂漫。夏克玲看米劳，米劳看夏克玲，都是彼此彼此。 米劳比夏克玲要大很多，也强壮得多。当他把前脚搁到这孩子的肩上时，他足足比她高一个头和胸。他可以三口就把她吃掉；但是他知道，他觉得她身上具有某种优良品质，虽然她很幼小，她是很可爱的。他崇拜她，他喜爱她。他怀着真诚的感情舐她的脸。夏克玲也爱他，是因为她觉得他强壮和善良。她非常尊敬她。她发现他知道许多她所不知道的秘密，而且在他身上还可以发现地球上最神秘的天才。她崇敬他，正如古代的人在另一种天空下崇敬树林里和田野上的那些粗野的、毛茸茸的神仙一样。 但是有一天她看到一件惊奇的怪事，使她感到迷惑和恐怖：她看到她所崇敬的神物、大地上的天才、她那毛茸茸的米劳神被一根长皮带系在井旁边的一棵树上。她凝望，惊奇着。米劳也从他那诚实和有耐性的眼里望着她。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神、一个多毛的神，因而也就毫无怨色地戴着他的带子套圈一声不响。但夏克玲却犹疑起来了，她不敢走近前去。她不理解她那神圣和神秘的朋友现在成了一个囚徒。一种无名的忧郁笼罩着她整个稚弱的灵魂。孩童之道 ——泰戈尔
只要能讨得孩子的欢心，他愿意此刻飞上天。 他所以不离开我们，是有着一定原因的。 他爱把他的头偎在妈妈的胸前，他即使是一刻不见她，也是不行的。 孩子知道的聪明话非常之多，虽然世间的人很少懂得这些话的意义。 他所以永不想说，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他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学习从妈妈的嘴唇里说出来的话，这就使得他看上去天真浪漫。 孩子虽有为数可观的财宝，但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像一个乞丐。 他所以这样假装着来，是有一定原因的。 这个可爱的小小的裸着身体的乞丐，所以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其目的便是想获取妈妈的爱。 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全无牵挂的。 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是有一定原因的。 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里的小小一隅，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拥抱着，其甜美要胜过任何形成的自由。 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 他所以要流泪是有一定原因的。 虽然他用了可爱的脸儿上的微笑，引逗得他妈妈的热切的心向着他，然而他同样有目的的哭声，却编成了怜与爱的双重约束的带子。儿童的世界 ——雷切尔·卡森
儿童的世界绚丽多彩，有着许多惊人的发现和无比的兴奋。可是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这种锐利的目光，爱一切美丽的和令人敬畏的事物的天性，等不到成年就已经迟钝，甚至丧失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知道掌管天下儿童洗礼的是一位好心的天使。假如我能对她有所要求的话，我倒有这么一个希望：请她赋予世间的儿童以新奇感——无可摧毁的、能伴随他们终身的新奇感，并使它成为万灵的解药。有了它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就会永远陶醉在新奇之中，不致产生厌倦感，不至劳心费神于世俗的偏见上，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要保持一个儿童终身的新奇感而又没有天使的恩惠，那么至少需要有一个能同他共享新奇感的成年人和他做伴，并且跟他一起不断去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一切欢乐刺激和神秘。而多数父母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们一方面既要尽最大努力满足孩子适应世界、感觉世界、要求世界的各种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承受着复杂的物质世界对他们的冲击，这个世界的生活形形色色，他们自己都感到生疏，好像没有理出头绪、弄个明白。他们无奈地举起白旗：“我该用什么办法教我的孩子认识大自然？唉！我自己都常把两种动植物搞混淆呢？” 父母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共识，培养孩子养好感觉比灌输孩子知识要重要得多。如果说事实等于种子，以后会萌发知识和智慧，那么，激情以及感官得到的印象就等于肥沃的土壤，是种子赖以生存的基地。童年早期是准备土壤的时期。一旦唤起了种种感情——美感、对新鲜事物和未知事物的兴奋感、同情心、恻隐之心、感激之心、爱慕之心……那么，我们就有希望获得引起感情反应的事物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一旦获得，就有深远的意义。这种培养实际是为孩子获取知识架桥铺路，它的作用是使孩子过早掌握那些死知识所无法比拟的。爱的眼睛 ——卡尔斯
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米姬老师带着孤儿院的20个孩子来到了父母的农场。她想让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找到家的感觉，而且，农场里的各种蔬菜水果都熟透了，鸡妈妈也刚孵出了一群可爱的小鸡崽。 除了4岁的兰特，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欢天喜地的。兰特性格孤僻倔强，对所有人都抱仇视态度，最要命的是他有同龄人所少有的反抗精神。饭桌上，只有兰特一个人埋头狼吞虎咽；花园里，只有他故意掐断火红的玫瑰花；课堂上，也只有他敢无理取闹。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兰特的父亲进了监狱，以及他母亲的随后出走吧。对于一个4岁的小孩来说，具有这样的性格也未免太可怕了些。米姬在他身上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但总是不见效果，她真的担心兰特的性格会毁了他一生。 孩子们在花园里已经玩得精疲力尽了，米姬悄悄地把鸡崽和鸡妈妈领到了花园。看到活泼可爱的小鸡，孩子们顿时精神大振，他们高兴得又唱又跳。有的学着小鸡的样子叽叽喳喳满地乱跑，有的则争先恐后地喂小鸡食物。是啊，善良而富有爱心是孩子们的天性，几乎所有的小孩都喜欢动物。教育家研究发现：养宠物家庭的孩子要比没有养宠物家庭的孩子要细心善良得多。 米姬看见只有兰特一个人坐在旁边发呆，活泼可爱的小鸡和憨态可掬的鸡妈妈并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的眼睛里似乎蕴含着连成年人也少有的迷茫、孤独甚至是愤怒，这不是一双4岁小孩所应该拥有的眼睛啊。 这时，两只小鸡经过兰特的脚旁，他突然弯下腰，飞快地一手拎起一只小鸡，恶狠狠地骂道：“我讨厌你们乱蹿，你知不知道打扰了我的休息！” 小鸡拼命挣扎，米姬大叫：“兰特，放下它们！”可兰特不听。忽然，鸡妈妈从对面冲过来，一跃而起，照准兰特露在外面的肚脐，狠狠地一啄！兰特尖叫一声，立即松开了双手，哭着按住了自己鲜血淋漓的肚脐。获胜的鸡妈妈带着两只小鸡迅速逃开了。 米姬赶紧替兰特清洗伤口，兰特很快止住了哭声，他开始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要报复！我要报复……”依兰特的脾气，只要有机会，杀掉鸡妈妈都不会让米姬感到意外。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兰特每天都独自一人坐在一旁，他为自己肚脐上留下的这个清晰的印迹既惭愧又懊恼。看到兰特闷闷不乐的样子，想起母鸡张臂保护一群小鸡的情景，米姬不由得感慨万千：既然动物都能为下一代撑起一片爱的晴空，那么我们人类难道不应该多几双爱的眼睛吗？ 为了帮兰特掩盖这个印迹，让他淡忘不快乐的事情，米姬找出一个圆球，在上面刻了4个字：“爱的眼睛”。这天，米姬当着所有小朋友的面宣布：上帝知道兰特肚脐被啄伤后，特地送给他一个脐环，让他从此拥有一只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关爱别人的眼睛。 兰特先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当他看见小朋友们都用羡慕的眼神望着他时，终于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高兴地戴上了“爱的眼睛。” 小朋友都嚷出了也要戴脐环，米姬笑着说：“当你们有一天犯一个小小的错误，但从此学会发现爱、宽容并且为爱奋斗后，你们才有机会戴上脐环。”从这一刻起，兰特成了孩子们心中的英雄，也是从这一刻起，他突然改变了许多：变得爱说爱笑，更重要的是他会关心照顾别人了。 从此，每当兰特遇到不开心的事，他都会告诉“爱的眼睛”，每当别人需要帮忙时，“爱的眼睛”就好像具有一个魔力，指引着兰特去帮助别人…… 兰特一直在孤儿院健康快乐地成长，他变得坚强、执著而富有爱心。 兰特懂事后，终于明白了米姬老师的苦心。他30岁时，成了一家大型孤儿院的院长。孤儿院的名字就叫：“爱的眼睛”……自强不息的男孩 ——马里昂·怀特
在伦敦一个破败不堪的马房里，住着一个名叫迈克尔·法拉第的穷孩子。他每日里背着一大捆报纸到街上叫卖，以一便士一份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路上的行人，以此来维持生计。他还曾在装订商和图书出版商那里当过7年的学徒。有一次，在装订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时，他的眼睛无意间看到一篇介绍电的文章，这篇文章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直到他一口气读完为止。他找到了一个玻璃药水瓶、一个旧的平底锅，再加上几样简单的工具，就开始做起了实验。 一位顾客被这个小男孩的求知欲深深地感动了，他把法拉第带去听著名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先生的精彩讲座。迈克尔·法拉第鼓足了勇气，给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做的讲座笔记送给戴维先生本人审阅。 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正在迈克尔即将上床休息时，汉弗莱·戴维先生的马车停在了他那简陋的住处前，一位仆人下了车并递给一封亲笔书写的邀请信——汉弗莱·戴维先生请法拉第在第二天早上去拜访他。迈克尔读着信上的内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次日早上，他如约拜访了汉弗莱·戴维先生，戴维先生想请他做一些清洗实验仪器和搬运设备的工作。戴维先生在用一些危险的爆炸性试剂做实验时，脸上戴了一副用玻璃制作的安全面具，而法拉第则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那充满了求知欲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这位大科学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学习，迈克尔自己也做起了实验。很快，因为法拉第超凡脱俗的悟性和突飞猛进的成绩，许多一流的科学研究人员邀请这位当初没有任何“机会”的穷孩子为他们做讲座。这个自强不息的男孩终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上了科学的巅峰。请帮我穿上红衣 ——仙蒂·狄荷姆斯
在我担任教育者及保健顾问的生涯中，曾见过许多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有幸与这些特殊儿童相处，是我生命中的福分，他们教导我许多事情，我从泰勒身上就发现，最大的勇气也可以在最小的心灵中显现出来。 泰勒出生时便感染了艾滋病毒，他母亲也是病原携带者。从他生命一开始，他就得依靠药物才能存活。五岁时，他的胸腔开刀，在血管中插入一根管子，这根管子连接到背后所背的小包中帮浦，帮浦不断经由管子输送药物的血液中。有时，他甚至需要补助氧气来帮助呼吸。 泰勒不愿因这个致命的疾病而放弃短暂的快乐童年，所以你不难发现他随时背着装有药物的背包，拖着载氧气筒的小车在后院里玩耍奔跑，认识泰勒的人，无时不对他单纯的生之喜悦及活力充沛惊讶万分。泰勒的妈妈时常跟他开玩笑，说他跑得这么快，他必须让他穿红衣服，这样，她才可以轻易地隔着窗子看他是否仍然在后院玩。 即使是像泰勒这么精力充沛的人，最后还是被这可怕的疾病折磨销蚀，他病得很严重，不幸的是，他母亲也是。当他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活下去时，他母亲跟他谈了有关死亡的事，她安慰泰勒说，她也快要死了，不久他们即可在天堂相见。 泰勒去世前几天，叫我到他病床边，在我耳边低声说：“我快死了，但我不害怕。我死了，请帮我穿上红衣，妈答应我也要到天堂，她到时我可能在玩，我要确定她能找到我。”劳列达的女儿 ——乌各·奥节谛
在我的儿子从热内亚（他刚在那边的商业学校里读满了第三年级）回来之后的第二天，他在餐时之前不久走到了我的书室里来。他十分单纯地告诉我了，说他打算和裘里亚·赛尔尼订婚，因为他非常相信我是爱他的，并且一定会同意于他。 “你目前年纪太轻了。那个裘里亚·赛尔尼又是谁呢？” “你认识她的母亲，他们对我说。她是罗马培那谛族的人，劳列达·培那谛。你一定是认识她的。” 劳列达！劳列达！这是在多少年以前了！她那小小的模样，她那灰白的小脸，和那张生得太大了一点的嘴，她那在短的，紧紧地卷着的，丰富的头发下面的小额角——劳列达·培那谛！ “不错，我记得。可是你年纪太轻了，嘉戈莫。” 或许我是说得太肯定了，其实我与其说是在答复我儿子的提议，却还不如说是在答复一些突然被提到的回想。但他是惯于把整个的心肠都向我倾吐的，因此便立刻很焦急地替自己辩护起来；当他感觉到了我的沉默的时候，他的焦急便越发加大了。 我是在想着我自己的事情：嘉戈莫究竟怎么会碰到她？哪一种注定的力量会把她从罗马赶到热内亚来，并且一到了热内亚，便立刻做了赛尔尼族里的人？现在有哪一个神明在打算从我儿子身上来酬报我的这么许多年以前的被拒绝？在跳舞会中，在那俄罗斯女人的家里——那个俄罗斯女人名字叫做波路加甫斯奇，是一个美人——她是站在我们旁边的一对中的一个。劳列达在一节跳舞中犯了两三次错误，她老是不能用从容的动作来合那音乐的拍子；到了要互相致礼的时候，她把她的手在我的嘴唇下面抽了出去，好像她一切的错误都要我来负责一般。后来，就在那一天夜里，每当我的手臂环抱着她的时候，似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惊慌占据着她，因为她跳得很坏，步步都脱了板；在她那许多装饰着花粉和珠宝的头发下面的小头脑竟愤怒了起来，她说我太高了，不会和矮小的女子跳舞。在那个时候，谁都知道，我的跳舞很轻盈而且完美，因此我对于这种埋怨只是付之一笑。她不向我道别就走了开去。 两天之后，那俄罗斯女人邀我们陪她到莪尔慕斯奇别墅去。这不知是在四月呢还是五月，我已经记不清了。那儿有一阵浓烈的蔷薇的香气；在地上，在篱笆上，在颓垣上，都是黄的，白的，和红的蔷薇花瓣；沿着那小径，在园子里，从松树和柏树上面挂下来，到处都是一丛一丛的，红的，白的，和黄的蔷薇花；那些孔雀的粗糙的喊声就在近旁，那钟声，远远地从村里传来，一层依微的烟雾向海边移过去。在我们走下到小鸽棚去的路上是潮滑而且峻峭的，她为要站得稳一点，便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我握紧了那只小手，她便离开了我，只这么说，“你这傻子！” 又一次，在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早晨，我又看到她和她的几个外国朋友在一起，在许多人群中，这是一次奥斯谛亚主教在拉德拉诺地方的圣乔万尼圣衣室里举行的晨餐会：可可，牛乳，果子露，蛋饼，我没有吃完，当她贴近我身边走过，对我说：“你吃了许多，可不是？”这样就完了。此后我就永远没有对她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有一次，曾经看见她在一辆车子里，背朝着车夫，很安静地坐在她母亲对面。我甚至连头也不点一点，虽然我是很近地看见她的，而她又向我注意了好一会儿，在我和我那可怜的姗谛那结了婚之后，我又碰到了她一次，我觉得她是在讥讽似地微笑着。或许我对于这个是错误的。而现在，在今天—— “我对你说，父亲，她是可爱而且和善的。正像她母亲从前一样地可爱而又和善。她的母亲从前是可爱的，他们告诉我。” 但是，我，我只是在对付我自己的思想，并且因为记起她那种带笑容的漠然的神情，不禁起了些仇意，便这样回答说： “不错，不错，很可爱，但不是一个委奴斯。” 我停止了我的欢乐，因为想起那母亲也一定会感到和我同样的惊异，假使她真还记得—— “她母亲可知道吗？” “知道的，要我立刻来对你说，也就是她的意思。” “她没有说旁的话吗？” “没有。怎么？” “那女孩子可喜欢你吗？” “是的，父亲，我敢断定如此。她曾经为了我而拒绝了别的更有利的请求。” “让我再想想吧，嘉戈莫。你毕竟太年轻了！” 于是我的儿子，为了欢乐而眼睛里依微地闪着光彩，很坦白地抓住了我的两只手，把它们举到了他的嘴唇边，同时又喃喃地说着些充满了希望的话： “不要想得太久了，父亲！她在那儿等。明天你得告诉我你的主意的，成不成？” 我过了很苦痛的一夜。我想要答应了我的儿子，因为他已经是我在这世界上所有的惟一的安慰了；同时又因为（这可不是我的最紧要的自私的理由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还有这么许多虚荣心剩着！）这可以算是一种报复，一种很温和的报复，一个我的儿子，带着我的姓氏的人，在那个曾经轻视过我的女人的女儿身上施行的报复。随后我又想起，到现在这时候，她那骄傲的前额上的小小的卷发，大概已经变得雪白的了，我又觉得很懊悔，我竟没有想到问我的儿子，那些头发毕竟白了没有 ——因为我觉得，像这么一种外形的转变，一定会把我从旧时的回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把这事情解决得更聪明一点。 在这两个理由中，一个是很有意义的，而其他一个却是傻气的，但那傻气的理由却比那一个更有力；虽然如此，我毕竟还能很明白地看到许多可能的疑问。“那个女孩子可真个爱他的吗？可有一些儿她母亲的浮动性像精微的电子似地灌注在她的血液里吗？并且，嘉戈莫又是怎样的呢？像他这样年轻，他可会永远不改变吗——永远不改变而且快乐吗？我最重要的责任可不是要先去和那女子熟识吗？”同时，在那天夜里，我简直就连那女郎的名字也忘记了。这个名字在前一天嘉戈莫只说了一次，用一种很轻微的声音，好像这是一个神圣的名字，万万不能被亵渎的。甚至在这一点上，虚荣又来帮我的忙了，但是用一种反面的方式：“劳列达·培那谛（我不能强迫自己用她那不熟悉的姓氏）可不是已经把我从前所受的苦痛完全忘记了吗？” 她叫我的儿子立刻对我说，但是她却一句话也没有提起在很久的从前是认识我的，在莪尔慕斯奇别墅的蔷薇丛中，以及那跳舞会中的漂亮的头发，以及那宗教典礼的热闹。我那时是一个年轻的办事员，刚从我那省份里来到，对于我那新学会了的都市习惯还有点格格不入；那时我是总算刚偶然走上了成功之路。那个常是微笑着的小小的将继承财产的女儿一定曾经听到过许多别的像我一样的老实人，听他们说着蜜一般的言语，又发着叹息，像一架漏了气的风琴，并且，假使敌人已经把她以前的胜利都忘记了，我所希望着的复仇又是怎么回事呢？那真是愚蠢的思想。 我这样地使我自己安静下去，虽然免不了要伤害我那固执的虚荣心，可是我这时候只能替嘉戈莫着想。不错，他是太年轻了；他应得首先自己获得一个地位，并且固定了他自己的性格；他应得有自知之明，能够管束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要做一个独立的人，而不能单做我的好儿子，我的宗族树上的仅有的果实。虽然不必粗糙地命令他，我的责任却至少要劝他努力把那女子忘记；要他立刻忘记了她，固然我也知道是不可能的。 我便这样做了。他甚至流下眼泪来。于是他便到西班牙去旅行，这次旅行继续到了两个月之久。在他回来的时候又到巴尔塞罗那去住了两星期，比他预定的计划多了十天；当他在那儿的时候，他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写信。他一写起信来的时候，纸上便会有一种太强烈的气味，内容有一种太西班牙风的疲倦，字体有一种太女性的倾斜。我并不诧异，但是我发现裘里亚·赛尔尼是已经被忘记了。 我对于这事实反而觉得有点担忧，因为这可以算是一个我那嘉戈莫的未定的性格的不稳固的证据。 嘉戈莫回家来了。裘里亚·赛尔尼的名字永远不在我们之间的谈话中说起。他在罗马居住了一年，修毕了意大利移民问题和未经公认的意大利殖民地这两种课程，这使他在二十二岁的年龄就被派到东方去研究亚细亚土耳其的各海口。在他回来的时候，他倾心于一个名字叫什么马里亚·阿苏哀达的上流社会的女人。但是关于这个女人，她的名字却也是永远不在我们之间的谈话中提起的。 四个月之前的一天晚间，我刚从公署里回来，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在熔熔的炉火旁边一面看书，一面喝茶，突然听差拿进了一张卡片来交给我，在那上面有着“劳拉·赛尔尼”这几个字。我禁不住吃了一惊，于是我便毫不迟疑地走到会客室里去，急于想去得到一种新的经验——无论这经验是否是愉快的——这种愿望依然像火一般地燃烧着，虽然我的青年时代是早已死去。 我永没有对嘉戈莫问起过这个问题，然而她的头发却确实已经变白的了，高高地一大堆；她的脸，虽然有点瘦，却依旧是往时的那张脸，现在是在雪下面灿烂着。她那纤细的身躯依然是像在莪尔慕斯奇别墅里时一样——真是一朵蔷薇花，甚至到现在还是，不过是已经包着一重灰色的外套了；那同样的气息——我不知道这一种香气是叫什么名字，但是她会使我记起许多新鲜的微红的苹果的芬芳或是在一只被霉的箱子里开了一整个夏天的海狸皮的气味，我一看到她那雪白的头发下的脸色的鲜艳，我便立刻好像闻到了那种香气一般了。 “你当然再也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在 ——” 我想她大概要这样地说下去了吧：“在我认识你以来这么许多年之后。”但是不然，她却这么说下去： “在整整两年之后。” “我记得。我的儿子——” “是的。这就是我所以来的原因。我知道你的儿子已经出去旅行过，他得到了名誉又得到了地位，他有各种研究使他忙着，闲暇的时候又有女人来安慰他。这一切我都知道的。” 我沉沉地一句话也不说，我的谨慎在我的心田四周蒙上了 “我很坦白地说，照了一个母亲的本分。我的女儿还没有忘记，并且还没有停止迷恋着嘉戈莫。在过去两年之内，我和我的丈夫——” 听着这话，我的心便整个冰冻了。不但冰冻——甚至觉得有点仇意。 “两年以来，我和我的丈夫竟可说什么事情也放下了，单是在设法把她这种思想，她这种迷惑医好——” 我用一种冷淡而礼貌的态度打断了她： “你肯到我的书房里去吗，太太？想到你所对我说的事情的性质——” 她站了起来。不久之后，我注视着她，在我那开着的火炉旁边，在很大的灯的光线下面，我看出她眼睛里含着眼泪，她是在努力抑制她自己的感情。 “这样，我已经对你说了——不，我为什么要对你说呢？你早就懂得我了。我的女儿在那里受苦。”于是她流下泪来，“我的女儿害病了；据医生们说，或许她会死去也未可知。” 沉默了一会儿。 “裘里亚是在那儿受苦——你的儿子已经把她忘记了吗，完全忘记了吗？” 我不知道应当如何回答她才好，在那个雪白的冠冕下面的蔷薇一般的小脸上显然有一种苦痛的神色。那做母亲的手是在颤抖着。她粗鲁地除掉了她的手套，似乎这样可以更自然一点，似乎要在我们之间筑起一种较密切的关系来。 “我相信他已经忘记了，我敬爱的太太。” “从那时候起，他可竟从没有，从没有一次对你说起过我女儿的名字吗？” “从没有。” “他可已经爱上了别个人？” “我不知道。有一个女的——” “她可漂亮吗？但是我在说些什么？我在问些什么？你懂得我一个做母亲的竟会从热内亚一路赶了来，没有别的特殊原因——我在今天天亮的时候到的——你懂得，你懂得吗？你想一个做母亲的，你想我竟会用到这样的办法，我的害怕当然是很大的。你懂得，告诉我你毕竟可懂得？” “我懂得的。” “那么——你没有话——再没有话，要说了吗？” “你定定心吧，我敬爱的太太。我不愿意用无聊的话来空费时间。我可以断得定你到这儿来之前，一定曾经踌躇过了好一会儿。嘉戈莫自从第一次对我说起了你的女儿之后，便永远没有再说起过一次。我看他永远是在忙着别的事情，据我所知是，他有了别的恋爱事件。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首先应该想到我儿子的幸福。” “他还不知道我的裘里亚的情形呢。” “他不知道吗？不过，就是他知道了——” “你要告诉他，然后再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得告诉他，你愿意吗？她并不是很坏的，你知道！你不要以为她是一个残废者，一个没办法的人。她现在还不至于弄到这地步。她是脆弱的，惨白的，没精神的，不多说话。医生们只害怕着她的将来。但是现在却还不至于此。你相信我，可以吗？” “我并不是在想到这些。但是无论如何你得首先明白，嘉戈莫能不能同意，已经是很成问题的了，并且在他的同意之外，还无条件地必须要得到我的同意。” 我觉得那个可怜的，悲哀的母亲的苦痛在抓紧了我的喉管，在摧残我的意志力。但正为了这原故，我的话却说得越发粗鲁了。 “假使事情是这样的——这原是无从讨论的事情——那么我明白了——”她站了起来，开始把手套重新戴上去。 她突然停住了，更移近我的身边来，呆呆地注视着我： “或许这是因为——在从前——啊，恕我吧，恕我吧，不要这样残酷！恕了我吧！” 这样看来，她毕竟是记得了！不错，我的复仇是现实的，完全的，显然的，悲惨的。她记得了，她承认她的过失——什么过失？她在从前可已经发现了吗？不，不！我在二十岁时的虚荣心啊，现在已经到了五十岁的年纪，这虚荣心看来是多么可笑！一点儿好胜心，这比到一个碎了心的母亲真算得什么！ “告诉我，告诉我，是为了这个原故吗？但是我怎么会知道呢？这怎么是我现在的过失呢？啊，恕我吧，恕我吧！请你想想这事情！” 我努力做着笑容。 “倒也不是为了你所说的这原因，我敬爱的太太。我甚至记也没有记起来，并且，我也不愿意把它记起来。” 于是我们两个都一句话也不说，在这种借口之下，我们两个都发觉了这个悲惨的真实情形，虽然它在表面是显得非常细微而且无聊。那个瘦小的太太并没有弄错；她已经发现了，那个已经像树林中的残花似的被忘记了的，旧时的憎厌和旧时的侮慢，还延伫在我灵魂的深处；而她，虽然不是有意，却在无意中做了使我发现这情形的人。 “不，确实是为了这个原故，再没有别的原因了。我感觉得到的。但是现在叫我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感激之外还有什么补救方法呢？我一定会非常感谢——” 我是在看着火，并没有留意她，我拿起了火棒去戳一块煤，这块煤表面上似乎已经烧完了，但突然又爆出无数的火花来。 “我就去对我的儿子说吧，太太。” “谢谢你。” 她不再说什么了。经过地毯，经过门帘，走了出去，谦卑地，静静地。她不见了。我是像从一个梦中醒来一般。 我不久就对嘉戈莫说，就在第二天。他静静地听着我，后来说要去想一想过。三天之后，他只是这么对我说： “我今天晚上要到热内亚去。” 现在他爱裘里亚的。我可以断得定。我知道他已经确实和那个姓阿苏哀达的女人断绝了，把她的信和照片都退了回去。三个月以来，他的整个生活都集中在他的未婚妻身上。我想实际上他是永远没有中止爱她过，他自己也不知道地继续爱着她。有一时是像暗自燃烧着的火一样，像在灵魂的深处闭着的花一样；但到了一天上，火焰爆发了出来，芬芳的花朵盛开了，它们的香气使我们沉醉着。 裘里亚是美丽的。她比她的母亲高一点，但是她却有完全同样的头发，而她的脸色在目前却更鲜艳一点。 她是好的，她有一种低微的，恬静的声调，轻得好像只是她的呼吸的无力的波动。而她的眼光也像她的声音一样。那双眼睛只有在看着嘉戈莫的时候才会燃烧。她老是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但是在当我们的面的时候，她却很少对他说话。她只是看着他，握着他的手。她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有时候，甚至到现在，我还害怕着，嘉戈莫的爱她，不要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情，而是出于怜悯。那一天晚间，他们是在我书室旁边的那间房里，经过开着的门和沉重的帷幕，我还能听到轻微的笑声。 裘里亚不住地笑着，但是她永不放声大笑。好奇地（同时也照例急迫地），我走过去偷听。嘉戈莫在那儿问： “在你决定了我对你的爱情之后，在你不再害怕了之后，你便会停止爱我了？” 她又笑着，随后便说： “你这傻子！”这句话说出来的好像是一个亲吻似的。 我又一次想起了莪尔慕斯奇别墅里的，潮滑而又峻峭的鸽子棚。在那一天，劳列达在走下来的时候把她的手靠在我的手里，而我便把她那小手紧握住了；她立刻把手抽了去，“你这傻子！”像挥着鞭子似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想起了这个，我的灵魂里好像充满了音乐，十分和谐的音乐。我感觉到自己被最柔和的感谢所攻击着。可是对于谁的感谢呢？
(载《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