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的力量 吉姆·斯陶沃
一天，生活在山上的部落突然对生活在山下的部落发动了侵略，他们不仅抢夺了山下部落的大量财物，还绑架了一户人家的婴儿，并把他带回到山上。 可是山下部落的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爬到山上去。他们既不知道山上部落平时走的山道在哪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山上部落，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发现他们留下的踪迹。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派出了他们部落里最优秀、最勇敢的战士，希望他们能够爬到山上去，找回孩子。 他们尝试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法，搜寻了一个又一个可能是山上部落留下的踪迹。尽管他们用尽了所有他们能想到的办法，但几天的艰苦努力也不过才前进了几百英尺。他们感到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没有希望的，他们决定放弃搜寻，返回山下的村庄。 正当他们收拾好所有的登山工具准备返回时，他们却看到被绑架孩子的母亲正向他们走来，而且是从山上往下走。他们简直无法想象她是怎么爬上山的。 待孩子的母亲走近后，他们才看清她的背上用皮带绑着那个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孩子。哦，真是不可思议，她是怎么找到孩子的？这群部落中最优秀、最勇敢的战士都迷惑不解。 其中一个人问孩子的母亲：“我们是部落中最强壮的男人了，我们都不能爬到那么高的山上去，而你为什么能爬上去并且找回孩子呢？” 孩子的母亲平静地答道：“因为那不是你们的孩子！”
妈妈，你究竟在哪里 克里克
一丝灯光悄然渗过门缝，落到地板上。我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些许动静，于是开始热切地企盼，希望这一次真的能见到母亲或是父亲。我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丫走到门边，伸手够到门把。刺眼的灯光霎时间倾泻在我的房间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面前响起：“宝贝，快回去睡吧！”那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这栋房子里的阿姨的。我认识她，却从来不知道她是做什么的。 有时候，房子里也会有其他小朋友。白天我和他们一起玩儿，天一黑，他们就不见了踪影，只留给我一份深深的孤独。妈妈究竟在哪里？她为什么不回家？ 我经常含着眼泪睡去，朦胧中奢望着，等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躺在母亲的怀里。然而，每一个清晨，等待我的依旧是一片孤寂。我惟有独自起床，闷闷地走进厨房。一股头发被烧焦的味道刺激着我的鼻子，这是阿姨在用一种加热后有直发作用的发胶水整理头发。厨房里已经有了些人，只是，我并不认识他们。我在自己的那张小椅子上坐下来，无聊地靠在小小的餐桌上。早餐是涂了果酱的烤面包片和一杯咖啡。我习惯蘸着咖啡吃面包。 我问一位阿姨：“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 阿姨看着我，温柔地笑了，“妈妈今天就会来的，宝贝。”阿姨的声音是轻柔的。只是，天很快就又黑了下来，我心底的那份恐惧随着黑夜的降临再次袭来。我不想一个人回到小小的房间。 阿姨伸出一只手。她的皮肤是黑色的。那是一只印满操劳的手，摸上去油腻腻的。我被阿姨领回房间，被阿姨安顿着上了床。 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躺在床上，怔怔地望着从门缝里渗进来的那一丝灯光。“妈妈，你究竟在哪里？”没有人回答我。我感到害怕，怕自己会永远在这栋房子里待下去，怕妈妈再也不会露面，怕自己从此再也回不了家。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身上已经被冷汗浸湿。床头的闹钟指向凌晨五点四十五分。此时的我，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四岁的小男孩，而是一个四十五岁的成年人，身旁躺着我的妻子。我又做梦了。刚才的场景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睡梦中，但我从来没有向妻子讲过这个梦，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过它。这个梦追随了我四十年。有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一场梦竟然真切得让我能够感受到心头的那一滴血。曾经经历过的生活，留在我记忆当中的那些磨难、贫困、罪恶、绝望，经年累月的挣扎，以及看似不可思议的荣誉和悲剧，凡此种种，无不像是一场梦，过眼云烟般的梦。然而，惟有这一场梦，四十年来始终萦绕着我，不肯离去。我能清晰地看见那个被遗忘的小男孩，那个被遗忘的儿子在苦苦地等待他的母亲。那一幕，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那是我心底的一个黑洞。 我搞不懂，为何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依旧摆脱不掉这场梦。我摇摇头，试图让自己变得清醒。我走下床，进了洗手间。我想冲个澡或许会让我感觉好些。 今天是2000年8月19日。再过几个小时，我将与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并肩站在纽约市政厅。朱利安市长将向全世界宣布，任命我出任纽约市第四十任警察局局长。 (伯纳德·B·克里克出生在贫民窟，幼年时被母亲抛弃，成年之后由普通警察做起，进过特种部队，管过监狱。在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时协助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处理了“9·11”恐怖事件，曾被布什总统提名为国土安全部长。最终，他成长为美国警界著名的铁腕人物。)
疲倦底母亲 ——许地山
那边一个孩子靠近车窗坐着，远水，近水，一幅一幅，次第嵌入窗户，射到他底眼中。他手画着，口中还咿咿哑哑地，唱些没字曲。 在他身边坐着一个中年妇人，支着头磕睡。孩子转过脸来，摇了她几下，说：“妈妈，你看看，外面那座山很像我家门前底呢。” 母亲举起头来，把眼略睁一睁；没有出声，又支着颐睡去。 过一会，孩子又摇她，说：“妈妈，‘不要睡罢，看睡出病来了’。你且睁一睁眼看看外面八哥和牛打架呢。” 母亲把眼略略睁开，轻轻打了孩子一下；没有做声，又支着头睡去。
孩子鼓着腮，很不高兴。但过一会，他又唱起来了。 “妈妈，听我唱歌罢。”孩子对着她说了，又摇她几下。 母亲带着不喜欢的样子说：“你闹什么？我都见过，都听过，都知道了；你不知道我很疲乏，不容我歇一下么？” 孩子说：“我们是一起出来底，怎么我还顶精神，你就疲乏起来？难道大人不如孩子么？” 车还在深林平畴之间穿行着。车中底人，除那孩子和一二个旅客以外，少有不像他母亲那么鼾睡底。
(原刊１９２２年８目《小说月报》第１３卷第８号)我的母亲 ——邹韬奋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 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 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婴儿的母亲 ——徐志摩
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 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象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额上象一颗弹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魇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象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象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象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象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 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微，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 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 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 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 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瞀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 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微，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 父亲 ——鲁彦
“父亲已经上了六十岁了，还想做一点事业，积一点钱，给我造起屋子来。”一个朋友从北方来，告诉了我这样的话。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正是和他的父亲完全一样的。 我的父亲曾经为我苦了一生，把我养大，送我进学校，为我造了屋子，买了几亩田地。六十岁那一年，还到汉口去做生意，怕人家嫌他年老，只说五十几岁、大家都劝他不要再出门，他偏背着包裹走了。 “让我再帮儿子几年！”他只是这样说， 后来屋子被火烧掉了，他还想再做生意，把屋子重造起来。我安慰他说，三年以后我自己就可积起钱造屋了，还是等一等吧。他答应了。他给我留下了许多造屋的材料、告诉我这样可以做什么那样可以做什么。他死的以前不久，还对我说： “早一点造起来吧，我可以给你监工。” 但是他终于没有看见屋子重造起来就死了。他弥留的时候对我说，一切都满足了。但是我知道他倘能再活几年，我把屋子造起来，是他所最心愿的。我听到他弥留时的呻吟和叹息，我相信那不是病的痛苦的呻吟和叹息。我知道他还想再活几年，帮我造起屋子来。 现在我自己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我爱孩子，但我没有前一辈父亲的想法，帮孩子一直帮到老，帮到死还不足。我赞美前一辈父亲的美德，而自己却不能跟着他们的步伐走去。 我觉得我的孩子累我，使我受到极大的束缚。我没有对他们的永久的计划，甚至连最短促的也没有。 “倘使有人要，我愿意把他们送给人家！”我常常这样说，当我厌烦孩子的时候。 唉，和前一辈做父亲的一比，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生命力薄弱得可怜，我们二三十岁的人比不上六七十岁的前辈，他们虽然老的老死的死了，但是他们才是真正的活着到现在到将来。 而我们呢，虽然活着，却是早已死了。母亲的时钟 ——鲁彦
二十几年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架时钟给母亲；一尺多高，上圆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计时盘，盘的中央和边缘镶着金漆的圆圈，底下垂着金漆的钟摆，钉着金漆的铃子，铃子后面的木框上贴着彩色的图画——是一架堂皇而且美丽的时钟。那时这样的时钟在乡里很不容易见到；不但我和姊姊非常觉得希奇，就连母亲也特别喜欢它。 她最先把那时钟摆在床头的小橱上，只允许我们远望，不许我们走近去玩弄。我们爱看那钟摆的晃摇和长针的移动，常常望着望着忘记了读书和绣花。于是母亲搬了一个座位，用她的身子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说： “这是听的，不是看的呀！等一会又要敲了，你们知道呆看了多少时候吗？” 我们喜欢听时钟的敲声，常常问母亲： “还不敲吗，妈？你叫它早点敲吧！” 但是母亲望了一望我们的书本和花绷，冷淡地回答说： “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敲的。” 钟摆不但自己会动，还会得得地响下去，我们常常低低地念着它的次数；但母亲一看见我们嘴唇的嗡动，就生起气来。 “你们发疯了！它一天到晚响着，你们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吗？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给人家去，免得害你们吧！……” 但她虽然这样说，却并没把它停下，也没把它送给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钟点，天天把它揩得干干净净。 “走路轻一点！不准跳！”她几次对我们说，“震动得厉害，它会停止的。” 真的，母亲自从有了这架时钟以后，她自己的举动更加轻声了。她到小橱上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几乎忍住了呼吸。 这架时钟开足后可以走上一个星期。不知母亲是怎样记得的。每次总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开足了发条。和时钟一道，父亲带回家来的，还有一个小小的日晷。一遇到天气好太阳大，母亲就在将到正午的时候，把它放在后院子的水缸盖上。她不会看别的时候，只知道等待那红线的影子直了，就把时钟纠正为十二点。随后她收了那日晷，把它放在时钟的玻璃门内。我们也喜欢那日晷，因为它里面有一颗指南针，跳动得怪好看。但母亲连这个也不许我们玩弄。 “不是玩的！”她说，“太阳立刻就下山了，还不赶快做你们的事吗？……” 这在我们简直是件苦恼的事情。自从有了时钟以后，母亲对我们的监督愈加严了。她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时候，甚至是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时间。 冬天的日子特别短，天亮得迟黑得早。母亲虽然把我们睡眠的时间略略改动了些，但她自己总是照着平时的时间。大冷天，天还未亮，她就起来了。她把早饭煮好，房子收拾干净，拿着火炉来给我们烘衣服，催我们起床的时候，天才发亮，而我们也正睡得舒服，怕从被窝里钻出来。 “立刻要开饭了，不起来没有饭吃！” 她说完话就去预备碗筷。等我们穿好衣服，脸未洗完，她已经把饭菜摆在桌上。倘若我们不起来，她是决不等待我们的，从此要一直饿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也不理睬我们。 每次每次当她对我们说几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起了恐惧，因为她把我们的一切都用时间来限制，不准我们拖延。我们本来喜欢那架时钟的，以后却渐渐对它憎恶起来了。 “停了也好，坏了也好！”我们常常私自说。 但是它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坏。而且过了两三年，我们家里又加了一架时钟了。 那是我们阴配的嫂嫂的嫁妆。它比母亲的一架更时新，更美观，声音也更好听。它不用铃子，用的钢条圈，敲起来声音洪亮而且余音不绝。 我们喜欢这一架，因为它还有两个特点：比母亲的一架走得慢，常常走不到一星期就停了下来。 但母亲却喜欢旧的一架。她把新的放在门边的琴桌上，把揩抹和开发条的事情派给了姊姊。她屡次看时刻都走到自己的床边望那架旧的。 “你喜欢这一架”，母亲对姊姊说，“将来就给你做嫁妆吧。当然，这一架样子新，也值钱些。” 我想姊姊当时听了这话应该是高兴的。但我心里却很不快活。我不希望母亲永久有一架那样准确而耐用的时钟。 那时钟，到得后来几乎代替了母亲的命令了。母亲不说话，它也就下起命令来。我们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起床了；我们正玩得高兴，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睡觉了；我们肚子不饿，它却叫我们吃饭；肚子饿了，它又不叫我们吃饭…… 我们喜欢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时钟。 姊姊虽然有幸，将得到一架那样的时钟，但在出嫁前两三个月，母亲忽然要把它修理了。 “好看只管好看，乱时辰是不行的，”她对姊姊说，“你去做媳妇，比不得在家里做女儿，可以糊里糊涂，自由自在呀。” 不知怎样，她竟打听出来了一个会修时钟的人，把他从远处请到家里，将那架新的拆开来，加了油，旋紧了某一个螺丝钉，弄了大半天。母亲请他吃了一顿饭，还用船送他回去。 于是姊姊的那架时钟果然非常准确了，几乎和母亲的一模一样。这在她是祸是福，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以后不再埋怨时钟，而且每次回到家里来，常常替代母亲把那架旧的用日晷来对准；同时她也已变得和母亲一样，一切都按照着一定的时间了。 我呢，自从第一次离开故乡后，也就认识了时钟的价值，知道了它对于人生的重大的意义，早已把憎恶它的心思一变而为喜爱的了。因为大的时钟不合用，我曾经买过许多挂表，既便于携带，式样又美观，价钱又便宜。 我记得第一次回家随身带着的是一只新出的夜明表，喜欢得连半夜醒来也要把它从枕头下拿来观看一番的。 “你看吧，妈，我这只表比你那架旧钟有用得多了，”我说着把它放在母亲的衣下。“黑角里也看得见，半夜里也看得见呢！” 但是母亲却并不喜欢。她冷淡地回答说： “好玩罢了，并且是哑的。要看谁走得准、走得久呀。” 我本来是不喜欢那架旧钟的，现在给她这么一说，我愈加发现它的缺点了：式样既古旧、携带又不便利，而且摆置得不平稳或者稍受震动就会停止；到了夜里，睡得正甜蜜的时候，有时它叮叮敲着把人惊醒了过来，反之，醒着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却须静候到一个钟头才能听到它的报告。然而母亲却看不起我的新置的完美的挂表，重视着那架不合用的旧钟。这真使我对它发生更不快的感觉。 幸而母亲对我的态度却改变了。她现在像把我当做了客人似的，每天早晨并不催我起床，也并不自己先吃饭，总是等待着我，一直到饭菜冷了再热过一遍。她自己是仍按着时间早起，按着时间煮饭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从她了。 “总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无意中提醒我，而态度却是和婉的。 然而我始终不能依从她的愿望。我的习惯一年比一年坏了：起来得愈迟，睡得也愈迟，一切事情都漫无定时。我先后买过许多表，的确都是不准确的，也不耐久的；到得后来，索性连这一类表也没用处了。 但母亲却依然保留着她那架旧钟：屋子被火烧掉了，她抢出了那架旧钟，几次移居到上海，她都带着那架旧钟。 “给你买一架新的吧，不必带到上海去。”我说。母亲摇一摇头： “你们用新的吧：我还是要这架用惯了的。” 到了上海，她首先拿出那架旧钟来，摆在自己的房里，仍是自己管理它。 它和海关的钟差不多准确，也不需要修理添油。只是外面的样子渐渐老了：白底黑字的计时盘这里那里起了斑疤，金漆也一块块地剥落了。 至于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也就得了病，愈加老得快，消瘦下来，没有精力做事情。 “吃现成饭了，”她说，“一切由你们吧。” 她把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了我和妻，常常躺在床上睡觉。 但是她早起的习惯没有改。天才一亮，她就起床了。她很容易饿，我们吃饭的时间就不得不和她分了开来。常常我们才吃过早饭，她就要吃中饭。她起初也等待我们，劝我们，日子久了，她知道没办法，便径自先吃了。 “一天到晚，只看见开饭，”她不高兴的时候，说。“我还是住在乡下好，这里看不惯！” 真的，她现在不常埋怨我们，可是一切都使她看不惯，她说要住到乡下去，立刻就要走的，怎样也留她不住。 “乡下冷清清的没有亲人，”我说。 “住惯了的。” “把你顶喜欢的子孙带去吧。” 但是她不要。她只带着她那架旧钟回去。第二次再来上海时，仍带着那架旧钟。第三次，第四次……都是一样。 去年秋季，母亲最后一次离开了她所深爱的故乡。她自知身体衰弱到了极度，临行前对人家说： “我怕不能再回来了。上海过老，也好的，全家在眼前……” 这一次她的行李很简单：一箱子的寿衣、一架时钟。到得上海，她又把那时钟放在她自己的房里。 果然从那时起，她起床的时候愈加少了，几乎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而且不常醒来。只有天亮和三餐的时间，她还是按时的醒了过来。天气渐渐冷下来，母亲的病也渐渐沉重起来，不能再按时去开那架时钟，于是管理它的责任便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我们没有这习惯，常常忘记去开它，等到母亲说了几次钟停了，我们才去开足它的发条，而又因为没有别的时钟，常常无法纠正它，使它准确。 “要在一定时候开它，”母亲告诉我们说，“停久了，就会坏的，你们且搬它到自己的房里去吧，时时看见它就不会忘记了。” 我们依从母亲的话，便把她的时钟搬到了楼上房间里。几个月来，它也很少停止，因为一听到它的敲声的缓慢无力，我们便预先去开足了发条。 但是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月里，我们忽然发现母亲的时钟异样了：明明是才开足二三天，敲声也急促有力，却在我们不注意中停止了。我们起初怀疑没放得平稳，随后以为是孩子们奔跳所震动，可是都不能证实。 不久，姊姊从故乡来了。她听到时钟的变化，便失了色，绝望地摇一摇头，说： “文明用语病不会好了，这是个不吉利的预兆……” “迷信！”我立刻截断了她的话。 过了几天，我忽然发现时钟又停止了。是在夜里三点钟。早晨我到楼下去看母亲，听见她说话的声音特别低了，问她话老是无力回答。到了下半天，我们都在她床边侍候着，她昏昏沉沉地睡着，很少醒来。我们喊了许久，问她要不要喝水，她微微摇一摇头，非常低声的说： “不要喊我……” 我们知道她醒来后是感到身体的痛苦的，也就依从着她的话，让她安睡着。这样一直到深夜，我们看见她低声哼着，想转身却转不过来，便喂了她一点点汤水，问她怎样。 “比上半夜难过……”她低声回答我们。 我觉得奇怪，怀疑她昏迷了。我想，现在不就是上半夜吗，她怎么当做了下半夜呢？我连忙走到楼上，却又不禁惊讶起来： 原来母亲的时钟已经过了一点钟了。 我不明白，母亲是怎样听见楼上的钟声的。楼下的房子既高，楼板又有二层。自从她的时钟搬到楼上后，她曾好几次问过我们钟点。前后左右的房子空的很多，贴邻的一家，平常又没听见有钟声。附近又没有报时的鸡啼。这一夜母亲的房子里又相当不静寂，姊姊在念经、女工在吹折锡箔，间而夹杂着我们的低语声、走动声。母亲怎样知道现在到了下半夜呢？ 是母亲没有忘记时钟吗？是时钟永久跟随着母亲呢？我想问母亲，但是母亲不再说话了。一点多钟以后她闭上了眼睛，正是头一天时钟自动地静默下来的那个时候。 失却了一位这样的主人，那架古旧的时钟怕是早已感觉到存在的悲苦了吧？唉……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棚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我的父亲 ——冰心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以“威”字命名的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五十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东沟决战甘前敌威海逃生岂惜身人到穷时方见节岁当寒后始回春而今乐得英才育坐护皋比士气伸。 第二首说的都是谢家的典故，没什么意思，但是最后两句，点出了父亲的年龄：想见阶前玉树芳，希逸有才工月赋，惠连入梦忆池塘，出为霖雨东山望。坐对棋枰别墅光，莫道假年方学易，平时诗礼已闻亢。 从第一首诗里看来，父亲所在的那艘兵舰是在大东沟“决战”的，而父亲是在威海卫泅水“逃生”的。 提到张心如伯伯，我还看到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是父亲在烟台当海军学校校长的时期（父亲书房里有一个书橱，中间有两个抽屉，右边那个，珍藏着许多朋友的书信诗词，父亲从来不禁止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说父亲如今安下家来，生活安定了，母亲不会再有：“会少离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间有几句说：“秋分白露，佳话十年，会心不远，当笑存之。” 我就去问父亲：“这佳话十年，是什么佳话？”父亲和母亲都笑了，说：那时心如伯伯和父亲在同一艘兵舰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单调，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抢来看。当时的军官家属，会亲笔写信的不多，母亲的信总会引起父亲同伴的特别注意。有一次母亲信中提到“天气”的时候，引用了民间谚语：“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着逗着父亲说：“你的夫人想你了，这分明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的意思！”父亲也只好红着脸把信抢了回去。从张伯伯的这封信里也可以想见当年长期在海上服务的青年军官们互相嘲谑的活泼气氛。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夜过荥泽觉衣单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民初，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清晨
我的父母之乡 ——冰心
清晓的江头 白雾茫茫；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繁星》 福建福州永远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不在那里生长，但它是我的父母之乡！ 到今日为止，我这一生中只回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是在冬季。从严冷枯黄的北方归来，看到展现在我眼前的青山碧水，红花绿叶，使我惊讶而欢喜！我觉得我的生命的风帆，已从蔚蓝的海，驶进了碧绿的江。这天我们在闽江口从大船下到小船，驶到大桥头，来接我们的伯父堂兄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用乡音和我的父母热烈地交谈。我的五岁的大弟弟悄悄地用山东话问我说：“他们怎么都会说福州话？”因为从来在我们姐弟心里，福州话是最难懂难说的！ 这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就过起了福州城市的生活。新年、元宵、端午、中秋……岁时节日，吃的玩的都是十分丰富而有趣。特别是灯节，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后街，那里是灯市的街，元宵前后，“花市灯如昼”，灯影下人流潮涌，那光明绚丽的情景就说不尽了。 第二次回去，是在一九五六年，也是在冬季。那时还没有鹰厦铁路，我们人大代表团是从江西坐汽车进去的。一路上红土公路，道滑如拭，我还没有看见过土铺的公路，维修得这样平整的！这次我不但到了福州，还到了漳州、泉州、厦门、鼓浪屿……那是祖国的南疆了。在厦门前线，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金门岛上的行人和牛，看得很清楚…… 回忆中的情景很多，在此就不一一描写了。总之，我很喜欢我的父母之乡。那边是南国风光，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小溪流更是清可见底！院里四季都有花开。水果是从枇杷、荔枝、龙眼，一直吃到福桔！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呢？ 我在故乡走的地方不多，但古迹、侨乡，到处可见，福建华侨，遍于天下。我所到过的亚、非、欧、美各国都见到辛苦创业的福建侨民，握手之余，情溢言表。在他们家里、店里，吃着福州菜，喝着茉莉花茶，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福建人是四海都有家的。 我的父母之乡是可爱的。有人从故乡来，或是有朋友新近到福建去过，我都向他们问起福建的近况。他们说：福建比起二十多年前来，进步得不可辨认了。最近呢，农业科学化了，又在植树造林，山岭田地更加郁郁葱葱了。他们都动员我回去看看，我何尝不想呢？不但我想，在全世界的天涯海角，更不知有多少人在想！我愿和故乡的人，以及普天下的福建侨民，一同在精神和物质文明方面，把故乡建设得更美好！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９日 回忆父亲 ——缪崇群
隔了一个夏天我又回到南京来，现在我是度着南京的第二个夏天。 当初在外边，逢到夏天便怀想到父亲的病，在这样的季候，常常唤起了我的忧郁和不安。 如今还是在外边，怀想却成了一块空白。夏天到来了，父亲的脸，父亲的肉，父亲的白白的胡须，怕在棺木里也会渐朽渐尽了罢?是在这样的季候了。 和弟弟分别的时候说： “和父亲同年的一般人差不多都死光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我们这一辈。” 一年一年地度了过去，我不晓得我的心是更寂寞丁下去还是更宁静下去了。往昔我好像一匹驿马，从东到西；南一趟北一趟，长久地喘息着奔驰。如今不知怎么，拖到那个站驿便是那个站驿，而且我是这样需要休息，到了罢，到了那个站驿我便想驻留下来；就在这一个站驿里，永远使我休息。 这次回到南京来，我是再也不想动弹了。因为没有安适驻留的地方，索性就蹲在像槽一般大的妻的家里。我原想在这里闭两天的气，那知道一个别了很久的老友又来临了。 这个槽，只有这样大，他也只得占一张小小的行军床为他的领地。 在夏夜，我常常是失眠的，每夜油灯捻小了过后，他们便都安然地就睡；灯不久也像疲惫了似的自己熄灭了。 我烦躁，我倾耳，我怎么也听不见一点声音，夜是这样的黑暗而沉寂，我委实不知道我竟歇在那里。 莫名的烦躁，引起了我身上莫名的刺痒，莫名的刺痒，又引起了我的心上莫名的烦躁。 我决心地划了一支火柴，是要把这夜的黑暗与沉寂一同撕开。 在刹那的光亮里，我看见那古旧了的板壁下面睡着我的老友，我的身边睡着我的妻。白的褥单上面，一颗一颗梨子子大的“南京虫”却在匆忙地奔驰。 火柴熄了，夜还是回到他的黑暗与沉寂。 吸血的东西在暗处。 朋友不时地短短地梦呓着。 妻也不时地短短地梦呓着。 我问他们，他们都没有答语。我恐怖地想：睡在这一个屋里的没有朋友也没有妻，他们只是两具人形，而且还像是被幽灵伏罩住的。夜就是幽灵的。我还是听不见什么声音，倘使蚊香的香灰落在盘里有声，那是被我听见的了。 我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如果那一点点蚊香的红火头就是我看见的，那无宁说是他还在看着我们三个罢。 不知怎么，蚊香的火头，我看见两个了；幽灵像是携了我的手，我不知怎么就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第二天的早晨我等他们都醒了便问： “昨天夜里你们做了什么梦?” “没有。”笑嘻嘻的，都不记得了。“昨夜我不知怎么看见蚊香盘里两个红火头。”我带着昨夜的神秘来问。 “那是你的错觉。”朋友连我看见的也不承认了。 “多少年了，像老朋友这样的朋友却没有增加起来过。” 朋友不知怎么忽地想起了这样一句话说。 我沉默着。想起这次和弟弟分别时候的话来，又想补足了说： “我们这一辈的也已经看着看着凋零了。”
(选自(寄健康人》)母爱 ——戴望舒
他的病魔正在那里和死神交战，他的病正是在最危险的地步。他的面庞瘦得全不像个人，一双颧骨凸出得很高，两只眼睛陷进得很深，嘴唇上连一丝血色都没有，可是，面上的燥火却红得厉害。他已昏昏沉沉的三天没有进食，不但是没有进食就是滴水都没有入口。在他病榻面前围满了五六个医生，有的摇头微叹，有的望着他发怔，他们已把各人平生的技术都用出来，可是总想不出怎样可战胜死神。他们都是焦思着，屋子里静得连呼吸声都觉得很大。窗外药炉上的水沸声又兀是闹个不休，越显得他的病症的危险可怕。他的母亲尤是焦急万分，噙着一包热泪，不住地望着伊爱子，轻轻地走到病榻前俯身下去瞧，伊可怜伊自己原也有病在身，可是伊为了伊爱子的病，竟把自己的病都忘了。伊已三夜不曾合眼过。眼皮肿得很高，也不知是不睡肿的，还是伤心肿的。伊只有他一个爱子，伊的丈夫已在十年前故世了，只遗下这一块肉。伊守寡十年，靠着十个指头赚了钱来养他，备尝了世上的艰苦，才把他养大成人，坑然使他能在社会上做点事，自食其力了。伊是极爱他的，伊的心中只有他一个爱子，所以除了伊爱子，随便什么都可牺牲。可怜伊为了他竟积劳成了个不易医治的病。但是，伊仍是照样的做丧，希望他成家立业。不料他忽然病了，病症又十分危险。伊百般的服侍看护。可是他的病竟一天重一天。伊也曾天天的求神拜佛祝他病好，伊也曾拼当衣衫为他求医。伊一天到晚的望他好起来。伊竟对天立誓说，宁愿自己死了代伊的爱子受过。 他的病在最危险时，朦胧中只听得见耳际有颤动的呼吸声，又觉得头顶上有双手在那里抚摩他的头发，又觉得有人和他接了个吻，轻轻的拍拍他的身子。突然，有一滴水滴到他脸上，他微微的张开眼睛看了看，只见枕头边有个人伏着，也看不见是谁。他慢慢的伸手过去，却摸着枕头上湿了，倒有一大摊水。他觉得眼前一黑，又是昏沉沉的睡去了。 他的病总算赖天的保佑，竟战胜了死神了。他母亲知道他的病已不危险了，也安了一大半心。但是伊总还是担忧，伊急望他痊愈。伊仍是不懈地看护他，不几时他的病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过他的病魔却加到他的母亲的身上了。他母亲本来已是有病之身，再加上伊爱子的一场大病，又是担心，又是积劳，所以等伊爱子病好了不久，伊又接连的病起来。伊的病状尤是凶险万分，一天到晚竟没有一刻儿睡得着，终日的哼呼喊叫，实是危险极了。但是，伊对伊爱子却说：“我的病是不妨事的，过一两天自然就好了。你病才好，不可过劳，我的病不用得你来照顾，我自己能服侍自己，不用你担心的。依我看来，医生也不必去接，这点点小病痛也值得花多钱吗？就是你自己也不必老守在家里，外面也好去游散游散。不过这几天天冷，你衣服却要多着些啊。”伊虽是病得很厉害，伊却不肯对爱子直说，免得他心忧，还要事事都管周到，真是爱子之心无微不至了。可是他呢，真是全无良心的，自己病一好也就不管他母亲的病了。总算还听他母亲的话，医生也不请，终日到晚老毛病发作，花天酒地的索性连回也不回去了。老实说，他的心中哪里有他母亲一个人。可怜他母亲的病愈积愈重，竟一病不起了。在伊临终时，伊的爱子正在那里逐色征歌，可怜伊还盼望伊儿子归来见一见面，直等到气绝了，身冷了还没有瞑目。
(载《星期》第四十五期，一九二三年一月)
我的母亲 ——关仁山
别人说我是个孝子，我的父母从没这样夸奖过我。是父母对我的要求太严格吗？不是。原因是我的家庭，从不把表扬放在桌面，孝心与关爱，都要默默装在心底。 我的母亲是农民，我的爸爸是干部，我的出身怎么会不好呢？“成分”怎么会高呢？这源于我的爷爷，我爷爷在天津的一家织袜厂当过老板，家里的一点土地雇佣了几次民工。这就被划定了富农的成分。我出生的那些天，母亲抱着我，伤感地泪流：“这个孩子，怎么降生在这个家庭？长大了还有什么出息？”我朝着母亲哭闹着。我上学后，这个噩梦就一直困扰着我。别的小朋友都戴上红领巾了，唯独我没有，我看着别的小朋友戴上红领巾，欢快地奔跑着，我心里埋藏着委屈，又生出对别人的羡慕。“我生下来就比别人低一等啊！我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出身让我丢掉了欢乐，丢掉了前途！”我心里诉说着，祈祷着，躲进冰冷的小屋祈盼春天的温情。 母亲看出我想戴红领巾，就偷偷用红布给我缝制了一个，到家时，看着没有串门的村人，母亲就偷偷给我戴上。我戴上红领巾，对着镜子照着瞧着，那份高兴啊！母亲却偷偷抹眼泪，我看见母亲哭了，也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母亲鼓励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学习。往后在家里种田，也用知识啊！”无论母亲怎么劝说，我幼小的心灵，还是被这个看不见的噩梦纠缠着，直到初中毕业那年，上级给我家落实了政策，我家被定为“下中农”，我可以和其他小伙伴一样面对生活了。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成份”这个栏目彻底消失了，见鬼去了。
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很少见面，直到搬到唐坊小镇，与父亲见面的机会才渐渐多起来。在我小时候，影响我最大的还是母亲。母亲在镇上当着妇女干部，耕种着母亲和我的口粮田，还要干一种副业，用浆糊粘合一种水泥袋，然后卖到工厂里去。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是非常勤劳的女人，人缘很好。母亲当过劳动模范。我时常听见邻居或镇上人夸奖母亲，这是我心里值得安慰的。每年过生日，母亲都要煮几个鸡蛋，让我在桌子上滚那么几下，然后才剥开吃。母亲说，这样就去祸免灾。母亲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欣慰的笑。 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看见母亲把饭做好了，碗扣着饭菜，可她的人却不在，我满院子找一遍，也没有找到。我自己慢慢地吃完了，听见院子里有响动，出去一看，母亲正背着高高的一垛柴草，吃力地走进院子，头发都被柴草缠住了。我跑过去，帮母亲卸下柴草，还帮母亲分开一丝丝头发。母亲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拼命干活。我很感动，劝说母亲不要太劳累了。母亲好像没听见我的话。 在上初中之前，我没穿过一件商店买来的衣裳，我穿的所有衣裳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有一次，我们学校要我上台演出，要穿一件绿色的上衣，母亲就连夜把父亲的旧衣裳改造过来。天亮的时候，我一睁眼，看见母亲刚刚缝制完衣裳。母亲让我快点起来，试穿一下她新缝的衣裳，看合不合身。我穿上母亲为我做了一夜的新衣裳，感觉非常合身，美观舒适。 母亲对我很严格。她不允许我犯错误，特别是人格上的错误。母亲总是叮嘱我说，你先要做一个好人，然后才能干好事业。我问母亲什么是好人？母亲说，起码的善良、诚实和勤劳。 母亲上工之前常叮嘱我，让我放学回家把鸡蛋收起来，鸡蛋换的钱可供我上学买笔和本子。这天，我发现里面有三个鸡蛋。我就偷偷留了一个，跑到街上，跟卖糖果的人换糖吃。母亲回来问我：“今天下了几个鸡蛋？”我迟疑了一下，不敢看母亲的眼睛，回答说：“两个。”母亲没有怀疑我。午休的时候，母亲发现了我书包里的糖，审问我是哪来的？我心里一紧，赶紧撒谎说：“是我给学校割草，学校发了五毛钱，买的。”母亲没有再审问下去，后来是学校老师家访，把话给说漏了。我知道露馅了，低头不说话。母亲用笤帚疙瘩狠狠打我的屁股，我哭闹着，最后还是奶奶进来帮我解围。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慢慢地说：“明山，你要诚实。”当时我的小名叫明山。母亲还说，一个鸡蛋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你犯了不诚实的错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还怎么堂堂正正地做人呢？ 一年冬天，我和伙伴偷偷去溜冰。又到对岸去砍一棵槐树做冰排。回来时，我们掉进冰窟窿里，险些丧命。我自己爬上来，不敢回家，冻得打哆嗦。母亲到冰上找我，把我带回家，让我脱掉衣裳，在炉火中烘烤着。我钻进被窝，感觉身上暖和起来了。母亲审问我，我胆怯地交待出砍树的“罪行”，母亲当即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用笤帚狠狠打我的屁股，边打边骂着，砍公家的树是犯法的！第二天，母亲带着我找到镇委会，把我砍树的钱交给了镇上。 1976年唐山大地震，隆隆的声响，把我和母亲惊醒。母亲拽着我就要往外跳，这时母亲拽住我的胳膊，护着我的头，房顶的檩木和砖块就砸了下来。母亲被砸坏了眼窝。我们都被震倒了，多亏有一只箱子放在炕上的东头，房顶直接砸在箱子上，我们被埋住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母亲颤抖着抚摸着我的头。我能活吗？母亲在里面鼓励我，坚持，然后自己喊着：“救人啊！”我也想喊，母亲不让我喊，怕我消耗精力。我喘息着，想哭了，母亲不让我哭，哭也会伤神的。母亲大声喊着，呼救着。邻居纷纷赶来了，很快就扒出了我们。我没有受伤，可母亲的腿和眼窝在流血。后来母亲一直闹眼病，2002年的时候母亲的一只眼睛被摘除了。 我父亲去世后，74岁的母亲很孤独，我让母亲搬到唐山的新房子里住。看着她鬓间的白发，脸上的皱纹，才感觉到我的母亲已经老了。
妈妈的眼睛 ——约翰·威尔雄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期，我非常害怕母亲会死掉。对我来说，那是最可怕的事情了。我每天都很担心这件事情会发生。 母亲的身体看起来很健康，可是我还是很担心。 我父亲酗酒酗得很厉害，想到要独自跟他一起生活，我就感到恐慌。 等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变得比较独立，恐惧感也逐渐消失了。我有把握自己照顾自己，也可以搬出去，不要跟我父亲一起住，所以我便不再担心了。 结果，我 18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她那时才54岁。很讽刺的是，她的死让我学会一件事，有时我们最害怕发生的事情反而是件可喜的事。 母亲那时得了快速发展的恶性脑瘤，诊断过后，医生表示她只剩不到3个月的生命。我父亲疯狂地找寻世上最好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肿瘤专家。他说他的太太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 可是医生的判断却是一致的——妈妈已经无药可救了。一些实验性的测试与新的化学疗法也都宣告无效，医生只能试着减轻她的病痛。 母亲死前的6个星期，负责治疗她的医疗小组宣布她已经没救了。我们的家庭医生建议我们将她送到私人疗养院去。可是她并不想到疗养院去，她想要待在自己的家里。 我们最后终于同意将她带回家。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她会遇到什么事，也不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当时我们并没有找到处理死亡与痛苦的沟通工具。 所以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直觉，我们也必须相信天地万物。在那几个星期，我感到相当平静，那是一种我无法用理智去解释的感觉。当我摆脱恐惧之后，母亲的死亡开始让我觉得是个自然的过程。 几年之后，我听到有人说：“死亡是绝对安全的事情。”母亲临终前，在我和她共处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便直觉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她的身体逐渐地改变，然后衰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很安全。最后她不能再说话了。我们总是用轻柔、肃静的语调说话，所以家里变得静悄悄的，甚至有种庙宇或是殿堂的气氛。 她的病床、药物还有她本人部被移到客房去了。一天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班。有时我会避免进去看她，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平常在这种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琐碎而不自然的闲聊，可是此刻这样的闲聊似乎有些卑俗。在如此令我恐惧的事件之前，无意义的闲聊让我作呕。 有一天下午，我走进她的房间，然后坐在她的床边。我的母亲是个优雅而有魅力的女人。她看起来是那么地平静，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握着她的手。她已经没有力气了，可是我却可以感受到她轻柔地抓着我的手。我凝视着她晶莹的蓝眼睛。我一直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变得愈来愈深，愈来愈深。我们的眼神相交，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我们的眼神部没有离开过对方的身体，我们就坐在那里互相凝视着。我不断地回顾，一直往她的灵 魂深处看去。 这就好像穿越隧道，直到她灵魂的中心。忽然，在母亲衰弱的 身体深处，我发现了一个事实——我的母亲，她的爱、她的关怀、 她的养育之恩，还有她的同情心，这一切都无比灿烂地闪耀着。我 们之间的藩篱都被她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所融化。我察觉到在她的身 体枯萎的同时，她的灵魂却变得更为坚强而有力。 她握着我的手。她一边抓着我的手，一边轻轻地点了两三次头。那时我们虽然没有彼此交谈，可是我知道，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了。这样很好，她也很好。我们彼此深爱着，我们彼此完全尊敬。对于这些年来，我们所共同分享的爱，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她会坚持下去，我也会坚持下去。我们所共同保存的记忆也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一天，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已经共享了永恒的光辉。 我感觉泪水流了出来，不过这是敬畏的眼泪，而不是悲伤的眼泪。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已经愿意克服我的恐惧，无视她身体上的残缺，看到她的灵魂深处去，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她，也比以往更亲密地接触到她。 几天后，她去世了，那是一个美丽而平静的星期天下午。灿烂的暮色将屋子笼罩在金色的光辉里，温暖的和风抚慰着我们。我们家充满了祥和氛围。父亲、我的两个姐妹，还有我，握着彼此的手，围在母亲的床边，向她吻别。接着我们彼此拥抱，这或许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如此拥抱。我们的头抵在一起，轻轻地哭泣。过了一会儿，我们悄悄地走到屋外去，太阳几乎已经下山了。我看着夕阳的余晖，忽然想到一件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情。夕阳的光辉是最灿烂的，虽然太阳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它却从来也没有死去。 我母亲也是这样。她跟太阳一样，消失在视线之外。可是我知道她永远跟我在一起，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我看着我的家人，很惊讶于彼此间的亲密感情，此刻我们所感到的惊奇与悲伤已经将隔离家人的墙壁给融化了。在这一刻，怨恨、微不足道的怒气与责难全都溶解在我们彼此的爱里，我们合而为一。我母亲在付出她的生命的同时，也让我们全家人可以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既感到悲伤万分，也同时感到喜悦无比。我母亲学海豹叫 ——海明崴
我小时候，母亲是我的大包袱。她与众不同。我最初到别的孩子家串门子的时候，很早就领会到这一点。到了别人家门口，那家母亲开门的时候，总会说些合情合理的话，例如“擦擦你的鞋底”，或者“你别把这种垃圾带进屋里”。 但是在我们家，你按了门铃，投信口会打开，一个尖细的声音告诉你：“我是这里的老妖怪。”或者会用甜蜜的假嗓唱歌。 别的时候，门会打开一条缝，我母亲蹲到齐我们眼睛的高度，对我们就：“我是这里新来的小女孩，请你等一下，我去喊我母亲来。”接着门会开上一秒钟，我母亲就现出了平常的个子。“哦，哈罗，小姑娘，”她总是那么说，“我没想到你们在这儿。” 我的新朋友会带着“这是什么鬼地方”的神色转身朝我看，那一刻很可怕，我体会到打开壁橱，迎面扑来是什么滋味。“妈，”我会大吼抗议，但是我母亲绝不承认她是原先开门的那个小女孩。“你们这些小姑娘在跟我开玩笑，”她说。我们结果只好承认有个小姑娘“开过”门，而我们真正的意思是说，“并没有”任何小孩开过门。 这种事把人搞得非常窘迫。而且与众不同。那才是吃不消的部分。她跟别的母亲不同。 就如地下室的海豹。我们在房子外面，我母亲在地下室洗衣服或熨衣服的时候，我们常会听到欢欣的动物叫声从那下面传出来。母亲的解释是，那是我们的海豹。每星期五，她大张旗鼓，打开纸包，取出给海豹吃的鱼(那条末了总是上了家里的餐桌)。虽然一伙孩子无数次急急忙忙冲到地下室，想捉到那只海豹，这只畜生总是“刚刚搭面包店送货车出去兜风了”，或者“在上游泳课”。 这只海豹很聪明，会用叫声回答问题，一声表示“对”，两声表示“不对”。畜生的名气不久四播。周围好几个街区的孩子都跑来在我们地下室窗口问那只海豹问题。海豹总不辜负孩子的好意，叫几声。 别人指出我就是养那只海豹的女孩子，弄得我很难为情，但是我母亲碰到这种场合却应付自如。常常会有一大群小男孩一起挤在我家窗口，等叫声。遇到这种情形，我母亲会打开大门，高高兴兴地喊一声：“哈罗，小姑娘。” 我母亲对待大人也并无二致。她常常在招呼熟人的时候用一根手指顶住那个人的背，粗声粗气地说：“举手。”成年人喜欢我母亲，这是实情，不过我并没有因此心里就舒服。他们无所谓，她又不是“他们的”母亲。 再说，他们也不必受那位“好奇观察家”的罪。我母亲常常跟这位隐形人谈关于我们的事。 “请你看看我们的厨房地板好吗，”我母亲说。 “上面全是烂泥，而你才刚把它擦过，”好奇观察家同情地说，“你没告诉他们用地下室的门吗?” “告诉了两次啰!” “你工作这么辛苦，他们没放在心里吗?”好奇观察家希望知道。 “我想他们不过是忘记罢了。” “那么，假如他们肯拿水槽下面的干净抹布把烂泥抹掉，将来他们就记得了。”好奇观察家出主意。 立刻，我们就拿抹布去抹了。 那位好奇观察家的语调非常公正，因此从来没有人怀疑有没有他这个人。明明有他这个人，观察我们的家庭生活，注意我们的家庭问题，所以朋友从来不问：“你母亲在跟谁讲话?”却只问：“跟你母亲讲话是谁?” 我从来没找到适当的答案。 幸好年纪大些，我母亲人就更好些。不是她的年纪——是我的年纪。我差不多到十岁才初次发现，有位“与众不同的”母亲可能是件好事。 我们那条街尽头儿童游戏场有一簇高得怕人的树。谁被人发现攀登这些大树，好几个街区的母亲全会出来，大叫：“下来!你会跌断脖子的!” 有一天，我们一群人正在树顶枝桠上摇晃得头昏眼花，我母亲刚好经过那里，发现我们视着晴空的身影。我们吓呆了，但是她仰头打量我们的时候，脸色叫人摸不清她的意思。“我没想到你们能够爬是那么高，”她大声说，“了不起!别跌下来!”接着就走了。我们默默地望着她，一直望到看不见她为止。然后有个男孩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哇，”他轻轻地说。大家随声附和：“哇。” 从那天起，我渐渐注意到我们班上的同学常在回家以前到我家待一会儿；社团总是选在厨房里开会；在家沉默寡言的朋友会跟着我母亲哈哈大笑，跟她说笑话。 后来，我和我的朋友都靠母亲的乐天幽默支持，应付青春期的危机。再后来，我和男孩子约会了，那些孩子都马上认我母亲做干妈，十几岁孩子在我家发疯发狂，不仅绝不成问题，还讨人喜欢，这真了不起。 认识我母亲的人个个都喜欢她。许多人爱她。大家都称赞她。不过我想，把她形容得最传神的人不是很久以前高踞树顶的那个男孩。 “哇，”他轻轻地说。 我随声附和：“哇。”回忆爸爸 ——海明威
我至今不能忘怀的那个人是个善良、纯朴和胸襟开阔的人……我们总是叫他爸爸，这倒并不是怕他，而是因为爱他。我所了解的那个人是个真正的人…… 我这就给你们谈谈他的情况。 秋天，打野鸭的季节开始了。多亏爸爸对妈妈好说歹说，妈妈才答应我请几个星期假，不去上学，这样我又多逍遥了一段时间。…… 那年秋天，有许多人来同我们一起打猎。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加莱·古柏。我看过他拍的好多影片，他本人不怎么像他所扮演的那些角色，他极其英俊，为人温和可亲，彬彬有礼，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来就有的高尚气度。 我记得有一次打猎后我们决定去买些东西，进了一家商店，有一位老太太认出了古柏，要求他签名留念： “古柏先生，我是那样地喜欢您的影片。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您在所有影片里都是一模一样的。”古柏只是笑了笑，签好名后对她说：“谢谢您，太太。” 要是人家对一个演员讲，他在各部影片里都演得一模一样，这很难说是恭维。可爸爸发誓说，古柏对话语中这种微妙的差别一向辨别不出来。我想未必见得。否则为什么爸爸尽管很喜欢谈关于这个老太婆的故事，可是只要古柏在场，就绝口不提这事呢。 每当吃午饭的时候，菜都是用我们猎获的野鸡做的。爸爸总是同古柏久久地交谈，不过基本上都是闲聊，谈谈打猎和好莱坞什么的。虽然从气质上来说，他们两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他们的关系却亲密得融洽无间，他们两人从相互交往中都得到了真正的欢乐，这从他们谈话时的声调、眼神，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周围只有妻子儿女，并无一个需要使之留下强烈印象的人，——这倒是很好的。本来用不着讲这些，但要知道他们俩都是大人物，已习惯于出人头地，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俩都是时代的英雄和崇拜的偶像。他们彼此从未竞争过，也没有必要竞争。两人那时都已达到了顶峰。 许多人都断言，跟古柏在一起很可能会感到枯燥乏味。我虽然还是个孩子，我可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也不认为他是“跟所有的人一样”或者相貌虽然漂亮，但漂亮得很一般的一个来到好莱坞的“风度翩翩的先生”…… 古柏用来复枪射击非常出色，跟我父亲射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但是当他手里握着一支普通的猎枪时，那种本来有利于射击的镇静和信心，反而使他成为一个动作迟钝的射手。爸爸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是个职业猎手的话，倒是出色的，但作为一个业余猎手，却是平凡的。的确，爸爸还有麻烦事，他的视力有问题，他要戴着眼镜才能看清野鸡，这需要花很长时间，结果本来轻而易举就可射中目标却变得困难了。这就像打垒球一样，站在场地最远的一个垒里，一球飞来，迟迟不接，最后只好在一个不可思议的跳跃中去接住球，而本来只要及时奔过去就可轻而易举地把球接住的。 这次到森瓦利来的还有英格丽·褒曼。我第一次看到褒曼是在一个星期天，她容光焕发，脸上简直射出光来。我曾经看过她的影片《间奏曲》。那次是特地为我父亲试映。她本人比在影片中要美丽得多。 有一些女演员能够使自己的影迷在一段时间内对她们神魂颠倒。但是褒曼却可使这种神魂颠倒持久不衰。 嗬！要走到她身边几乎是不可能的，像霍华德·霍克斯。加莱·古柏或者我父亲总是团团地围住她。看到他们当她在场时那种精神百倍的样子，真是好笑。 秋天过去了，我必须回到基韦斯特，回到温暖的地方，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学校去了…… 我满十八岁了，已中学毕业，我想考大学，我在反复思考我的前途…… 当然，我是有打算的，我在中学成绩不错，因此基本上可以考取任何一个大学……但是我最想当的是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 然而，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可以通过分析海明威的全部作品来求得答案。但归根结蒂，有个最简单的答案，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就是海明威本人，或者说是他身上最好的东西。然而要过海明威那样的引人入胜的生活方式，就要在最困苦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得轻松自如，高尚风雅，而同时又能赚钱养家活口，还必须有本事把这一切都写出来。而要进入这种美好生活的通行证是天才，天才是与生俱来的。此外，还要掌握写作技巧，这是可以学到手的。我决定当一个作家。今天我讲这话很容易，可当时却是极其困难的。 “爸爸，在你小时候，哪些书对你影响最大？”有一次在哈瓦那过暑假时我问他。 我的问题使爸爸十分高兴，他给我开了一张必读书的书单。于是我开始了学习。爸爸建议我说：“……好好看，深入到人物的性格和情节发展中去，此外，当然罗，看书也是一种享受。” 在哈瓦那度过的那年夏天，我读完了爸爸喜欢的全部小说，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有时，我也像爸爸一样，同时看两、三部小说。此后爸爸就要我阅读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 “你别妄想去分析他们的作品，你只要欣赏它们就是了，从中得到乐趣。” 有天早晨，爸爸说：“好吧，现在你自己试着写写短篇小说看，当然罗，你别指望能写出一篇惊人的小说来。” 我坐到桌子旁，拿着爸爸的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开始想呀，想呀。我望着窗外，听着鸟啼声，听着一只雌猫呜呜地叫着想和鸟作伴，听着铅笔机械地在纸上画着什么所发出的沙沙声。我把一只猫赶走了，但立刻又出现了另一只。 我拿过爸爸的一只小型打字机来，他那时已不用这只打字机了。我慢慢地打出了一篇短篇小说，然后，拿给父亲看。 爸爸戴上眼镜，看了起来。我在一旁等着。他看完后瞅了我一眼。“挺好，吉格。比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写得强多了。只有一个地方，要是换了我的话，我是要改一改的。”接着他给我指出了需要修改的地方，那是写一只鸟从窝里摔了下来，突然，谢天谢天，它发现自己张开翅膀站着，没有在石头上摔得粉身碎骨。他讲： “你写的是：‘小鸟骤然间意想不到地明白了：它是可以飞的。’‘骤然间、意想不到’不如改成‘突然’的好，你应当力求不要写得罗里罗嗦，这会把情节的发展岔开去。”爸爸微微一笑，他好久没有对我这样笑过了。“你走运了，孩子，要写作就得专心致志地钻研，律己要严，要有想象力。你已经表明你是有想象力的。你已经做成功了一次，那你就再去做成功一千次吧，想象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离弃人的，甚至永远也不会离弃。” “我的天哪，在基韦斯特，日子真是难过，”他接着说，“不少人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我只消看完第一页就可以断定：他没有想象力，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回信时，总是在每封信上讲明：要掌握写作的本事，而且还要写得好，那是一种很侥幸的机会，至于要才气卓绝，就更像中头彩一样了，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交此好运。如果你生来缺乏这种才气，无论你对自己要求多么严，哪怕世界上的全部知识你都掌握，也帮不了你忙。如果来信中提到什么‘大家讲，我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我却很想写作’这类话，那我就回答他：‘也许大家讲对了，您确实很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您还是忘掉想当个作家的念头吧，放弃这个念头会使您感到高兴的。’ “这类信我写过几百封。后来，我的回信越来越简略了，只说写作是件艰苦的事情，如果可能，还是别卷进去的好，也许人们会这样埋怨我：‘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狗娘养的，十之八九的我写的东西他连看也没看。他以为既然他会写作，那么写作这件事就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了。’ “主要的是，孩子，现在我能够指导你了，因为看来可能不会白费工夫。我可以毫不狂妄地说，这个行当我是了如指掌的。 “我早就想少写点东西了，现在对我来说写作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但是我如果能对你有所帮助，这对我来说就像自己写作一样幸福。让我们来庆祝一番吧。” 我记得，只有一回爸爸对我也这么满意，那是有一次我在射击比赛中同一个什么人分享冠军的时候。当我的短篇小说在学校的比赛中得到一等奖时，他深信，我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头面人物。 其实，应当获得这份奖金的是屠格涅夫，这是他的短篇小说，我不过是抄了一遍，仅仅把情节发生的地点和人物的名字改了改。我记得，我是从一本爸爸没来得及看完的书里抄下来的，我说他没看完是因为剩下好些书页还没有裁开…… 他发现我的剽窃行为时，算我运气好，我没在他身旁，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个人问他，你儿子格雷戈里在写作吗？“是呀，”他马上得意地回答说，并禁然一笑，这是他那种职业性的笑容，总是能使人入迷。“格雷戈里算是开出了张支票，虽然他写得不怎么的。”不消说，大家对这件事嘲笑了一番。 爸爸常常讲，他在动笔之前，总是能清楚地意识到句子是怎么在他的头脑中形成的。他总是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案来写这句句子，再从中选出最好的方案。他指出，当他笔下的人物讲话时，话就滔滔不绝地涌出来。有时，打字机都跟不上他们的讲话。因此我不懂，爸爸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时为什么要写信给批评家说…··作家的劳动是一种“艰苦的行当”等诸如此类的话，指望用这些话来引起他们对他的怜悯。 现在我懂得了，爸爸是指他写作起来已不如以前那么轻松自如。过去是一口喷水井，而现在却不得不用抽水机把水抽出来。他对语文的非凡的敏感并没有背弃他。而且，不消说他更富有经验，更明智了。然而他早先那种无所顾忌的态度却已丧失殆尽。世界已不再像流过净化器那样流过他的头脑，他如果在净化器里净化一番的话，他就更加是个真正的、优秀的人了。他已不再是诗人……他变成了一个匠人，埋怨自己的命运，叹息他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中只有一个不长的时期是例外，那时有一位出生豪门的意大利少妇来访问爸爸在古巴的田庄，爸爸对她产生了柏拉图式的倾慕之情，于是创作的闸门重又打开了。在此期间，爸爸写完了《老人与海》，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海流中的岛屿》的第一、三两章，诺贝尔奖金基金委员会指出，他对人类的命运充满忧虑，对人充满同情，并认为这是“创作的发展”。这一切乃是他那种新的幻觉的结果。这种新的幻觉是：他意识到自己才气已尽，不知该怎样才能“在现实中”生活下去，因为他是知道其他许多几乎不具备天才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他总是竭力要赢，输他是受不了的，他经常对我说：“孩子，成功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或者说：“你知道赌博的方法吗？要一刻不停地行动。”也许，他在才气已尽的情况下，懂得了赌博的方法，输赢全凭命运。 他一生可谓应有尽有。年轻时他像电影明星一样漂亮，经常被女人所包围。她们那种崇拜他的样子，非亲眼目睹是决不会相信的。他天生极为敏感，身体非常强壮，精力充沛，为人又十分乐观，这就可以使他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却很快就能从肉体和精神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而这种创伤如果是意志比较脆弱的人遭受到，就很可能把他们毁了。他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同时又具有健全的思维能力，遇事能冷静思考的人——像这么些品质能兼备于一身是很罕见的。因此他的成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遗传方面的有利条件使他在受到濒临死亡的重伤之后还能康复如初。 可是，像他这样的人在《丧钟为谁而鸣》问世后，发觉自己的才华每况愈下，就变得动辄发怒，无法自制，这是不是应当感到奇怪呢？如果一个人具有上述的种种品质，而且又善于把因为具备了这些品质才得以理解的东西描绘得栩栩如生，那是不可能表现出夸大狂的。但如果才气耗尽后，却完全有此可能。 后来，犹如小阳春一样，他的天才又回来了，从而孕育出了一部杰作，规模虽然不大（因为短暂的小阳春天气来不及产生大规模的作品），却充满了爱、洞察力和真理。但随后就是——而且永远是——漫长的秋天和严寒的冬天了。 要是你们在我爸爸年轻时就认识他的话，不会不爱他，不会不钦佩他，可是等他到了老年，你们就只会难过地回忆起他的过去，或者只会可怜他，因为你们记得他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地美好！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找那种可以眼看自己日益衰老而无动于衷的职业的。但凡是具有他那样的才华，具有他那样的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深刻、丰富的想象力的人，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吧……出色的母爱 ——斐克尔
凯瑟琳·杰克逊是世界超级摇滚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母亲，她和蔼、善良，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在她很小的时候，由于患小儿麻痹症成了跛足。但这没有影响她对音乐的爱好。她认为：这个病虽然耽误自己很多学业，但对她来说这不是灾祸，而是上帝赐予她要她获胜的一次考验。 在迈克尔小的时候，她经常唱歌给他听。还教他演奏单簧管和弹钢琴。 她对迈克尔说：“你们的演唱和舞蹈天资，就像美丽的落日或风暴后留给孩子们玩耍的白雪一样，全是上帝所赐。” 经过母亲的指导和培训，迈克尔终于成为一个出色的歌手。当美国人从实况转播中首次看到迈克尔的乐队时，立刻被他们精湛的表演吸引了。面对演出的成功和极高的评价，迈克尔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继续排练，他在向音乐的高峰迈进。 迈克尔一家人口很多，住所却不大。乐队刚开始，收入也不多。有时他们排练音乐时，一些妒忌他们的孩子还会从窗口抛进石头。但是这些都没有使他们停止排练，他们依然围着母亲学弹琴、学唱歌。 凯瑟琳作为母亲，是一位出色的指导者。如果她发现孩子们当中有人对某件事感兴趣，只要有可能，她就会鼓励孩子发展这种兴趣。 迈克尔对电影演员产生了兴趣，母亲回家时就会带回一包关于电影明星的书。尽管有9个孩子，但她对每个孩子都像对待独生子女一样。爸爸 ——凯莉·瓦特金斯
我三岁时父亲过世，七岁时父母再婚，我变成世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之前我对父亲的人选精挑细选，当妈妈和“爸爸”的约会一阵子后，我跟妈妈说：“就是这个人，我们接受他吧！” 妈妈和爸爸结婚时，我当花童，单单这件事就够奇妙了，有多少人能说他们曾参加自己父母的婚礼（而且真的走上红毯）？我爸爸很以自己的家庭为傲（两年之后，我们家添了个小妹妹）。不太认识我们的人会对母亲说：“查理跟你们母女在一起，看起来总是很得意。”但不只是在外而已，爸爸还很欣赏我们的聪明、信仰、常识及对人的爱（还有我可爱的笑容）。 好景不常，就在我满十七岁之前，可怕的事发生了。爸爸生病，医生检查了几天，也找不出原因，“如果像我们这样彻底的检查都找不出毛病，他一定是没问题。”他们就告诉爸爸可以回去工作了。 第二天他下班回家时，泪流满面，我们才知道他病得很严重，我从未见过父亲哭泣，因为他认为哭是懦弱的表现（这就形成一种有趣的关系，因为我是个荷尔蒙主导的少女，看到什么就哭，连贺氏卡片的告诉也不例外）。 最后，我们还是把爸爸送进医院，这才诊断出他得的是胰脏癌，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而我们更清楚，他至少还有三周的时间，因为下周是我妹妹的生日，再下周是我的生日，父亲会抗拒死亡，向上帝祷告来获取力量，撑到我们的生日之后。他不会让我们往后的生日都带着难受的回忆。 当有人面临死亡时，其他人的日子还是得照常过下去。爸爸非常希望我们的生命还是照旧，我们则希望维持生活中有他，妥协的结果是，我们同意继续进行“正常”的活动他则尽量参与，即使是人在医院。 有一天，我们看到父亲从病房中出来，与父亲同病房的人也跟着从后面走到走廊。“你们在这里时，查理一直都很安静，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我想你们不了解他有多痛苦，他只是尽力忍受掩饰而已。” 母亲回答：“我知道他在掩饰，但他就是这样，他不要我们难过，他知道我们看到他痛苦时会很伤心。” 母亲节时，我们把所有礼物都带到医院，爸爸在医院大厅等我们（因为妹妹太小，不能进入他的病房）。我帮他买礼物，让他送给妈，我们就在大厅角落愉快地小小庆祝一番。 第二周是妹妹的生日，爸的病情不太乐观，不方便下楼，所以我们就拿礼物和蛋糕在他那层楼的等候区庆祝。 接下来的周末是我的舞会，按惯例先在我家及舞伴家照过相后，我们到医院去，没错，我就穿着有箍衬的拖地长礼服走过医院（差点挤不进电梯。）我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爸爸脸上的表情，我知道这一切都值得，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年，等着看他的小女孩参加第一次舞会。而妹妹的年度舞蹈发表会前一天通常会有正式彩排，此时家人可尽量照相，彩排后，我们当然又去了医院，妹妹穿着舞蹈服装昂步踏过走廊，跳舞给爸看，虽然爸那样找节排让他的头相当痛，但他从头到尾还是都保持着笑容。 我生日那天，因为爸无法离开房间，我们就偷偷把妹妹带进去（护士善良地故意不看我们）。我们一起庆祝，但爸的状况已经不太乐观，该是他走的时候了，但他仍坚持到底。 那晚，医院打电话来，说爸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后，他就离我们而去了。 从死亡中最难学的功课便是日子仍得过下去，爸坚持我们要好好活下去，直到末了，他仍关心我们，以我们为荣。他临死的要求是，下葬时将一张全家福放在他的口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