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河 ——朱自清
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拥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微有皱痕；像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余势束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地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我便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隙地上，或罗列着盆栽，或种莳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蟠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 我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她在外边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她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她们找一个好好的女用人；长工阿齐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他明天就带来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地答应。 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用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前面领着，不知在和她说甚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拔儿”。想这就是阿齐带来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用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么？”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我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 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见阿河挈着水壶来往；她的眼似乎总是望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地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河土，她的志气很好，她是个可怜的人。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袄裤给了她吧。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说她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今天拿出来让她穿，正合式呢。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她真聪明，一学就会了。她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 “她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她的。好！你们尽教她讲究，她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江浙的兵事，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河如换了一个人。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儿。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她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贴。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我觉得在深山里发见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我生平所仅见！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她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礼拜。 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忽然门钮一响，阿河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她站在我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刨在那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我不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我领她走近了柱子。这时我像闪电似地踌躇了一下，便说，“我……我……”她一声不响地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我放进刨子里刨给她看。刨了两下，便想交给她；但终于刨完了一枝。交还了她。她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我窘极了。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刨好了。”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但我的头刚低下，我的眼已抬起来了。于是远远地从容地问道，“你会么？”她不曾掉过头来，只“嘤”了一声，也不说话。我看了她背影一会。觉得应该低下头了。等我再抬起头来时，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总是望前看的；我想再问她一句话，但终于不曾出口。我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便回到自己屋里。我一直想着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见她往厨房里走时，我发愿我的眼将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么？那么，她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我不曾闻着一些儿香。唉！从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我真太对不起这样一个人儿了。 午饭后，韦君照例地睡午觉去了，只有我，韦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书房里。我有意无意地谈起阿河的事。我说， “你们怎知道她的志气好呢？” “那天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聪明，就问她为甚么不念书？她被我们一问，就伤心起来了。……” “是的，”韦小姐笑着抢了说，“后来还哭了呢；还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泪呢。” 那边黄小姐可急了，走过来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拦住道，“人家说正经话，你们尽闹着玩儿！让我说完了呀——” “我代你说啵，”韦小姐仍抢着说，“——她说她只有一个爹，没有娘。嫁了一个男人，倒有三十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疱！他是李妈的邻舍，我还看见过呢。……” “好了，底下我说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尽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几岁？”我问。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说。 “不，十八，我知道，”韦小姐改正道。 “哦。你们可曾劝她离婚？” “怎么不劝；”韦小姐应道，“她说十八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说呢。” “你们教她的好事，该当何罪！”我笑了。 她们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有嚷嚷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我立刻走出来看；只见门外有两个乡下人要走进来，却给阿齐拦住。他们只是央告，阿齐只是不肯。这时韦君已走出院中，向他们道， “你们回去吧。人在我这里，不要紧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俄延了一会，只好走了。我问韦君什么事？他说， “阿河罗！还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于男女的事向来是懒得说的，还是回头问他小姐的好；我们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 吃了饭，我赶紧问韦小姐，她说， “她是告诉娘的，你问娘去。” 我想这件事有些尴尬，便到西间里问韦太太；她正看着李妈收拾碗碟呢。她见我问，便笑着说， “你要问这些事做什么？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娇滴滴的，也难怪，被她男人看见了，便约了些不相干的人，将她抢回去过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骗她男人，说要到此地来拿行李。她男人就会信她，派了两个人跟着。那知她到了这里，便叫阿齐拦着那跟来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诉，说死也不愿回她男人家去。你说我有什么法子。只好让那跟来的人先回去再说。好在没有几天，她们要上学了，我将来交给她的爹吧。唉，现在的人，心眼儿真是越过越大了；一个乡下女人，也会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妈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儿来，我还听他说呢。我本不该说的，阿弥陀佛！太太，你想她不愿意回婆家，老愿意住在娘家，是什么道理？家里只有一个单身的老子；你想那该死的老畜生！他舍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么？”韦太太惊诧地问。 “他们说得千真万确的。我早就想告诉太太了，总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对呢。太太，你想现在还成什么世界！” “这该不至于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爷，你那里知道！”韦太太叹了一口气，“——好在没有几天了，让她快些走吧；别将我们的运气带坏了。她的事，我们以后也别谈吧。” 开学的通告来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厨房里挈水了。韦小姐跑来低低地告诉我，“娘叫阿齐将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楼上，都不知道呢。”我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饱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么好歹！那一夜我是没有好好地睡，只翻来覆去地做梦，醒来却又一例茫然。这样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懒懒地向韦君夫妇和韦小姐告别而行，韦君夫妇坚约春假再来住，我只得含糊答应着。出门时，我很想回望厨房几眼；但许多人都站在门口送我，我怎好回头呢？ 到校一打听，老友陆已来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本是个好事的人；听我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她只十八岁时，他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 “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 我俩默默相对了一会，陆忽然拍着桌子道， “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么？他现在还没有主儿，何不给他俩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说，他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子，他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 “我和他说，他不信；要问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我们凭什么去管！”我说。 “想法子呀！”陆嚷着。 “什么法子？你说！” “好，你们尽和我开玩笑，我才不理会你们呢！”汪笑了。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谈到阿河，但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 一转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韦君别墅的时候，水是绿绿的，桃腮柳眼，着意引入。我却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么样了。那时韦小姐已回来两天。我背地里问她，她说， “奇得很！阿齐告诉我，说她二月间来求娘来了。她说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块钱来，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说她的爹那有这些钱？她求娘可怜可怜她！娘的脾气你知道。她是个古板的人；她数说了阿河一顿，一个钱也不给！我现在和阿齐说，让他上镇去时，带个信儿给她，我可以给她五块钱。我想你也可以帮她些，我教阿齐一块儿告诉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们这儿来罗！” “我拿十块钱吧，你告诉阿齐就是。” 我看阿齐空闲了，便又去问阿河的事。他说， “她的爹正给她东找西找地找主儿呢。只怕难吧，八十块大洋呢！” 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不愿再问下去。 过了两天，阿齐从镇上回来，说， “今天见着阿河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娘了！据说是自己拣中的；这种年头！” 我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齐，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说什么好呢？愿运命之神长远庇护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托故离开了那别墅；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
１９２６年１月乡曲的狂言 ——许地山
在城市住久了，每要害起村庄的相思病来。我喜欢到村庄去，不单是贪玩那不染尘垢的山水，并且爱和村里的人攀谈。我常想着到村里听庄稼人说两句愚拙的话语。胜过在都邑里领受那些智者的高谈大论。 这日，我们又跑到村里拜访耕田的隆哥。他是这小村的长者，自已耕着几亩地，还有一所菜园。他的生活倒是可以羡慕的。他知道我们不愿意在他矮陋的茅屋里，就让我们到篱外的瓜棚底下坐坐。 横空的长虹从前山的凹处现出来，七色的影印在清潭的水面。我们正凝神看看，蓦然听得隆哥好像对着别人说：“冲那边走吧，这里有人。” “我也是人，为何这里就走不得？”我们转过脸来，那人已站在我们眼前，那人一见我们，应行的礼，他也懂得。我们问过他的姓名，请他坐。隆哥看见这样，也就不做声了。 我们看他不像平常人，但他有什么毛病，我们也无从说起。他对我们说：“自从我回来，村里的人不晓得当我做个什么。我想我并没有坏意思，我也不打人，也不叫人吃亏，也不占人便宜，怎么他们就这般地期负我——连路也不许我走？” 和我同来的朋友问隆哥说：“他的职业是什么？”隆哥还没作声，他便说：“我有事做，我是有职业的人。”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折子来，对我的朋友说：“我是做买卖的，我做了许久了，这本折子所记的不晓得是人该我的，还是我该人的，我也记不清楚，请你给我看看。”他把折子递给我的朋友，我们一同看，原来是同治年间的废折！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隆哥也笑了。 隆哥怕他招笑话，想法子把他轰走。我们问起他的来历，隆哥说他从少在天津做买卖，许久没有消息，前几天刚回来的。我们才知道他是村里新回来的一个狂人。 隆哥说：“怎么一个好好的人到城市里就变成一个疯子回来？我听见人家说城里有什么疯人院，是造就这种疯子的。你们住在城里，可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我回答道：“笑话！疯人院是人疯了才到里边去；并不是把好好的人送到那里教疯了放出来的。” “既然如此，为何他不到疯人院里住，反跑回来到处骚扰？” “那我可不知道了。”我回答时，我的朋友同时对他说：“我们也是疯人，为何不到疯人院里住。” 隆哥很诧异地问：“什么？” 我的朋友对我说：“我这话，你说对不对？认真说起来，我们何尝不狂？要是方才那人才不狂呢。我们心里想什么，口又不想说，手也不敢动，只会装出一副脸孔；倒不如他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会装出一副脸孔；倒不如他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份诚实，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若想起我们那些受拘束而显出来的动作，比起他那真诚的自由行动，岂不是我们倒成了狂人！这样看来，我们才疯，他并不疯。” 隆哥不耐烦地说：“今天我们都发狂了，说那个干什么？我们谈别的吧。” 瓜棚底下闲谈，不觉把印在水面的长虹惊跑了。隆哥的儿子赶着一对白鹅向潭边来。我的精神又贯注在那纯净的家禽身上。鹅见着水也就发狂了。它们互叫了两声，便折着翅膀趋入水里，把静明的镜面踏破。做客 ——缪崇群
这里说做客，并不是一个人单身在外边的意思。做客就是到人家去应酬——结婚，开丧，或是讲交情，都有得吃，而且吃得很多很丰美。虽说做客，可不需要什么客气，一客气反教主人家不高兴，回头怪客人不给他面子。有好多次我都不认识主人是谁便吃了他很多东西，我感谢这种盛意，但心理总不免为主人惋惜：请了这么些个客人来，一张一张陌生人的面孔，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我想，在这里做客，还莫若叫做“吃客”才妥当些。 请客的事，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再比这里奢侈浪费的了。一个小小人家，办一次婚丧，便要摆几十桌酒席，一天两道，两天，三天这样排场下去。那些做父母的，有的要卖掉他们的田地和祖产，那些做儿女的，有的便要负担这一份很重的债务，直等很多年后都偿还不清。可是吃客们早已风流云散了，像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虚荣和旧礼教往往是一种糖衣的苦丸，这个小城似乎还没有停止地在吞咽着它。 因为做客做惯了，我可以写下一篇做客的历程。有一次我把这个题目出给学生们去做，有一篇写道：“我小的时候便喜欢做客，但大人带我去的时候很少，总计不过二百多次罢了。……”这个学生是当地人，现在才不过十六七岁，做了二百多次客还觉得少，在我则不能不瞠乎其后矣。 就喜事的客说，每次的请帖约在十天半月之前便可送到。上面注明男宾和女宾被招待的不同的日期。普通的礼物是合送一副对联，很多的只用单张的红纸，不必裱卷；隆重一点的合送一幅可以做女人衣服的绸幛；再隆重的当天不妨加封两元贺仪。 客人进了门，照例是被人招待到一个礼堂里去坐下，随手递来一根纸烟，一杯茶和一把瓜子。这间房里铺了满地的松针，脚踏在上面也不亚于软绵绵的毛毯。等候一些时候客人到齐了，于是就一拥而占席吃饭。午饭有八样菜，几乎每家每次一律，如青豆米，豆腐皮，酸菜末，粉蒸肉……和一碗猪血豆腐汤，汤上漂着一些辣椒粉和炒芝麻粒子。晚饭的菜是考究的，多了四小碟酒菜，如炸花生，海菜，咸鸭蛋和糟鲦鱼。热菜中另加八宝饭，炒鱿鱼和山药片夹火腿等。快收席的时候，每人还分一包小茶食，可以带回去当零嘴吃。 做客的程序，似乎到了放下晚席的碗筷为一段落。这时吃饱了喝足了的人，连忙抹抹嘴便一哄而散。走到门口可以看见一个躬着身子做送客姿势的人，那大约就是主人家了。另外有人抓着一大把“烛筏”分给客人照亮，从那红红的光亮里，可以照见那些客人们的嘴上还衔着一枝纸烟，那是散席时每人应该分到的。 吃是吃饱了，喝是喝足了，还带着一些衔着一些东西回去，这一天觉得很快的便过去了；真是很满足的一天!于是，有些同事在乎淡的日子里便希望常常做客的机会来好“充实充实”自己。有的同事甚至于向人探问，“怎么近来学生结婚的不多?”所以一看见有红帖子散来，便禁不住地扯开了笑脸；有的直喊： “过两天又有‘宣威’吃了!” “宣威”成了一个典故，因为宣威那个地方出罐头火腿，很名贵很香嫩的火腿，大凡一有宣威火腿吃，便是有客做的意思。 一个学期终了，讲义堆下竟积了一叠子请帖，我在石屏做客的次数也不算少了。可是回想起来，我几乎不记得任何一家主人的面孔——当时就不认识，因为在这里做客，无须对主人贺喜，也无须对主人道谢，一切的应酬仪式，简单的几乎完全不要，因此，就习惯上讲，我每逢做一次客，我就轻蔑一次自己的薄情，以致我也怜悯那些做主人的，为什么要这样奢侈，虚伪而浪费! 那些个青年的男的和女的，一个一个被牵被拉地结合了，不管他们的意愿，也不问他们能否生活独立。穿的花花绿绿，男的戴着美国毡帽，女的蒙着舶来的披纱，做着傀儡，做着残余制度下的牺牲品；也许就从此被葬送了。(我不相信一个十六七岁的男或女，把结婚的排演当作是他一生中的幸福喜剧!)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一家礼堂里挂满了喜联当中——其实都是只写上下款而留着中间空白的红纸条，在那一列一列致贺者的姓氏当中，我发现了几个“奠”字，原来姓“郑”的那一半傍傍，却被上面的一条掩住了。还有一家挂的横幅喜幛上只有“燕喜飞”三个字，原来中间落掉一个“双”字。当时我还不免暗笑，不过事后想想，反觉得沉闷无话好说了。 还有一次，我做了一回财主人家的宾客，不为婚丧，却只是为了“人情”。 在中世纪似的极幽静的村寨里，我随着一行人走进了他的×村，想不到穿过一重一重的门第，还要走着无限曲折的游廊，踏过铺着瓷砖的甬道和台阶，满目华丽，竟是一所绝妙的宅邸。 听说这个主人手下用着无数的砂丁，砂丁们每年代他换进了无数的银子。这些建设也都是砂丁们给他垒起的! 我享受了这个主人的盛宴，我是在间接地吸取了砂丁们的许多血汗。这一次的做客恐怕是一件最可耻辱的! 常常做为一个冷眼的客人的我，我真的满足了吗?所谓饱经世故的“饱”字，已足使我呕心的了!
(选自《石屏随笔》)立秋之夜 ——郁达夫
黝黑的天空里，明星如棋子似地散布在那里。比较狂猛的大风，在高处呜呜地响。马路上行人不多，但也不断。汽车过处，或天风落下来，阿斯法儿脱的路上，时时转起一阵黄沙。是穿着单衣觉得不热的时候。马路两旁永夜不熄的电灯，比前半夜减了光辉，各家店门已关上了。 两人尽默默地在马路上走。后面一个穿着一套半旧的夏布洋服，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纺绸长衫。他们两个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业者。“你上哪里去？” 走了一段，穿洋服的问穿长衫的说。 穿长衫的没有回话，默默地走了一段，头也不朝转来，反问穿洋服的说： “你上哪里去？” 穿洋服的也不回答，默默地尽沿了电车线路在那里走。二人正走到一处电车停留处，后面一乘回车库去的末次电车来了。穿长衫的立下来停了一停，等后面的穿洋服的。穿洋服的慢慢走到穿长衫的身边的时候，停下的电车又开出去了。 “你为什么不坐了这电车回去？” 穿长衫的问穿洋服的说。穿洋服的不答，却脚也不停慢慢地向前走了，穿长衫的就在后面跟着。 二人走到一处三岔路口了。穿洋服的立下来停了一停。穿长衫的走近了穿洋服的身边，脚也不停下来，仍复慢慢地前进。穿洋服的一边跟着，一边问说：“你为什么不进这岔路回去？” 二人默默地前去，他们的影子渐渐儿离三岔路口远了下去，小了下去；过了一忽，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三岔路口，落了天风，转起了一阵黄沙。比较狂猛的风，呜呜地在高处响着。一乘汽车来了，三岔路口又转起了一阵黄沙。这是立秋的晚上。炎樱语录 ——张爱玲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Ｔｗｏａｒｍｆｕｌｓ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ａｒｍｆｕｌ）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再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友谊 ——贾平凹
画面上站着的是我，坐着的是邢庆仁。 邢庆仁是一位画家。 我们曾一起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办过书画展，展名叫《长安男人》，实在是长安城里两个最丑陋的男人。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其实人的长相也是这样，美人差不多一个模式，丑人之间的丑的距离却大了，我俩就是证据。 和邢庆仁来往频繁始于二十世纪之末，到现在差不多已四年。四年里几乎每礼拜见一次，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毛病，友谊日渐坚刚。我想了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都是乏于交际，忠厚老实，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里都一直孤独吧。再是，我也总结了，做朋友一定得依着性情，而不是别的目的，待朋友就多理解朋友，体谅朋友，帮助朋友，不要成为朋友的拖累。中国十多亿人，我也活了近五十年，平日交往的也就是七八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且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换，始终下来的才是朋友。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里学会了给他人掘坑的人，那些太精明聪明的人，那些最能借势的人，我是应付不了，吃些亏后，就萧然自远了。人的生活就是扒吃扒喝和在人群里扒着友谊的过程，所以，我画下了这幅画。 这样的画我同时画了两幅，一幅庆仁索要了去，一幅就挂在我的书屋。庆仁那天取画的时候，说他读了一本书，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穷人容易残忍，富人常常温柔。 “这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他说，“你想想，事业上，精神上，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想了想，就笑了。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５日早 友情之花 ——林月丝
摄影家雷宗堂指着他拍的照片说：“这是一朵野地里的花。” 一支瘦瘦的枝干，几片叶子，花朵不大，是艳黄色的，澄澄亮丽，在阳光下昂扬挺立着。有点奇怪他为何特别介绍，不过是一片野草丛生的地上，在太阳的照射下，一朵黄色的花，丝毫不惧太阳的高温炙晒，发出明艳的光彩，如此而已。说实在的，通过许多摄影家的拍摄，几乎所有题材都一再被重复，像母爱的伟大、野花强盛的生长力、民族的和谐、友情的温馨、孩子的笑容、老人的皱纹等等，时常观赏图片，关注摄影的观众，类似的照片，并不罕见。 雷宗堂说起野花背后的故事：“有个朋友，不过才四十岁出头，得了癌症，年轻的妻子，幼小的孩子，都让他牵挂。”于是，忧郁成了癌症病人最好的伴侣。在治疗的过程中，这位病人无法远离悲伤和痛苦。身为朋友的雷宗堂，有一天，路过一片草地，看见一朵灿烂开着的野花，他马上疾步走回车上，拿出他常年带着的相机，把这个镜头拍下来。 “这一朵花，可能只开一天，也许两大，它便枯萎了。但是，在花绽开的时候，它就尽能力盛开绽放，露出它最美丽的一面。”雷宗堂探望朋友的时候，带去这张照片，盼望朋友在有生之年，能够像这朵小野花一样，不在乎生命的短暂，而是珍惜每一分钟，时刻绽放着美丽的样貌。 雷宗堂的故事，让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冷漠的今天，忙碌于事业的他，为了安慰朋友，无意中看见路边一朵野花，竟放下手上正在处理的工作，特地停下来拍摄，冲洗，然后带到病房去，让生病的朋友获得心灵的慰藉。 他这种充满温情的举动，让我看见照片里盛开的，是一朵友情之花。太太您富有吗 ——朱捷
两个小孩穿着又小又破的衣服，蜷缩在我家的挡风门廊里。 “请问您有旧报纸吗，太太？” 我很忙，本想说没有，但当我低头看到他们穿着单薄的、已被雪水浸湿的便鞋时，我改变了主意。 “进来吧，我给你们做杯热可可茶。” 他们什么也没说，静静地跟我走了进来，湿漉漉地鞋在炉边留下了一串脚印。我给他们端来可可茶和果酱面包，这些有助于他们抵御屋外的寒冷。然后，我回到厨房，又开始为家里的日常生活精打细算。 前屋的安静让我很奇怪。于是我向屋内看去，只见小女孩正细细端详着手中的空杯子，而小男孩平静地问道：“太太，你富有吗？” 我看着破旧的沙发套，回答说：“我富有？天哪，当然不是！”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把茶杯放到茶托里。 “您的茶杯和茶托很配。” 她声音带着一种对食物以外的渴望，显得很成熟。之后，他们抱着一大捆旧报纸，冒着风雪离开了。他们没有说谢谢，但也不需要了，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超过了一声谢谢。这套蓝色瓷茶怀和茶托虽然普通，但很相配。 我看了看锅里的土豆，然后开始搅拌肉汁。可以吃到土豆和褐色的肉汁，住在有屋顶的房子里，而且我丈夫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事情也都很相配。 我把椅子挪得离炉火远些，并把起居室收拾干净。炉边那一串泥脚印依然湿着，但我没去擦。我要让它们提醒我，记得自己是多么的富有。真情人间 ——蒋梅
朋友从家乡回来，用平淡的语气给常胜讲述了一件事，听后他就忘不了了，而且心弦被轻轻地拨动：一个少年16岁那年离开贫穷的山村出外闯荡，近二十年过去了，他成了富翁，于是衣锦还乡，将一些礼物赠给了亲友们。有一天他怀着敬意去看望一位村办小学的老师，一个昔日曾结下仇怨的同学，因为他从亲人们嘴里知道这位同学在一贫如洗的境况里为孩子们牺牲了很多。他没有带任何礼物去。在同学寒酸的家里，两人由于长时间的分离与以往的隔阂没能聊上几句。后来，他又拜访了好几次，两人渐渐地聊起来，再后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这位富翁直至离开也没给这位老师带什么礼物。许多人对此不解。老师说：“也许他会给别人不菲的礼物，可他能抽空来我这儿聊聊表示自己的敬意，而且真正关怀我的生活，这便是他给我的最好礼物了，因为他把自己的真心当作礼物送给了我。” 常胜很佩服那位脱离了暴发气的富翁，他没有恃财做人，不靠散发钱财，而付出自己的真心，捎去自己的敬意和关怀。是的，一份真心的付出，可以拉近时光造成的距离，可以化解过去的隔阂，可以消除卑微和富贵的界限，在人和人之间架起一座相通的心桥。 不由得怜惜起人际交往里常有的失误，我们经常会以礼物的多寡来衡量一份心意的厚薄，除了这座物化了的桥梁，我很少想过把自己的真心关怀当作一份礼物送给需要的人，而是任其风化失落。一旦送去的财物用尽了，便“桥”断缘尽，而用你的关怀搭起的心桥，却会久久地连接着你和他。你是我童话里的天使 ——梅寒
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地下通道的楼梯边，怀里抱着一把破旧的吉他，一只断臂，用心地弹奏着一支不知名的曲子。他整个右手臂的前半截已齐齐地断掉，只留下一个紫红色丑陋的疤痕。可那优美的旋律，正是从那只断臂下悠悠地传出来的。见我走近，一张年轻秀气的脸上就绽满了笑意：“您要听我弹吉他么，喜欢听什么？”语气中没有半点我想像中的悲凉。我简单地向他讲明来意：我是这个城市晚报的一名记者，渴望给他一份帮助，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故事。于是他给我讲了那个让人辛酸的故事—— 从我记事起，我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争吵的家里。爸爸喝酒，每次都喝醉，喝醉了就开始打妈妈，每一次都把妈妈打得鼻青脸肿。妈妈跪下来求他，不管用，我哭着求他，也不管用。他当时答应得很好，可等他喝了酒，老毛病就又犯了。他戒不掉酒，也戒不了打妈妈的毛病。 我十一岁那年，妈妈再也忍受不了爸爸的折磨，她向爸爸提出离婚。那次是爸爸跪下来求妈妈，他把自己的脸都打红了。妈妈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那么决绝地不回头。爸爸终是不答应离婚请求，妈妈就带着自己的几件换洗衣服走了，她说，她要去很远的地方打工挣钱，让我上大学。妈妈每隔一段时间就寄钱回来，却从不告诉我们她在哪儿，也不告诉我们她做什么。但是我知道，妈妈在外一定不容易。 爸爸终因喝酒误事，被单位开除了。家里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那时候我还在读书，上初中一年级了，因为学费拖了又拖，老师都发火了。 不知道为什么，妈妈那一段时间有三个多月没有寄钱回来。我是瞒着爸爸到离家很远的那个工地上找活干的。因为我从小生得比同龄的孩子个子高，十二三岁就有爸爸那么高了，工地上相信我的话，就留下了我。只做些七零八碎的活儿，还是因为不小心，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胳臂断了一半，腿也瘸了…… 一直很平静地叙述，像在讲着别人的故事。我极力地吸气，不让眼里的泪掉下来：“为什么想起来要唱歌呢，你的爸爸妈妈呢？”“我是和爸爸出来找妈妈的，妈妈已与我们失去音信三年了。但我相信，妈妈一定在某个地方，想念着我们，像我们想念她一样。”谈到妈妈，男孩儿的眼圈儿有些红了，他低下头随意地拨弄手里的破吉他。“恨爸爸么？”“不恨，因为他是我爸爸。”“不想念书吗？”“想。等找到妈妈还回学校念书。”男孩的话并不多，问什么答什么。 说话间，就见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手上捧着一碗热面急匆匆地往这边赶过来。“他是我爸爸。”男孩儿扭头望着爸爸过来的方向，脸上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看得出，他很爱自己的爸爸。对这个酗酒不负责任的父亲，我却有些反感了。 “还喝酒么，现在？”我问。“不喝了！早不喝了！为了孩子就算死了也得戒掉了。”男孩的父亲讷讷地回答我。他把面端给男孩儿：“快趁热吃下去吧。”男孩儿只吃了一半就再不吃，话里没说，但我明白，那是他们父子俩共同的午饭。 不知道她在哪儿，是不是还好？自始至终，他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句，听说我是晚报的记者，他们眼睛里的那份渴望，恨不得让我找个地缝钻了。他们哪知道，我们也不是万能的，也有许多无法做到的事情。她有三年不给他们任何消息，他们却一路打工，一路卖唱，走遍了大江南北，去寻找那个曾被伤害过的亲人。 采访结束的时候，周围竟然已站满了人。他们七嘴八舌地询问着，渴望给那一对父子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男孩儿费力地站起来，眼睛里蓄满晶莹的泪：“谢谢你们，好心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让我唱一首歌给你们，也希望你们见到我妈妈的时候，告诉她，我们一直在找她回家……” 略显沙哑的歌声，伴着忧伤的吉他曲子，在那个地下通道里悠然地响起：“……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一首光良的《童话》在这里唱起，无关风月，却一下子润湿了那么多双眼睛。 你本来就是爸爸妈妈的天使，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天使。因为天使的心里，从来不给恨与黑暗留缝隙，那里是爱与希望生长的地方。朋友的鞋 ——范佳
有一个叫德诺的少年，10岁那年，他因输血不幸染上了艾滋病，伙伴们都躲防他，只有大他4岁的爱笛依旧像从前一样同他玩耍。 一个偶然的机会，爱笛在杂志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新奥尔良的费医生找到了能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这让他兴奋不已。于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带着德诺，悄悄地踏上了去新奥尔良的路。 为了省钱，他们晚上就睡在随身带的帐篷里，德诺的咳嗽多起来，从家里带来的药也快吃完了。这天夜里，德诺冷得直发抖，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爱笛，他梦见200亿年前的宇宙中星星的光是那么暗，他一个人呆在那里，找不到回来的路。爱笛把自己的鞋塞到德诺的手上：“以后睡觉，就抱着我的鞋，想想爱笛的鞋还在你手上，爱笛肯定就在附近。” 孩子们身上的钱差不多用完了，可离新奥尔良的路还很远。德诺的身体越来越弱，爱笛不得不放弃了计划，带着德诺又回到了家乡。爱笛依旧常常去病房看德诺，他们有时还会玩装死游戏吓医院的护土。 秋天的下午，阳光照着德诺瘦弱苍白的脸，爱笛问他想不想再玩装死的游戏，德诺点点头，然而这回，德诺却没有在医生为他摸脉时忽然睁开眼笑起来，他真的死了。 那天，爱笛陪着德诺的妈妈回家。两人一路无语，直到分手的时候，爱笛才抽泣着说：“我很难过，没能为德诺找到治病的药。” 德诺的妈妈泪如泉涌：“不，爱笛，你找到了。”她紧紧搂着爱笛：“你给了他快乐，给了他友情，给了他一只鞋，他一直为有你这个朋友而满足。”左手写爱 ——张翔
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他很阳光，喜欢各种娱乐和运动，尤其喜欢打篮球。 他打篮球的方式很奇特，总用左手运球，居然能用单手在人群阻挡中准确地上篮。他的动作一气呵成，总让我们倍感惊喜。其实，他总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卖弄球技，而仅仅是因为——他只有一只手，一只神奇的左手。这只神奇的左手能打一手好球，写一手好字，甚至能在钢琴上演奏出动听的歌曲。 而他更让我感觉敬佩的，是他对生活乐观的态度和健康的心态。他身上总弥散着一股阳光的味道，他的言语总是那样的亲切和轻松，他会跟每一个用诧异的眼神打量他的人挥手，他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工作努力，与同事朋友的关系融洽，与客户的交流愉悦，他甚至常常得到老总的嘉奖……他是那种能让你忘记他有任何缺失的人。见过许多因为身体残疾心理也一同“残疾”的人，所以一直不理解他的“健康”，无法理解他用一只左手支撑起这样完美人生的根源。直到有一天，见到了他的家人，我才醒悟。 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看他，他的父母非常热情，邀请我们留下吃饭。 他家的院子很大而且整洁干净。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看上去都还很健康，他的父母亦显年轻，家里的电视机播放着欢快的文艺节目，很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而且他们一家人都很热情，谈起他的时候，言语之中总透露着无尽的温情爱意与骄傲。 聊了半个钟头之后，晚餐准备好了，大家就围坐在桌前，品尝起他母亲做的美味佳肴。而就在大家执筷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么一大家子人，居然同时用左手握筷，在那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我和同去的朋友，竟然都迟疑起来。 这时，朋友冲我笑了笑，提醒我一切都很正常。于是我才用右手夹起了一块鱼…… 晚餐过后，在院子里聊天的时候，我握着他的左手笑着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的左手这么神奇了，原来你们一家人都是左撇子啊！他们赋予你太强的天赋了！” 听我这样一说，他哈哈大笑起来：“你想错了，我们家天生的左撇子只有我一个，在我出生之前，他们都用右手做事，而从我出生之后，他们才都成了左撇子。”我不解：“那为什么最后都成了左撇子呢？” 他说：“在我懂事之前，我一直都以为大家都是用左手生活的，因为我的家人都用左手做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大多数人都在用右手做事情。而家人为了让我能习惯用仅有的左手生活，也统一用起了左手，用左手关灯、洗脸、拿筷子……父亲甚至把门的把手都调换了方向……慢慢地，他们都和我一样成了左撇子……” 那一刻，感动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从来都没有想像过，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样整齐、真挚而细致的爱，一家人为了给自己残疾的亲人一个平和而正常的环境，一齐改掉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我完全可以想像，在他年幼时用左手第一次笨拙地操起筷子，夹起一片菜叶之前，他的家人们也正同样笨拙地、用左手反复练习那个动作，直至成为习惯。而这样的习惯与爱伴随着他，与他一起成长。为了让他健康和乐观地生活，他们把所有的爱，全部写在了左手上。白色的花朵 ——吉利
平静的加利福尼亚海湾褪去了先前的浮躁，海面上波澜不惊，这异常沉寂的氛围给人一种无比的压抑之情。只是水面上漂浮着的许多白色的花朵，才给这沉寂压抑的环境带来了些许亮色和温暖。 有一位高挑身材，长着碧眼金发的女郎，她美丽而忧伤的眼睛中满蓄着泪水。她是“雅典娜”号沉船上22位幸存者中的两位女性之一。她的名字叫玛丽·琏，来自意大利。她是独个儿去加州游玩的，当警铃第一次拉响时，玛丽·琏吓坏了。她平生头一次乘船在大海上游玩，根本不知道怎么穿救生衣。面对茫茫无边的大海和汹涌澎湃的巨浪，玛丽·琏吓懵了，泪水止不住从她美丽的面庞上滑落下来。这时有两位男子走过来，帮她穿上了救生衣。 玛丽·琏看到轮船的通道上乱作一团，立即清楚了事情的严重性。她手足无措地向人群跑去，男人们都主动让出了一条道，让妇女、儿童和老人先上甲板。经过数小时的挣扎，“雅典娜”号终于湮没了。同舱的几名男子用头颅、手脚等各种手段，终于击碎了钢化玻璃，第一个逃出船舱的是玛丽·琏，男人们再一次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她。 出了船舱后，玛丽·琏也只能在大海中任凭狂涛巨浪的摆布。突然，她看见一条橡皮救生筏，上面已经坐着一位老人，老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爬上救生筏。此时一个巨浪扑来，一名男子被卷到了玛丽·琏的身边，那位男子毫不犹豫地把她推上了救生筏，而当玛丽·琏向这位男子伸手时，他却被巨浪卷入了海底，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 玛丽·琏被惊呆了，那位老人更是热泪四溅……筏子依然在怒涛之巅摇荡，玛丽·琏放声痛哭起来，老人抚摩着她的头说：“孩子，不要怕!无论结局如何，我都会尽力帮助你，因为你还年轻。”玛丽·琏止住了哭声。猛然间，一个巨浪将筏子打翻，玛丽·琏死死抓住筏绳，而那位老人转眼间就消失在大海的深渊之中。 过了很久，玛丽·琏发现自己和筏子己靠近了海岸，岸边的波涛也异常凶猛，有人想拉她但没能拉住，她被反弹离开了海岸。危急中，她赶忙解开筏绳，一阵海浪扑来将她送到了岸上。她终于摆脱了死神的纠缠，幸运地活了下来，可是与她同舟共济的280位同胞却永远地消逝在大海的深渊之中!三毛致贾平凹的信 ——三毛
平凹先生： 现在时刻是西元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清晨两点。下雨了。 今年开笔的头一封信，写给您：我心极喜爱的大师。恭恭敬敬的。 感谢您的这枝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虽然只看过两本您的大作，《天狗》与《浮躁》，可是反反复复，也看了快二十遍以上，等于四十本书了。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读您的书，内心寂寞尤甚，没有功力的人看您的书，要看走样的。 在台湾，有一个女朋友，她拿了您的书去看，而且肯跟我讨论，但她看书不深入，能够抓捉一些味道，我也没有选择的只有跟这位朋友讲讲“天狗”。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在大陆，会有人搭我的话，说“贾平凹是好呀！”我盯住人看，追问“怎么好法？”人说不上来，我就再一次把自己闷死。看您书的人等闲看看，我不开心。 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位”，直到有一次在香港有人讲起大陆作家群，其中提到您的名字。一口气买了十数位的，一位一位拜读，到您的书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啸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我没有看走眼。以后就凭那两本手边的书，一天四五小时的读您。 要不是您的赠书来了，可能一辈子没有动机写出这样的信。就算现在写出来，想这份感觉———由您书中获得的，也是经过了我个人读书历程的“再创造”，即使面对的是作者您本人，我的被封闭感仍然如旧，但有一点也许我们是可以沟通的，那就是：您的作品实在太深刻。不是背景取材问题；是您本身的灵魂。 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禺，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深深感谢。 没有说一句客套的话，您所赠给我的重礼，今生今世当好好保存，珍爱，是我极为看重的书籍。不寄我的书给您，原因很简单，相比之下，三毛的作品是写给一般人看的，贾平凹的著作，是写给三毛这种真正以一生的时光来阅读的人看的。我的书，不上您的书架，除非是友谊而不是文字。 台湾有位作家，叫做“七等生”，他的书不销，但极为独特，如果您想看他，我很乐于介绍您这些书。 想我们都是书痴，昨日翻看您的“自选集”，看到您的散文部分，一时里有些惊吓。原先看您的小说，作者是躲在幕后的，散文是生活的部分，作者没有窗帘可挡，我轻轻地翻了数页。合上了书，有些想退的感觉。散文是那么直接，更明显的真诚，令人不舍一下子进入作者的家园，那不是“黑氏”的生活告白，那是您的。今晨我再去读。以后会再读，再念，将来再将感想告诉您。先念了三遍“观察”（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二）。 四月（一九九Ｏ年）底在西安下了飞机，站在外面那大广场上发呆，想，贾平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心里有着一份巨大的茫然，抽了几支烟，在冷空气中看烟慢慢散去，尔后我走了，若有所失的一种举步。 吃了止痛药才写这封信的，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有不大好的病。 如果身子不那么累了，也许四五个月可以来西安，看看您吗？倒不必陪了游玩，只想跟您讲讲我心目中所知所感的当代大师———贾平凹。 用了最宝爱的毛边纸给您写信，此地信纸太白。这种纸台北不好买了，我存放着的。我地址在信封上。 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商州不存在的。
三毛敬上几种友谊 ——罗兰
一份豪纵，一份猖狂，一份不羁，一份敏细，加上一份无从捉摸的飘忽，就织成那样一种令人系心的性格。我欣赏那种来去自如的我行我素，欣赏当谈话时，忽然提起与话题全不相干的天外事；也欣赏那点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穷究不舍的兴致。 对一切的才华，我都有一种发自光大的向慕。我沉迷海顿的音乐，那份欢乐感情与幸福感，通过百年的岁月，带来对人生的颂赞。某钢琴家的一首短曲令我系念至今。柴可夫斯基的胡桃钳，鲍洛汀的中央亚细亚旷原，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以至于电影《未终之歌》里的音乐和爱情，都令我难忘。 我爱放翁的诗，爱那份高傲——“挥袖上西峰，孤绝去天无尺”，“零落成泥碾做尘，只有香如故”；我爱李白的豪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苏轼的旷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朱希真的潇洒——“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老屋穿空，幸有无遮蔽”；稼轩的超脱放逸——“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及“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我也喜欢朋友C的性格。喜欢他那种年纪的读书人所特有的那份书卷气。那是未被五四完全拦截掉，而又沐了近在身边的五四的、那么一种虽新实旧，虽旧而又极新的书卷气，那种既拥有中国文人的种种特色，而又极其认真地探索过西方文学的书卷气。因此，在举止上从容悠闲，在见解上超逸深透，在态度上却是朴实、含蓄，而又谦虚。 才华有如一片肥沃的园地，种种可爱的性格是这片园地上的花朵。“唯大英雄能本色”，猖狂、敏细、旷达、不羁、潇洒、放逸，以至于朴实与谦虚都是真性情的流露，因此而引人激赏，惹人牵系，或可说是一种更广义、更真挚的感情的传递吧？ 时常，当我有什么事迟疑不决时，就打个电话问问朋友D。他会在电话那边把问题条分缕析一番之后，为我下一个清清爽爽的决定。 对朋友D，我有一份信赖。信赖他清晰冷静的思路，与诚恳认真的性格。他既不会像现代一般人那样的自顾不暇，也不像另一些老于世故的人那般的圆滑虚伪。他不会乱捧我的为人或做事，如果他认为某些地方不好，那是真的不好；因此如果他说好，我才会相信他不是敷衍或客套。有时我有事情请他帮忙，如果他说“乐为之”，我就一定可以相信他不会一面做，一面抱怨我剥夺了他的时间，因为如果他真是没有时间，他会告诉我他忙。 他并不善于处理事务。但是他那不善处理事务的建议也正可以使我放宽心情，相信如果在事务上失败，在金钱上吃亏，你仍可感谢上帝给了你另外那厚厚一份，而不想向上帝索讨得太多。 我遇事容易激动，感情常常走在理智前面，因此徒增许多困扰。我就更喜欢有一些像D君这样的朋友，冷静、坚定、能高瞻远瞩视野远阔，如同广播发射台的塔架；使我也能学习尝试用他们那样冷静而坚定的眼光去分析问题、辩论事理，而又始终使自己置身事外，保持超然。 有些朋友是在精神领域上相接近的、可以谈诗文，论音乐。讲人生悟境。另有些朋友不是互相谈心的，那是另一种友谊，有另一种可爱可敬处。 比如说，今年早春某天，读高中的老大忽然坚持要去山中露营。而他刚刚两天前还在感冒发烧，我不允他去，他执意要去，说感冒已愈，不必过分小心，并且已经与同学约好，不能失信。当下使我大感为难，无奈之下想起做医生的朋友E，拨了个电话给他，问他要主意。他在电话那边立刻用坚决的语气说： “开玩笑！不能去！” 于是，我把朋友E的决定告诉老大——医生的话当不是毫无根据，不能再说我过分小心了吧？ 老大虽深怪E君多事，但却取消了原有的计划。 能有几个人肯如此为你负责地下如此的决定呢？就因为现在乡愿式的人太多，人人都知道为别人下决定是大难事，也是最不易讨好的事，因此我们日常多听到依违两可、不负责任的话。直言诤谏，明知道会惹人不高兴的事，谁肯做呢？何况他是医生，以目前把赚钱放在医德之上的风气来说，你得了肺炎，我才有生意可做呢！何必挨骂不讨好？ 老大先是怨他，继而服他、敬他。这才是我的朋友，他的长辈。这才是真关心，不顾自己被抱怨，而只想到你的安全。 像这样的朋友，而且还不止一位。 别看我平时常为别人分析问题，但轮到我自己有些生活上的实际事务须待解决时，却常举棋不定。如女儿报考高中，某些学校要不要去考考看呢？有事要去高雄，是买坐卧两用的观光号票，还是买对号车的卧铺票呢？请客的时候，怎样请才最省事呢？热水器要哪一种呢？有朋友要搬到家里来住，可以不可以呢？ 诸如此类，只要我问到朋友F，他总会给你一个迅速而肯定的抉择。“你要带她去考才对。”“对号卧铺好得多了。”“请吃蒙古烤肉算啦！”“买个电热水器吧！我家用的那个牌子就好。”“谁要搬到你家里来住？女的呀？不行！” 简单明了，连理由都不用说，就这么决定。我真的由衷感谢这种快刀斩乱麻式的决断。就好像你原来置身在一个嘈杂混乱的场所，忽然有人把电钮一关，一切都在瞬间归于宁静，使你立觉神清气爽。你发现，原来刚才的一番混乱只是一种幻觉，而你那认为不可终日的烦心的问题，原来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即可解决。这种“有人为你负责”的轻快心情，常伴随着无限的感动以俱来。 不是吗？这年头，能有多少人肯如此真诚地、有担当地来为朋友决定问题呢？ 我的学生人情 ——张小娴
我的社交生活，是中学时代开始的。那时唯一的社交生活，便是叁加同学的生日会。 所谓生日会，其实只是大食会，甚至只是下课後一起去麦当劳吃快餐。最豪华的一次，也不过是到同学家里吃饭，她妈妈找人到会。 被邀请叁加同学的生日会，最烦恼的是买甚麽生日礼物给对方。我们都是学生，手头并不充裕。那时候，我们常常一起讨论，“学生人情”到底应该以多少钱为上限呢？那笔钱是要从自己每个月的零用钱里拿出来的，所以，不能太豪爽。 几个同学合资买礼物，是最折衷的方法。然而，如果自己跟那个同学的感情特别好，当然希望可以自己送一份礼物给她。那时候，我们买的礼物通常也是文具和小摆设。 学生时代过去了，“学生人情”也该涨价了不少吧？我愈来愈懒，从前遇到朋友的生日，我会尽量抽时间去买礼物。现在，大家都忙，最好的礼物便是请吃饭。有时候，大家的生日很接近，便索性找一个中间的日子一起吃顿饭，谁也不用请，各付各的好了。 买礼物给别人，对方不一定用得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别人又永远猜不到。我早已经对生日礼物没甚麽期望，不像年少时候，对同学的礼物，满怀憧憬。 马霞 ——屠格涅夫
许多年以前，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每次坐雪车，总要和车夫谈些闲话。 我特别喜欢和那些夜间赶车的车夫谈话，他们都是近乡的贫苦农人，赶了他们的赭色的车子和瘦弱的小马到京城里来做生意，想挣得他们的饮食和主人的田租回去。 有一天我雇了这样一个车夫的车子……他是一个二十岁光景的年青人，高个子，身材魁梧，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有一对蓝眼睛，和红红的面颊，他那顶窄小的破帽子盖到他的眉毛上，在帽子下面露出来他的卷成一串串小圈的亚麻色头发，他那宽头的肩头想不到却穿上一件那么窄小的外衣。 这个车夫没有胡须的漂亮的脸上却带了忧郁、沮丧的神情。 我和他谈起话来，他的声音也是带着忧郁的。 “朋友，什么事情?”我问他道：“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 他起先并不回答我，后来他才说，“先生，是的，再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我死了妻子。” “你爱她……你的妻子?” 这个年青人并不掉过头看我。他只是把头微微俯下去。 “先生，我爱她。已经过了八个月了……可是我还不能够忘记。真的……我的心一天天给它吃尽了……为什么她应该死呢?她年轻，又强壮。只有一天的工夫她就被霍乱症带走了。” “她待你好吗?” “呵，先生!”这个可怜的男子深深叹了一口气，“我和她在一块儿过得多么快活!她不等我回答就死了!你知道我刚在这儿听到那个消息，他们就已经把她安葬好了，我立刻赶回村里，回到家中。我到那儿——已经过了半夜了。我走进我的小屋，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低声唤着：‘马霞，喂，马霞!’没有一声回应，我只听见蟋蟀的哀叫。——我不觉哭起来，就坐在地上，用我的拳头打着地面，我说：‘你这贪吃的土地，你吞了她……把我也吞下去吧!’啊!马霞。……” “马霞!”他突然放低声音再唤了一次。他依旧拉住缰绳不放松，一面却用袖子揩去了眼角的泪，他挥着袖耸了耸肩，就不再做声了。 我下车的时候，多给了他十五个戈贝。他双手捧着帽子，对我深深鞠了一躬，便踏着荒凉的街上的积雪，在寒冷的正月浓雾里缓缓地驱车走远了。善良之举 ——罗伯特·休斯
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常到医院去探望受伤士兵，跟他们讲话，有一次，医生指着一个垂死的年轻士兵，林肯便走到他床边。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总统问。 士兵显然没有认出林肯。他挣扎着好不容易才吃力地说出：“你能不能帮我写信给我母亲？” 总统先生拿了纸笔后，开始写下年轻士兵所说的话：
我最亲爱的妈妈： 我在执勤时伤得很严重，恐怕无法复元了，请不要为我悲伤，替我问候玛莉和约翰。愿上帝祝福你和父亲。
士兵虚弱得接不下去，所以林肯在信尾签了名，并加上：亚伯拉罕·林肯为你儿子执笔。 年轻士兵要求看信，当他发现写信的人是林肯时非常惊讶，“你真的是总统吗？”他问。 “是啊！我是总统。”林肯轻声地回答，然后他又问还有没有其他可帮上忙的事。 “你能不能握住我的手？”士兵问。“这样可让我安详地走完最后的路。”在忙碌混乱的病房里，高瘦的总统就这样握住年轻人的手，说了许多温暖鼓励的话，直到死亡逼近。与爱相约 ——依丝·纪修尔
中央火车站服务台上面的大圆钟指着差六分六点钟，高大的年轻中尉从月台上走来，抬起黝黑的脸，正看时间，他的心砰然跳动得让自己都很吃惊，因为自己已无法控制。再过六分钟，他就要见到一个特别的女人了。他从未见过她，但她在过去的十三个月里，一直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从未间断的信，一直都与他同在。 他让自己尽量靠近服务台，站在包围服务人员的一圈人外。 布兰福中尉记得战争最紧张时那个特别的晚上，他的飞机被一群敌机包围，他甚至还看到某敌机上驾驶员狞笑的脸。 在他的信中，他曾提到自己时常感到害怕，就在战斗前几天，他收到她的回信：“你当然会害怕……所有勇敢的人都会害怕，大卫王不是也怕过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写诗篇二十三篇了。我希望下次你再怀疑自己时，能听到我的声音为你朗诵：‘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到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记住了，也仿佛听见她的声音，使他重新充满体力和作战的勇气。 现在他就要听到她真正的声音了。差四分六点，他不安地四处张望。 巨大的屋顶下，过往的行人忙碌地穿梭来去，像彩色的线被织进一张灰色的网。一个女孩经过他身边，布兰福中尉盯着她看，她的上衣口袋里有一朵红花，但是朵红色甜豆花，不是他们约好的红玫瑰。此外，这个女孩也太年轻了，大约十八岁而已，而霍莉丝梅内尔却坦白告诉他，她三十岁了。“那又怎样呢？”他回信说，“我三十二岁。”其实他才二十几岁。 他的心思又跳回到那本书。那本书是大众捐献，送往佛罗里达州训练营军中图书馆的书，上帝自几百本书中挑出这本放在他手中，这本书是《人性枷锁》，从头到尾写满了一位女性的摘记，他一向痛恨在书上东写西写的习惯，不过这本书上写的评论很不同。他从不敢相信一个女人能这么体贴，这么透彻地理解一个男人的心，她的名字写在书的封页内：霍莉丝梅内尔。他找到纽约市的电话簿，然后找到她的地址，写信给她，她也回信了。第二天他就随军队启航离开，不过仍继续与她通信。 十三个月来，她一直忠实地回信，而且她不只回信，有时他的信没到，她还是照写，所以他相信两人彼此相爱。 尽管他不断要求她寄照片给他，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绝，那当然令他感觉不太好，不过她解释：“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诚实的，我长得如何并不重要。假使我长得漂亮，我会一直以为你因外貌而爱我，那样的爱会让我讨厌。假使我姿色平平（你必须承认这点比较有可能），我会害怕你只是因为寂寞孤单，别无选择才继续跟我通信，不要要求看我的照片，你到纽约来就可看到我，到时你可自己决定。记住，见面之后，我们都可自由选择要不要继续下去……” 还有一分钟六点，他紧张地点起一根烟。 这时布兰福中尉的心脏跳得比他曾驾驶的飞机还高。 一个年轻女子向他走来，身材修长，金发成鬈梳在小巧的耳后，她的蓝眼明亮如花朵，唇和下巴温柔中带着坚定，身穿浅绿套装，像春天乍现。 他开始向她走去，完全忘记去注意她根本没戴红玫瑰。女子看到他，嘴角弯起一抹挑逗的微笑。 “同路吗？阿兵哥？”她低声地说。 他无法自制地再靠近她一步，然后他看到了霍莉丝梅内尔。 她站在女孩后面，少说也四十开外了，灰发隐藏在一顶老旧的帽子下，她不仅丰腴，两根粗脚踝还重重地踩在低跟的鞋里，不过，她绉折的褐外套口袋却戴着一朵红玫瑰。 穿绿套装的女孩迅速走开。 布兰福觉得自己已分裂为二，一来多么希望能跟随那绿衣女孩，但却又深深渴望跟这个女人见面。她的灵魂一直陪伴他、鼓舞他，而现在，她就在眼前。苍白而丰满的脸温柔而敏锐，现在他看出来了，她灰色的眼充满温暖及慈爱的光。 布兰福中尉没有迟疑，他的手指抓着《人性枷锁》老旧的蓝皮书，让她能认出他来。这可能不是爱，而是比爱更珍贵、更稀有的友情，他一直很感激，而且会永远感激。 他挺起宽阔的胸膛，打了招呼，把书拿给女人。虽然他鼓起勇气说话，但内心仍被失望的苦涩所苦恼。 “我是约翰布兰福中尉，而你……你是梅内尔小姐吧？！很高兴见到你，我……我可以请你去吃晚餐吗？” 女人的脸宽容地笑了开来：“孩子，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回答，“那个穿绿套装的年轻女孩，就是刚刚走过的那位，请我把红玫瑰戴在外套上，她说如果你要我跟你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对街的大餐厅等你。她说这是某种测验。我自己也有两个儿子在当兵，所以帮个小忙是应该的。”没有责备 ——凯瑟琳·詹森·盖尔
念大学一年级时，我和简·怀特是同学并很快成为好朋友，因而结识了她全家。她的父母怀特夫妇共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也许因为其中一个男孩早夭，剩下的五个孩子分外相亲相爱。他们全家非常热情，将我当做久别的表亲来款待。怀特家的气氛和我家迥然不同，让我如沐春风，很快就融入这个大家庭里。而在我家，充斥着苛责和抱怨，于是“人人自危”，时刻准备推脱干系并提防飞来的处罚。 比如，妈妈看到厨房里一片狼藉，立刻高声追究责任：“谁干的？”爸爸看到猫四处逃窜或洗碗机坏了，不由分说把账算在我头上：“凯瑟琳，准是你的错。”而从小开始，我们兄弟姐妹就学会了之后病对方，常常把餐桌变成唇枪舌剑的战场。 可事情如果发生在怀特家，他们不会互相推脱抱怨，急着寻找肇事者，而是努力解决问题，然后让生活平静而美满地继续。 那年夏天，我和怀特姐妹决定：从佛罗里达到纽约，搞一次汽车旅行。怀特家两个年长的女儿，正念大学的莎拉和简，早就持有驾照，有比较丰富的驾驶经验。小妹妹艾后刚满16岁，新近获得了驾照。因为可以在旅途中偶尔小试身手，艾眉非常激动，一路上都“咯咯”笑着向遇到的人展示她的新驾照。 莎拉、简和我轮流驾车，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就让艾眉练练手艺。到达南加利福尼亚，我们吃过午饭上路时，让艾眉坐到了驾驶座。开到一个十字路口，也许是缺乏经验而心慌，艾眉没有注意到前方亮起的红灯，直闯了过去，结果，刚好和一辆大拖车相撞。简当场死亡，茨拉头部受伤，艾眉腿骨骨折，我擦破一点皮。伤痛只是小事，让我难以承受的是：在电话里，我要亲门告知怀特夫妇简的死讯。失去一个挚友，已经让我无比心痛；失去一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将是何等撕心裂肺啊！怀特夫妇接到电话，立刻赶到医院。他们紧紧拥抱住我们，悲喜交加、热泪纵横。然后，怀特夫妇擦干两个女儿脸上的泪滴，开始谈笑。在艾眉学习使用拐杖时，他们甚至还为那歪歪歪扭扭的姿势，逗弄得艾眉“咯咯”在笑。对于两个幸存的女儿，尤其是艾眉，怀特夫妇始终温言慈语。 我震惊了：怀特夫妇没有责难，没有抱怨…… 后来，我问怀特夫妇为什么没有教训艾眉，事实上，简正是死于她闯红灯造成的车祸。 怀特大人说：“简离开了，我们非常想念她。可是，不论我们再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能让简起死同生。逝者已矣，而艾眉还有漫长的人生。如果我们再责难艾眉，她背负着‘造成姐姐死亡’的包袱，怎能拥有一个完整、健康和美好的未来呢！” 事实证明，怀特夫归的做法完全正确。艾眉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专门教智障儿童。几年前，艾眉有了一个美满的婚姻，不久，成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年长的那个小女孩，起名叫做“简” 从怀特夫妇那里，我领悟到—— 事后的责备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它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最重要的是，心灵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