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１００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６０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片，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片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7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家庭教师 ——萧红
二十元票子，使他作了家庭教师。 这是第一天，他起得很早，并且脸上也像愉悦了。我欢喜地跑到过道去倒脸水，心中埋藏不住这些愉快，使我一面折着被子，一面嘴里任意唱着什么歌的句子。而后坐到床沿，两腿轻轻地跳动，单衫的衣角在腿下抖荡，我又跑出门外，看了几次那个提篮卖面包的人，我想他应该吃些点心吧，八点钟他要去教书，天寒，衣单，又空着肚子，那是不行的。 但还是不见那提着膨胀的篮子的人来到过道。 郎华作了家庭教师，大概他自己想也应该吃了。当我下楼时，他就自己在买，长形的大提篮已经摆在我们房间的门口了。他仿佛是一个大蝎虎一样，贪婪地，为着他的食欲，从篮子里往外捉着面包、圆形的点心和“列巴圈”，他强健的两臂，好像要把整个篮子抱到房间里才满足。最后他付过钱，下了最大决心，舍弃了篮子，跑回房中来吃。 还不到八点钟，他就走了。九点钟刚过，他就回来。下午太阳快落时，他又去一次，一个钟头又回来。他已经慌慌忙忙像是生活有了意义似的。当他回来时，他带回一个小包袱，他说那是才从当铺取出的从前他当过的两件衣裳。他很有兴致地把一件夹袍从包袱里解出来，还有一件小毛衣。 “你穿我的夹袍，我穿毛衣。”他吩咐着。 于是两个人各自赶快穿上。他的毛衣很合适。惟有我穿着他的夹袍，两只脚使我自己看不见，手被袖口吞没去，宽大的袖口，使我忽然感到我的肩膀一边挂好一个口袋，就这样，我觉得很合适，很满足。 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穿过电车道，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 一扇破碎的玻璃门，上面封了纸片，郎华拉开它，并且回头向我说：“很好的小饭馆，洋车夫和一切工人全都在这里吃饭。” 我跟着进去。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我有点看不惯，好几部分食客都挤在一张桌上，屋子几乎要转不过身来。我想，让我坐在哪里呢?三张桌子都是满满的人。我在袖口外面捏了一下郎华的手说：“一张空桌也没有，怎么吃?” 他说：“在这里吃饭是随随便便的，有空就坐。”他比我自然得多，接着，他把帽子挂到墙壁上。堂倌走来，用他拿在手中已经擦满油腻的布巾抹了一下桌角，同时向旁边正在吃的那个人说：“借光，借光。” 就这样，郎华坐在长板凳上那个人剩下来的一头。至于我呢，堂倌把掌柜独坐的那个圆板凳搬来，占据着大桌子的一头。我们好像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也可以似的。不一会儿，小小的菜碟摆上来。我看到一个小圆木砧上堆着煮熟的肉，郎华跑过去，向着木砧说了一声：“切半角钱的猪头肉。” 那个人把刀在围裙上，在那块脏布上抹了一下，熟练地挥动着刀在切肉。我想：他怎么知道那叫猪头肉呢?很快地我吃到了猪头肉了。后来我又看见火炉上煮着一个大锅，我想要知道这锅里到底盛的是什么，然而当时我不敢，不好意思站起来满屋摆荡。 “你去看看吧。” “那没有什么好吃的。”郎华一面去看，一面说。 正相反，锅虽然满挂着油腻，里面却是肉丸子。掌柜连忙说：“来一碗吧?” 我们没有立刻回答。掌柜又连忙说：“味道很好哩。” 我们怕的倒不是味道好不好，既然是肉的，一定要多花钱吧!我们面前摆了五六个小碟子，觉得菜已经够了。他看看我，我看看他。 “这么多菜，还是不要肉丸子吧。”我说。 “肉丸子还带汤。”我看他说这话，是愿意了，那么吃吧。一决心，肉丸子就端上来。 破玻璃门边，来来往往有人进出戴破皮帽子的，穿破皮袄的，还有满身红绿的油匠，长胡子的老油匠，十二三岁尖嗓子的小油匠。 脚下有点潮湿得难过了。可是门仍是来来往往。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妇女，抱着孩子在门外乞讨，仅仅在人们开门时她说一声：“可怜可怜吧!给小孩点吃的!”然而她从不动手推门。后来大概她等到时间太长了，就跟着人们进来，停在门口，她还不敢把门关上，表示出她一得到什么很快就走的样子。忽然全屋充满了冷空气。郎华拿馒头正要给她，掌柜的摆着：“多得很，给不得。” 靠门的那个食客强关了门，已经把她赶出去了，并且说：“真他妈的，冷死人，开着门还行!” 不知哪一个发了这一声：“她是个老婆子，你把她推出去。若是个大姑娘，不抱住她，你也得多看她两眼。” 全屋人差不多都笑了，我却听不惯这话，我非常恼怒。 郎华为着猪头肉喝了一小壶酒，我也帮着喝。同桌的那个人只吃咸菜，喝稀饭，他结账时还不到一角钱。接着我们也结账：小菜每碟二分，五碟小菜，半角儿猪头肉，半角钱烧酒，丸子汤八分，外加八个大馒头。 走出饭馆，使人吃惊，冷空气立刻裹紧全身，高空闪烁着繁星。我们奔向有电车经过叮叮响的那条街口。 “吃饱没有?”他问。 “饱了，”我答。 经过街口卖零食的小亭子，我买了两纸包糖，我一块，他一块，一面上楼，一面吮着糖的滋味。 “你真像个大口袋。”他吃饱子以后才向我说。 同时我打量着他，也非常不像样。在楼下大镜子前面，两个人照了好久。他的帽子仅仅扣住前额，后脑勺被忘记似的，离得帽子老远老远的独立着。很大的头，顶个小卷沿帽，最不相宜的就是这个小卷沿帽，在头顶上看起来十分不牢固，好像乌鸦落在房顶，有随时飞走的可能。别人送给他的那身学生服短而且宽。 走进房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互相比着舌头，他吃的是红色的糖块，所以是红舌头，我是绿舌头。比完舌头之后。他忧愁起来，指甲在桌面上不住地敲响。 “你看，我当家庭教师有多么不带劲!来来往往冻得和个小叫花子似的。” 当他说话时，在桌上敲着的那只手的袖口，已是破了，拖着线条。我想破了倒不要紧，可是冷怎么受呢? 长久的时间静默着，灯光照在两人脸上，也不跳动一下，我说要给他缝缝袖口，明天要买针线，说到袖口，他警觉一般看一下袖口，脸上立刻浮现着幻想，并且嘴唇微微张开，不太自然似的，又不说什么。 关了灯，月光照在窗外，反映得全室微白。两人扯着一张被子，头下破书当做枕头。陋壁手风琴又咿咿呀呀地在诉说生之苦乐。乐器伴着他。他慢慢打开他幽禁的心灵了： “敏子，……这是敏子姑娘给我缝的。可是过去了，过去了就没有什么意义。我对你说过，那时候我疯狂了。直到最末一次信来，才算结束，结束就是说从那时起她不再给我来信了。这样意外的，相信也不能相信的事情，弄得我昏迷了许多日子……以前许多信都是写着爱我……甚至于说非爱我不可。最末一次信却骂起我来，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可是事实是那样……” 他起来去拿毛衣给我看，“你看过桃色的线……是她缝的……敏子缝的……” 又灭了灯，隔壁的手风琴仍不停止。在说话时他叫那个名字“敏子，敏子。”都是喉头发着水声。 “很好看的，小眼眉很黑……嘴唇很……很红啊!”说到恰好的时候，在被子里边他紧紧捏了我一下手。我想：我又不是她。 “嘴唇通红通红……啊……”他仍说下去。马啼打在街石上嗒嗒响声。每个院落在想象中也都睡去。宗月大师 ——老舍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叫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晃来晃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胜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做一点，能做一点便做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做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多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做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做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蔡先生一切待人接物，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有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路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 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制约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安福贼徒，指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官僚政客；袁氏遗孽，指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余党。）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 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1929年悼夏丏尊先生 ——郑振铎
夏丏尊先生（1886~1946）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了；但静静的想着时，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 他住在沦陷区里，生活紧张而困苦，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是悲天？是悯人？ 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我们相见时，大家都说道，“好了，好了，”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耀着一层光彩。他也同样的说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人愁闷之中。他比我们敏感，他似乎失望，愁闷得更迅快些。 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但过了一会，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制。他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的腐败、贪污的现象。他自己曾经说道：“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又道；“记得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人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刻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产时，不敢走人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均见《平屋杂文》）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实，心是热的；他仿佛无所褒贬，其实，心里是径渭分得极清的。在他淡淡的谈话里，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反对中国人传统的调和与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早衰者，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得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在《早老者的忏悔》里，他又说道：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得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甚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并不因此而消极，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厌世一样。他常常愤慨，常常叹息，常常悲愁。他的愤慨、叹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处。他爱世、爱人、尤爱“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爱年轻人；他讨厌权威，讨厌做作、虚伪的人。他没有机心；表里如一。他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孩子。他的天真无邪之处，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孩子”的。 他从来不提防什么人。他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招心他们的安全与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的问道；“不太穷困么？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 “又要卖书了么？”他见我在抄书目时问道。 我点点头：向来不作乞怜相，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气，有点倔强，也有点傲然，但见到他的皱着眉头，同情的叹气时，我几乎也要叹出气来。 他很远的挤上了电车到办公的地方来，从来不肯坐头等，总是挤在拖车里。我告诉他，拖车太颠太挤，何妨坐头等，他总是不改变态度，天天挤，挤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时等了好几部还挤不上。到了办公的地方，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才坐下。 “丏翁老了，”朋友们在背后都这末说。我们有点替他发愁，看他显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营养是那末坏，家里的饭菜不好，吃米饭的时候很少；到了办公的地方时，也只是以一块面包当作午餐。那时候，我们也都吃着烘山芋、面包、小馒头或羌饼之类作午餐，但总想有点牛肉、鸡蛋之类伴着吃，他却从来没有过；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我们有时高兴上小酒馆去喝酒，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在沦陷时代。他曾经被敌人的宪兵捉去过。据说，有他的照相，也有关于他的记录。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打，上电刑或灌水之类，但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他的身体因此益发坏下去。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比别人自由些，只有半个月便被放了出来。 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撤了谎，说道，“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末爱护着他的朋友！ 他回家后，显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例。我们见到他，他也只是叹气，慢吞吞的说着经过。并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别觉得愤怒。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连他自已也在内。 在晚年，他有时觉得很起劲，为开明书店计划着出版辞典；同时发愿要译《南藏》。他担任的是《佛本生经》（“Jataka”）的翻译，已经译成了若干，有一本仿佛已经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译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够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时。他已经用不到这部书了。我见到它，心里便觉得很难过，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补偿的事。 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奈烦，叨叨的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他是爱憎分明的！ 他从事于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学里教书。他的对待学生们从来不采取严肃的督责的态度。他只是恳挚的诱导着他们。 ……我入学之后，常听到同学们谈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我记得最牢，感动得最深的，是说夏先生最初在一师兼任舍监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后，偷出校门，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而后已。 （许志行：《不堪回首悼先生》 ） 他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创办人之一，立达的几位教师对于学生们所应用的也全是这种恳挚的感化的态度。他在国立暨南大学做过国文系主任，因为不能和学校当局意见相同，不久，便辞职不干。此后，便一直过着编译的生活，有时，也教教中学。学生们对于他，印象都非常深刻，都敬爱着他。 他对于语文教学，有湛深的研究。他和刘薰宇合编过一本《文章作法》，和叶绍钧合编过《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及《文心》，也像做国文教师时的样子，细心而恳切的谈着作文的心诀。他自己作文很小心，一字不肯苟且；阅读别人的文章时，也很小心，很慎重，一字不肯放过。从前《中学生》杂志有过“文章病院”一栏，批评着时人的文章，有发必中；便是他在那里主持着的；他自己也动笔写了几篇东西。 古人说“文如其人”。我们读他的文章，确有此感。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每每劝他编成集子。《平屋杂文》一本，便是他的第一个散文集子。他毫不做作，只是淡淡的写来，但是骨子里很丰腴。虽然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不署名的，读了后，也猜得出是他写的。在那里，言之有物；是那末深切的混和着他自己的思想和态度。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正和他为人的朴素一样。他并不堆砌，只是平平的说着他自己所要说的话。然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不诚实的话，字斟句酌，决不急就。在文章上讲，是“盛水不漏”，无懈可击的。 他的身体是病态的胖肥，但到了最后的半年，显得瘦了，气色很灰暗。营养不良，恐怕是他致病的最大原因。心境的忧郁，也有一部分的因素在内。友人们都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在这样一团糟的情形之下，“合时宜”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可想而知。怎能怪丏尊的牢骚太多呢！ 想到这里，便仿佛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在耳边响着。他的忧郁的脸、病态的身体，仿佛还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然而他是去了！永远的去了，那悲天悯人的语调是再也听不到了！ 如今是，那末需要由叹息、悲愤里站起来干的人，他如不死，可能会站起来干的。这是超出于友情以外的一个更大的损失。
1946年 回忆梁实秋先生 ——季羡林
我认识梁实秋先生，同他来往，前后也不过两三年，时间是很短的。但是，他留给我的回忆却是很长很长的。分别之后，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我仍然时常想到他。 1946年夏天，我在离开了祖国十一年之后，受尽了千辛万苦，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到了南京。当时刚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劫收"大员正在全国满天飞，搜括金银财宝，兴高采烈。我这一介书生，“无条无理”，手里没有几个钱，北京大学还没有开学，拿不到工资，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我小学同学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的办公室内。他们白天办公，我就出去游荡，晚上回来，睡在办公桌上。早晨一起床，赶快离开。国立编译馆地处台城下面，我多半在台城上云游。什么鸡鸣寺、胭脂井，我几乎天天都到。再走远一点，出城就到了玄武湖。山光水色，风物怡人。但是我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观赏风景。我的处境颇像旧戏中的秦琼，我心里琢磨的是怎样卖掉黄骠马。 我这样天天游荡，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子，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没有。我在台城上面看到郁郁葱葱的古柳，心头不由得涌出了古人的诗：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这里讲的仅仅是六朝。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我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我觉得它们有情得很。我天天在六月的炎阳下奔波游荡，只有在台城古柳的浓阴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我能够坐下来稍憩一会儿。我难道不该感激这些古柳而还说三道四吗?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长之告诉我，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回到南京了。梁先生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我听了喜出望外。我不认识梁先生，论资排辈，他大我十几岁，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的文章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读过不少，很欣赏他的文才，对他潜怀崇敬之情。万万没有想到竟在南京能够见到他。见面之后，立刻对他的人品和谈吐十分倾倒。没有经过什么繁文缛节，我们成了朋友。我记得，他曾在一家大饭店里宴请过我。梁夫人和三个孩子：文茜、文蔷、文骐，都见到了。那天饭菜十分精美，交谈更是异常愉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我自谓尚非馋嘴之辈，可为什么独独对酒宴记得这样清楚呢?难道自己也属于饕餮大王之列吗?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解放前夕，实秋先生离开了北平，到了台湾，文茜和文骐留下没有走。在那极“左”的时代，有人把这一件事看得大得不得了。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这当然很好，这说明他进步。一个人不相信，或者暂时不相信，他也完全有自由，这也决非反革命。我自己过去不是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吗?从来就没有哪一个人一生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连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遑论他人。我们今天知人论事，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 至于说梁实秋同鲁迅有过一些争论，这是事实。是非曲直，暂作别论。我们今天反对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是一个伟大人物，这谁也否认不掉。但不能说凡是鲁迅说的都是正确的。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批评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实秋先生活到耄耋之年。他的学术文章，功在人民，海峡两岸，有目共睹，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辞。我想特别提出一点来说一说。他到了老年，同胡适先生一样，并没有留恋异国，而是回到台湾定居。这充分说明，他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至于他的为人毫无架子，像对我和李长之这样年轻一代的人，竟也平等对待，态度真诚和蔼，更令人难忘。这种作风，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总算是难能可贵。对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前辈的人，不是很有教育意义吗? 去年，他的女儿文茜和文蔷奉父命专门来看我。我非常感动，知道他还没有忘掉我。这勾引起我回忆往事。回忆虽然如云如烟，但是感情却是非常真实的。我原期望还能在大陆见他一面，不意他竟尔仙逝。我非常悲痛，想写点什么，终未果。去年，他的夫人从台湾来北京举行追思会。我正在南京开会，没能亲临参加，只能眼望台城，临风凭吊。我对他的回忆将永远保留在我的心中，直至我不能回忆为止。我的这一篇短文，他当然无法看到了。但是，我仿佛觉得，而且痴情希望，他能看到。四十年音问未通，这是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音问了。悲夫！
1988年3月26日教师千秋 ——梁晓声
我查遍书架上的词典，想找出对“老师”一词的说明；然而，没有一部词典的注解，能符合我此刻的心情。我再次将目光投向四川，遥望那些悲剧发生的地方，结果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只见仿佛有无数道圣光连成一片，升华到似乎是天堂的所在！ 啊，我啊，我从不是什么宗教徒，现在却变得如宗教徙一般虔诚！我一遍遍祈祷我从未信仰过的神，让遇难者的灵魂皆升入天堂。 我眼前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形——在宗教徒叫作“天堂之路”的路上，相互搀扶地走着男人、女人和老人，那是我们数万同胞的身影啊！他们背上，或怀里，是比花骨朵还可爱的儿童。还有，那些被视为花朵的学生——小学的、中学的、高中的。有的，边走边背着唐诗或者宋词——“墙头细雨重纤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那种轻轻的声音，从“天堂之路”传下来，分明的，我是听到了的。 而有的，却蹲下来整理自己的书包，忽然抬起头说：“老师，我少了一册课本！”“别急，天堂里会补发课本！快跟上，不要掉队。哪位同学，起头唱一首歌。”于是我听到了少男少女们用方言所唱的四川民歌。是的，我确实听到了，不是仿佛。歌声是足以使孩子们暂时忘忧的，他们在“天堂之路”上匆匆前行，脸上充满坚卓毅忍的精神。如同是在跟随大人们，进行临时决定的迁徙。我看到在歌声中，几乎所有的老师都驻足了，向下界投注着眷恋的目光--他们还能望得到那一处处震后可怕的废墟吗？ 废墟底下，埋着他们的丈夫、妻子、父母或儿女。我看到一位教师抹去了眼角的泪花，对他的学生们大声说：“不要往下看，要朝前看，天堂有震不塌的学校！”转瞬间，不知从哪里飞临了千万只孔雀、天鹅、还有仙鹤!喙落千万朵花朵，将天堂之路铺成一条花路！啊，十二飞天也翩翩而至，弹奏琵琶，吹着长萧。啊，那些婀娜的身影，难道不是缪斯和美惠三女神吗？蓦然间天堂之门辉煌地敞开，于是啊，所有行走在“天堂之路”上的我们的同胞，皆长出了天使的翅膀！…… 他们与灵鸟们，与飞天和缪斯们共赴天堂！…… 朋友，你聆听我这自言自语的朋友啊，也许，你同样是一位老师；也许，你不是；也许，你一生都不会是。但你肯定曾是学生。那么，请回答我，当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当你第一次走入教室，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叫“老师”的时候，你可曾想到，正是那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某一天，某一时刻，意会舍生忘死地本能般地保护你不受危害？如你的父亲所立即做的那样。如你的母亲所立即做的那样！ 朋友啊，也许你难以回答。因为在以前，你也许是不相信的。即使有类似的报导，你也认为是个别的事例。是啊，我以前，和你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现在，我的整个心灵，一次次受到强烈的震撼。在中国，在四川，在灾区，忽有那么多原本平平凡凡的老师体现出普罗未修斯般的品格，如同圣姆玛丽娅的化身！ 他们要是神就好了…… 他们要是神多好啊！ 可他们不是。 他们原本只不过是些普普通通的乡村老师，县城老师…… 但他们却以几乎一至的姿势，本能的选择了死亡！ 那姿势就是，伸展开他们的手臂，将尽量多的学生们护在身下！ 那只不过是一种母禽保护雏禽的姿势啊！ 他们的背，并不是神的背，也不是巨人之背啊！ 但是血肉之躯对于血肉之躯，居然也能起到神盾般的作用！ 我们远离灾区的人们，除了唏嘘和悲叹，除了心怀大的肃然和大的敬意，还能再说什么呢？ 化作天使的老师们，带领你们化作小天使的学生们，在“天堂之路”走好啊！想要飞翔的时候，不妨朝下界回眸一望啊，重建家园，重建校园的事，有你们十三亿多同胞呀！…… 在来的教师节，我相信你们或会看到——在灾区，将有一座特别的教师纪念碑矗立着。那是你们长着翅膀的形象，身边是你们长着翅膀的学生…… 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史铁生
9 月8 号那天，我甚至没有见到他。老同学们推选我给他献花，我捧着花，把轮椅摇到最近舞台的角落里。然后就听人说他来了，但当我回头朝他的座位上张望时，他已经倒下去了。 他曾经这样倒下去不知有多少回了，每一回他都能挣扎着起来，因到他所热爱的学生和音乐中间。因此全场几百双眼睛都注视着他倒下去的地方，几百颗心在为他祈祷，期待着他再一次起来。可是，离音乐会开始还有几分钟，他的心弦已经弹断了，这一次他终于没能起来。 唯一可以让他的学生和他的朋友们稍感宽慰的是：他毕竟是走进了那座最高贵的音乐的殿堂，感受到了满场庄严热烈的气氛。舞台上的横幅是“王玉田从教三十五周年作品音乐会”——他自己看见了吗？他应该看见了，同学们互相说，他肯定看见了。 主持人走上台时，他在急救车上。他的心魂恋恋不去之际，又一代孩子们唱响了他的歌；恰似我们当年。纯洁、高尚、爱和奉献，是他的音乐永恒的主题；海浪、白帆、美和创造，是我们从小由他那儿得来的憧憬；祖国、责任、不屈和信心，是他留给我们永远的遗产。 我只上过两年中学，两年的班主任都是他——王玉田老师。那时他二十八、九岁，才华初露，已有一些音乐作品问世。我记得他把冼星海、聂耳、格琳卡和贝多芬的画像挂在他的音乐教室，挂在那进行教改探索：开音乐必修课、选修课；编写教材，将歌曲作法引进课堂；组织合唱队、军乐队、舞蹈队、话剧队……工作之余为青少年创作了大量优秀歌曲。如果有人诧异，清华附中这样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何以他的学生们亦不乏艺术情趣？答案应该从附中一贯的教育思想中去找，而王老师的工作是其证明之一。要培养更为美好的人而不仅仅是更为有效的劳动力，那是美的事业……在这伟大（多少人因此终生受益）而又平凡（多少人又常常会忘记）的岗位上，王老师35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实现着他的理想。35年过去，他白发频添，步履沉缓了…… 9 月8 日，我走进音乐厅，一位记者采访我，问我：王老师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我说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音乐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报告说：王老师被抢救过来了！每个人都鼓掌，掌声持续了几分钟。 那时他在急救中心，一定是在与病魔作着最艰难的搏斗。他热爱生命，热爱着他的事业。他曾说过：“我真幸福，我找到了一个最美好的职业。” 据说他的心跳和呼吸又恢复了一会儿。我们懂得他，他不忍就去，他心里还有很多很多孩子们——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和那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所需要的歌呢。 音乐会结束时，我把鲜花交在董老师手中。 一个人死了，但从他心里流出的歌还在一代代孩子心中涌荡、传扬，这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享有的幸福。 安息吧，王玉田老师！ 或者，如果灵魂真的还有，你必是不会停歇，不再为那颗破碎的心脏所累，天上地下你尽情挥洒，继续赞叹这世界的美，浇灌这人是的爱…… 分数之外，学会感动 ——吴俊苓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有时候，一空下来，就会想起，一丝一缕地把心填得满满的。等到要写，却发觉找不到合适的词，只能再放回到心底。因为太看重，所以，不敢碰，不敢写，生怕写坏了它，生怕写歪了它。 那还是十年前，我刚做老师的时候。一个学生——校刊的主编、校文学社社长，语文好到只要说出他的名字，整个年级都知道的人物——在一次期中考试时，有一个大题的现代文阅读竟得了零分。匪夷所思的是，并非答错了，而是没有做。试卷上是触目惊心的空白。 我找他，问为什么。 他告诉我，用作题目的那篇文章，他读完第一遍，就哭了。他当然知道这是在考试，所以，再读一遍，还是哭，哭到无法思考。他决定先完成后面的试题。直到把作文写完，回过来读第三遍，还是哭。于是，他选择放弃，即便还有足够的时间。 后来，教过许多学生，做过无数的阅读。不可避免的，我渐渐淡忘了那些学生的名字、忘却了那些文章的内容。可是，我一直记着有这样一个学生。有这样一张脸——那神情真是庄严，庄严到令我心生敬畏。 我们的学生真好——他们很认真地听课，很认真地笔记，很认真地追问：“老师，课文的主旨是什么？”我多想告诉他们：不要管什么主旨，考完试，你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再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读书。 我问学生可曾为哪篇文章感动。没有。读《五人墓碑记》，读这五个人以一己之力对抗强大的统治集团，为一个毫无瓜葛的人“谈笑以死”——他们不感动；读《为了忘却的纪念》，读鲁迅和柔石相互扶持，“仓皇失措的愁一路”——他们不感动；读《三棵树》，读一个人在困境中拼命抗争——他们不感动。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来会进很好的大学，但是，他们的生命中少了一点温暖。那温暖并不一定能让他们获得一个好分数，但定会让他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人、美好的人。 我们是尽职的老师。我们在课堂上，告诉学生，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那篇文章的手法是什么。我们无法置分数于不顾。 然而，我还是希望，多年以后，有人会记得，有这样一些文章，他读的时候流过泪；有这样一个瞬间，他感受到一部分生活的意义。没有人可以追随世界走向永远，但在感动的那一刻，我们拥有了一切。 和分数无关，它属于心灵。初为人师 ——魏传新
说来可笑，我这个仅有九年学龄的中学生，却有半年的“教龄”。 去年，因村里的联办小学缺少教师，在学校负责的父亲急得没法，只好让我这个病休在家的中学生去代一年级的数学课。 乍听叫我去代课，我心里美滋滋的，以为这下可高升了。可是，没想到第一节课，学生们便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那天上课铃一响，我就拿着课本，带着第一次当老师的喜悦心情，走进了教室。我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圈说：“同学们，由于你们老师有事，今后的数学课就由我来给你们上。”可是，就这一句话，让我闯了“祸”。原来他们的老师从来没用过普通话上课，而我今天竟用了，那还得了。他们“哈……”地笑了起来，我站在讲台上，急得直搓手，满脸通红，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看到我那副狼狈的样子，笑得更欢了。 谢天谢地，幸亏我父亲及时来到教室门口，要不我准得急哭了，刚才的那股高兴劲也早就荡然无存。那些学生们或许慑于父亲的威严，全都默不作声。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睛一会儿瞅瞅我，一会儿瞅瞅父亲，脸上显出惊慌的神色。我看到他们的那副模样，真是哭笑不得。 过了一会儿，父亲走了。我开始讲课，可是由于刚才的那一幕，使我心神不宁，于是这节课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应付过去了。 第二天数学课，父亲和另外几位老师要来听课了。我以前只见过听课的，觉得怪好玩的。今天才感觉到身临其境的滋味。刚上课，我的心“扑腾、扑腾”跳个不停，说话也不顺当，第一次当教师的喜悦心情也早就飞到爪哇国去了。我站在讲台上不由自主地朝后面看了看父亲，当和父亲目光接触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父亲对我的鼓励和期望。于是，我使尽全身解数，终于熬过了我这一生都难忘的一节课。 下课后，那几个老师都说我讲得不错。父亲拍着我的肩膀高兴地说：“孩子，讲得不错，不过今后要多下些功夫，教学相长嘛。”我望着父亲那殷切的目光，高兴地点了点头。 可是没过几天，我便发现这个学校从来就没有上过音乐、体育课，而课程表上却又排着这些课。我去问父亲，父亲忧郁地说：“谁给上啊，青年教师不愿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而我们这些老教师又不会上，至于课程表，那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的。” “难道您没有向上面要人吗？”我问。 “要倒是要过，可上面一拖再拖，所以至今还没有分来。”听父亲说到这里，我的心情不由得沉重了：都90年代了，这里的孩子却从来没有上过体育、音乐课，多么可怜呀! 我想了好几天。为了孩子们的欢乐，为了孩子们的明天，我向父亲和其他几位老师提出了代全校四个年级全部体育、音乐课的要求。父亲很高兴，和那几位老师商量了一下，就答应了。 从此，校园里充满了同学们的歌声和笑声。我和那些学生的关系更融洽了，他们亲切地叫我“小老师”。而我在代全校音乐、体育课的同时，也丝毫没放松我所代班的数学课的教学要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和同学们半年的努力，在期末考试中，全班28名同学的数学成绩有20多名超过了85分，父亲看到我所取得的成绩，欣慰地笑了。 有相聚，就有分别，分别的时候终于到了。 临放暑假那天，学生们知道我不再教他们了，都围着我哭了。眼泪也在我的眼眶中打转，但我还是强装笑脸，来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看到学生们那副难过的样子，在我心中孕育已久的愿望终于迸出了炽热的火花：将来我要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你是我最笨的学生 ——字宁
毕业后我在北京一所中学里教书，父亲闲着寂寞，便打电话托我给他买台电脑，他要学会和我视频聊天。我听了便笑他说，都五十岁的人了，对电脑一窍不通，要是真的学，可得专门请个老师才行。父亲趁机接过话去说，几年前你是我的学生，现在让老爸做你的学生好不好？我听了有些不耐烦，说那老爸你可得用心学，我可没有时间手把手地教你。父亲呵呵笑着说，那是当然，我得争取做闺女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就像当初你给老爸争了光一样。 此后的每个周末晚上，我都被老爸硬拽到了电脑前。起初是打长途一点点地教他申请到了QQ号，然后是终于让他学会了使用视频。走到这一步，父亲明显有些懈怠，每日我扯着嗓子教他如何搜索所需要的资料，如何盲打，如何存储东西，我觉得自己所费的劲，几乎比教班里最笨的那个学生还要多，但父亲的电脑知识，却始终停在开着视频，对着话筒和我呵呵说笑的程度。这让我每个周末来临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就有些烦乱。 老爸似乎对自己的愚笨没有丝毫的察觉，他胖胖的脸在视频的镜头里，始终是心满意足地笑着的。有时候母亲要靠过来看看我，他还会生气，说一句“你懂什么！”就又津津有味地听我讲开了。我说老爸你要实践啊，只是每个周末听我讲，之后一个星期就再也不摸电脑，那怎么行？父亲照例在视频里笑开了花，说，老爸其实挺聪明的，姑娘你只要有点耐心，老爸肯定进步飞速。我看着每一个指令需要我重复N遍，才会低头一脸茫然地去动手的父亲，突然地有点泄气，想究竟是自己这个老师不合格，还是父亲真的太笨，对这样先进的知识，完全没有学会的细胞？ 父亲所谓的进步，也只到能打字和我聊天为止。此后不管我怎样地努力，他都停在原地，再不会前进半步。隔壁的同事有一天无意中笑着说，对待笨的学生，冷落有时候是比耳提面命都管用，为什么不试着用在你老爸这个学生身上呢？我突然觉得很是轻松，想这种方法不仅能刺激老爸好好学习，自己也可以落个轻闲，与其浪费时间在这么笨的一个学生身上，还不如睡觉来得实在。 老爸对我这项政策显然有些不适应，没过一个星期，他就撑不下去了，说姑娘你还是手把手地教教老爸吧，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比不上你们年轻人，你要这样让我摸索着学，两年我怕是连写封信也学不会。后来见我无动于衷，甚至连手机都懒得接，终于急了，竟然开始和我冷战。我打电话给母亲，让她转告父亲，像他这么笨的学生，我还是第一次碰到，都三个月了，打字还像牛车的速度，照这样下去，我岂不是教他一辈子也教不会？母亲听完我的抱怨，叹口气，小声道：安安，其实你爸哪有这么笨啊，他只是想多听你说说话罢了，他花几千块钱，其实只是买了个能看见你模样的电话而已，他这么大年纪了，学会上网又能做什么呢？能和你面对面地聊天，对他来说，就已经是精通电脑了啊…… 最笨的那个学生，原来是我，笨到和父亲面对面，看见他温柔地冲喋喋不休的我笑啊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着的，只是看看千里之外的我，是不是还好好的，是不是还像他想念着我一样，将他放在心底最温暖的地方。
永远的李老师 ——张玉庭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李，极豪爽，极幽默，总能出些极有趣的题目激发大家学语文的兴趣。 那些题目也的确让人拍案叫绝，我至今记得其中的四个。 一次，他在课堂上问我们：“你们能否写一句话，把三个‘而’字连在一起用。” 大家思考良久，没能做到。于是他笑了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不当而而而。”见我们一时听不懂，他立刻解释道：“这是文言，只要翻译成白话就听懂了，这句白话就是，不应当用‘而’时却用了‘而’。” 我们立刻笑了。 他也挺灿烂地笑笑，然后出了第二道题：“你们能否想想办法，再写一句话，让五个‘和’字连在一起。” 这可是个绝顶的难题，我们思索良久一无所获，他也就再次笑笑，说：“有个故事。古时有个客栈叫‘马和车’，一次，老板请人为他画广告，要求广告上必须写上‘马和车’三字。不料画好后，老板不满意，还批评了一句，他批评的这句话就连用了五个‘和’字!” 说着，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句批评的话：“‘马’和‘和’和‘和’和‘车’之间的距离太大。” 我们想了想，果然不假!果然连用了五个“和”! 还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两句话，第一句是“奶奶坐在家门口”，第二句是“板凳下蛋”。然后问我们：“你们能否在两句中间加一个动词，使整句话成为一句假话!”我们做不到，他于是加了一个“看”字：奶奶坐在家门口“看”板凳下蛋。 细想这句，果然是句假话! 我们于是大惊——就像看到了一个极精彩的魔术。 他歪着头笑笑，又问：“能否换个动词，使之变成一句真话？” 我们于是苦苦地思索起来，并果然有个聪明的女生想出了答案：奶奶坐在家门口“说”板凳下蛋。 他于是哈哈大笑，极欣欣然的样儿，还连声说：“高!高!” 自然，就因为有了这样一位极生动的语文老师，上语文课也就成了我们最高兴的事! 尤其有趣的是，李老师挺喜欢喝酒，但从不过量，且每每酒后上课总能讲得特别迷人。别的老师上下午的课时，大家总是昏昏欲睡，中午喝过酒的他却恰恰相反，总能抑扬顿挫地上得格外有韵味，而且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我那时小，也就真的以为壶中有雅趣，酒中有灵感。 更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他还是个酒瓶收藏家，他珍藏的那些酒瓶一个比一个漂亮，每当他提及这些酒瓶，总是如数家珍，兴奋得像个孩子。 比如，被他称为是“诗仙太白”的是个造型奇特的青白色瓷瓶，瓶上有图：皓月当空，洞庭浩渺，湖中扁舟一叶，船头的李白正高举酒杯，仰面青天，他在问什么？是在问天吗？旁有诗句曰：“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细品其诗其画，也的确大趣大雅。 再如，那件淡紫色做古人醉卧状的瓷酒瓶被他称为是“醉中酒仙”，瓶上白云缭绕，青松傲然，树下的李白半卧半醒，两眼做睥睨状，似醉非醉，欲醉还饮。旁有草书：“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细观其画，诗仙喝得挺投入，于是也就想起了《将进酒》中的名句“但愿长醉不复醒”。 另一件细长颈的“竹叶青酒”的酒瓶则被他称为“月兮尔来”，但见凤尾竹下，叶正绿，花正红，花团锦簇中，太白先生笑卧其间，正举杯邀月，满面春风。画旁有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细观其画，也果然意境悠然。 瞧!每一件珍藏里都有李白，一看就是个李白迷，还有，他长得颇有点“仙风道骨”，诗也写得漂亮，笑起来极豪爽，我甚至为此胡思乱想过，如果哪家电影厂缺少扮演李太白的演员，那么找我的老师准行! 自然，就是为了这些，我们在背后给他起过一个极雅的外号——酒仙老师。 不料上高一时，他因病去世了，消息传来，大家全哭了，被称为“小诗人”的我还泪汪汪地写了首诗，题目就是：永远的李老师……老师的眼泪 ——杨旭辉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只是个普通班，比起学校里抽出的尖子生组成的6个实验班来说，考上大学的机会不多，因此除了几个学习好的同学很努力外，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等着毕业混个文凭，然后找个工作。 班上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是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他非常敬业，每日催着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作业作业再作业。但是说归说，由于许多人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我们的成绩却仍然上不去，在全校各科考试中屡屡倒数。 直到高二的一次英语联考，张榜公布的我们班的成绩却破天荒地超过了几个实验班的学生，这使我们接连兴奋了好几天。 发卷的时候到了，老师平静地把卷子发给我们。我们欣喜地看着自己几乎从没考过的高分。老师说：“请同学们自己计算一下分数。”数着数着，我的分数竟比实际分数高出20分，同学们也纷纷喊了起来：“老师给我们怎么多算了20分。”课堂上乱了起来。 老师把手摆了一下，班上静了下来。他沉重地说：“是的，我给每位同学都多加了20分，这是我为自己的脸面也是为你们的脸面多加的20分。老师拼命地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为老师争口气，让老师不要在别的老师面前始终低着头，也希望你们不要在别的班的同学面前总是低着头。” 老师接着说：“我来自山村，我的父母都去得早。上中学时我曾连红薯、土豆都吃不起；大学放暑假，我每天到建筑工地拉砖，曾因饥饿而晕倒。但我就是凭着一股要强的精神上完师院，生活教会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服输。而你们只不过分在普通班就丧失了信心，我很替你们难过。” 这时候教室里安静极了，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低下了头。老师继续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也做要强的人，任何时候都不服输，现在还只是高二，离高考还有1年多的时间，努力还来得及，愿你们不靠老师弄虚作假就挣回足够的分数，让老师能把头抬起来，继续要强下去。” “同学们，拜托了!”说完，老师低下头，竟给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眼睛流出了泪水。 “老师。”班里的女生们都哭了起来，男生们的眼里也噙满了泪水。 那一节课，我们什么也没有学，但1年后的高考，我们以普通班的身份夺得了全校高考第一名。据校长讲，这在学校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主日学校的老师 ——雷歌
斯万小姐不想再做星期日学校的老师了。哪怕再上一次课都不行！这帮野蛮的孩子在祷告时间嚼泡泡糖，在圣经课上看杂志。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祷告时，他们竟然向上帝要求增加每周的零用钱！ “我无法再容忍你们了，我请辞！”她冲着学生们尖叫道。“酷。”雷克赞成地点着头说。他是斯万见过的最无理的孩子。 两个月后，星期日学校才找到新老师。牧师护送贝蒂·雷小姐去见这帮看起来像假天使的孩子们。刚到这个城镇的她还没听说过孩子们赶走老师的事。看到她那小号的粉色衣服，以及一头染的极差的金发，学生们明显感到她很容易对付。不久，学生开始打赌贝蒂小姐最多能呆多久。 贝蒂介绍说，自己最近刚从南方过来。她看起来确实像个南方妇女，穿着过时的衣服，10年前的美貌也已黯然失色，只是这些她都没有觉察到。当她在那个被当作钱包的大袋子里找东西时，教室里传出阵阵的窃笑声。 “你们有谁去过别的州？”她友好地问道。有几个同学举起了手。 “有谁去过500英里以外的地方吗？”一个同学举起了手。渐渐地，窃笑声消失了。 “国外，有人去过吗？”此时没有人再举手了。安静下来的孩子们有点疑惑。她问这些做什么？她是在用心理学，还是她本身就是长卷筒，打开一张世界地图。“那里面还有什么别的啊？午餐吗？”有位同学用嘶哑的声音喊着。 贝蒂浅笑了一下说：“一会儿发饼干。”“酷。”雷克嘲笑地说。 然后她用长长的指甲指着一个单一成型的大陆。“我在这出生，”她敲击着说，“离开那儿时，我差不多跟你们一样大。” 同学们都伸长了脖子去寻找确切的位置。 “是德克萨斯吗？”一个坐在后面的同学问。“差远啦，在印度。”她高兴地眨了眨眼。 “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生的啊？”贝蒂笑着说：“我的父母在这里传教。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的母亲正好在那。” “酷！”雷克颇为兴奋地往椅子后面一仰。贝蒂又在包里摸索着，这次她掏出来一些皱巴巴的照片，还有一罐巧克力饼干。孩子们带着极大的兴趣传看着照片。照片上被时间所凝固的黑色面孔凝视着他们。他们边吃甜点，边欣赏着这些照片。 “你们不用当传教士，因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别人。”贝蒂说。一个个钟头很快过去了，她给孩子们讲着遥远地方的故事，那里的人们是什么样子的，怎样生活。 “哇，就像演电视一样令人兴奋！”一个小女孩这样说。 一个又一个星期日过去了。贝蒂上课时，总会试着将课程与他们的生活结合起来。她告诉孩子们此时如何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事。学生们渐渐爱上了她，包括她那染过的一头金发。他们越是爱她，她就变得越加可爱、有趣。 贝蒂在星期日学校教了20年书。尽管她没有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教了两代孩子，因此镇上的人都把她当作是母亲的象征。最后，她的头发渐渐变白了。皱纹也爬上了她的嘴角和眼角，使她的娃娃脸愈加有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手有些颤抖了。她还时常收到过去学生的来信。他们中有医生、科学家、家庭主妇、商人、还有不少教师。 一天她打开邮箱，拿出一封蓝色信封，它的右上角贴着一张熟悉的邮票。左上角是一个男孩的名字，他是多年前贝蒂第一次在星期日学校教过的学生。她回想着他非常喜欢她的饼干，对她的课也很感兴趣。信封里的一张照片掉落在她的腿上。她斜视着这张照片，看着照片上的男人笑了，仿佛他仍然是那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站在印度德里市的碎石上，和其他志愿救助地震罹难者的朋友在一起。 照片上写着：“我此刻站在这里，是因为您。”嵌在心灵深处的一课 ——胡子宏
自从两岁那年一场重感冒夺去了我健康的左腿，小儿麻痹症就开始成为我生活的羁绊。等终于能够靠拐杖支撑起自己的身体走路时，我又发现，身体的不适倒在其次，我一斜一歪的姿势常常引起小朋友乃至同学们对我有意无意的歧视。 我一天天地成长起来，我皮肤白皙，满头黑发，我的双眸清澈明亮，我的笑妩媚动人。可这些都是同学们说的。对于一个女孩子，有什么比缺乏苗条健全的双腿更痛苦的呢?我不敢穿裙子，不敢大步地走，甚至在雨天路滑时，我还要重新拾起早在小学就扔掉的拐杖。我的体育成绩也是一塌糊涂——我怎么能比得上那些健全的同学们呢? 好在我是一个勤奋的女孩，我的成绩在班里乃至全年级都是第一名。但这并不能消除我的自卑和别人对我的歧视，我心灵深处常常自卑和沮丧到极点。直到初三时，一节英语课改变了我几乎一生的心情——那节课在我心灵深处震荡起惊天动地的雷声。 那节课其实是很普通的一课，当时我任班里的学习委员，每篇课文我都要预习，凭了自己的勤奋，我早已将老师即将讲解的新课熟读了许多遍了。可是那篇课文是关于一匹骆驼的，偏偏那是一匹瘸骆驼，那个Lame(瘸子)单词使我的心狂跳不已。我仿佛感到：自己苗条的身躯偏偏摊了条瘸瘸的左腿，就像瘸骆驼。我不敢想象：英语王老师带领全班同学读Lame的英语单词时，定会有许多同学把目光投向我这个“瘸骆驼”。我的心惊跳着，甚至好几次晚上睡觉前都淌出了痛苦的泪水…… 令我胆战心惊的英语课终于来临了。预备铃刚刚响过，王老师就来到教室，镇定地站在讲台上。未等班长喊“起立”，王老师就说：“同学们，今天要讲新课。”王老师顿了一下，拍了一下脑门，“糟了，我忘记带备课本了，还有5分钟，来得及，学习委员、科代表，麻烦你们去我的宿舍好吗?把我的备课本拿来。” 我和科代表王颖出了教室，慢悠悠地去王老师的宿舍。王老师的宿舍很乱，我们找了好大一会儿，才在一堆书本中找到他的备课本。 在回教室的路上，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Lame——瘸子，等会儿，王老师肯定要读这个单词了，那么多的同学肯定得嘲笑我。王颖拿着备课本，一言不发，我们又慢悠悠地回到教室。 王老师说句谢谢，我们坐到座位上，我的脸热辣辣的，心狂跳不已。我记不起王老师讲了些什么，我的心在念叨着，Lame，瘸子，我是瘸子。 王老师开始领读单词了，同学们很安静，读得很整齐，王老师的皮鞋踏在砖地上清脆地响。单词一个个地读下去，王老师和同学们的声音洪亮，我闭上双眼心里在想，到Lame了，到Lame了…… 王老师和同学们一遍遍地读生单词，除此，教室里没有其他的声音，没有我事先想象的哄笑。我慢慢地抬起头，打量着周围的同学，大家都在专心致志跟王老师读单词，其他什么都没发生。慢慢地，我也强开口跟王老师朗读单词了。 后来我发现，王老师没有读Lame，每一次他都跳过这个单词，似有意又似无意。 终于，难挨的一课结束了。王老师布置了作业，像平常一样，叮嘱我和科代表及时把同学们的作业送到他的办公室。 第二天的晨读课时，我的心又开始忐忑不安。晨读课上同学们都要读英语，还会有Lame，还会有瘸子，可是，那天的晨读课，同学们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读英语单词和课文，没有一个人读Lame，读瘸子。 再上英语课的时候，我常常偷偷地凝视王老师，他那么英俊、高大，他还那么善良，尤其是他没有读Lame，读瘸子。从此，我的英语成绩牢牢地在年级中排在第一名，我又开始穿裙子、跳猴皮筋，不仅如此，我每科成绩都更加出色，甚至，在一节体育课上，我掷铅球的成绩排到了女生的第七位。 五年后，我考上了北京那所众所周知的大学。 又过了五年，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和丈夫遇到了也是夫妻成双的王颖。这时我已是一所专科学校的英语老师。丈夫高大英俊，是一家化工厂的工程师。谈笑间，我们回忆起少年往事，不由得扯到王老师，我又想到那个单词——Lame。 王颖说：你知道吗，那节课是王老师事先安排好的，他对我讲过，你的肢体残废了，但关键是你的心灵也受到了打击，Lame那个单词肯定会影响你的情绪。在我们去他宿舍取备课本的10分钟里，王老师领着同学们学了Lame，而且共同约定领读单词时不再读Lame，第二天晨读时也不要读英语课文…… 呀，原来如此。我的泪水哗哗地淌出来。Lame——Lame——，那节课的情景在我头脑中过了多少遍。命运这厮，曾一度扼杀了我的活泼的健康，尤其是，它也一度扼杀了我健康的奋斗精神，折断我理想的翅膀。是王老师，是那节课，那节使我终生难忘的英语课，使我在征服命运时没有扑倒，使我寻回了自信心，抛开了歧视和自卑。 那节课，嵌在心灵深处，王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也赐给了我战胜不幸命运的人格力量。支点的魔力 ——扶云
一差生在期中考试时，语文只得了５９分。差生十分着急，怕回家屁股又要受罪。 怎么办呢？他找到语文老师：“老师，请给我的作文加１分吧，就1分，求您啦！”老师沉吟了一会儿，说：“可以。不过，你可要想好，加的1分是老师借给你的。分数可不是随便借的，这次借一，下次还十，再下次还二十……不然就不借。” 差生迟疑了一下，终于鼓足勇气答应下来。老师热情地握住了他的小手。期末考试，差生语文实际分数81分。老师的判分是71+10分，在10分的后面有一个括弧，里边写着：精神嘉奖分。差生得了全班独一无二的精神嘉奖分，还特别受到老师的表扬，于是为表现一把，拼命地学习。第二年期中考试语文实际分数９８分，老师的判分是78+20分。这次得了全班最高的精神嘉奖分，该生学习劲头更足了。第二年期末考试，他的语文竟然考了1００分…… 呵护心中那一点点的光，足以使孩子绽放智慧的芬芳。老师态度的改变，改变了这位孩子对学习散漫的态度。老师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那位学生的勇气，使自己震惊。这位老师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不断给孩子注入动力，结果竟如此出人意料！ 每一个孩子都有柔软的心底，每一个孩子都愿意履行对他信任的人的承诺。给孩子一个支点，再给孩子一个支点，坚持下去，就会渐渐变成一种力量。唤醒孩子沉睡心底的智慧和优雅，也许并不难，困难的是我们有耐心、持久不断地送给孩子一些支点，让他们接受自我磨炼。因为来自心底的最诚挚的信任和鼓励，是孩子成长的最好营养剂。沉寂的两分钟 ——王笑天
他是这所中学最富经验也是最受敬仰的一位老教师。曾经听人讲过他的一件事情，听后感概万分，对这位长者倍添崇敬之情。 那是一次学校开展的教学观摩活动，旨在促进老师之间的教学交流和提高教学水平。在他的观摩课上，台上老师谈吐自如，台下学生应答如流，灵活自如地引导、点题、穿插，再加上一些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动用，使那堂课程进行得严谨而又浑然一体。 接下来是随意提问。被点到的学生回答很好，老师稍一点拨，理想的答案就顺口而出。当他又点到一个学生的时候，一个胖胖的女同学站了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身体似乎在微微颤抖，脸红红的，却不说话。当时屋子里静极了，分明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大家的眼睛都聚集在她的身上，只见她的喉头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一堂优秀的公开课因此而略显瑕疵。然而老师并没有及时让那个学生坐下，以结束这个尴尬的场面。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就在我们感觉场面几乎室息的时候，再看向那个学生，发现她好像平复了一些，缓缓地开口了。大家一下子松了一口气，她一字一顿地回答老师的提问，回答非常到位，老师很是满意，点着头，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微笑，然后让她坐下了。 后来谈起课堂上的这件事情，他说“她有些轻微的口吃，一直生活在自卑的阴影里，以致形成了胆怯和孤僻的性格。她是个女孩子，自尊心就会更强。是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一定很着急，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场面，对她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当时我断然让她坐下了，她失去的将是下一个在大庭广众面前开口的信心和勇气，比起我的课来，一个生命的成长似乎更重要。所以，那一刻，我宁愿为她等待两分钟。”最无价值一课 ——段成根
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自以为聪明。我二十二岁那年，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都已经一清二楚；而在军队当兵两年之后，我清楚知道自己此生已过够了户外生活。随便别人怎样狂想礼赞大自然的壮美，我却背着大行囊回到老家去，决定修完大学最后两年课程。当时我心想，这辈子，除了高尔夫球场凹凸不平的深草区，我将不再涉足荒野。 后来，进入大学最后一学期时，我突然发现自己还得修一门自然科学始能毕业。 “修鸟类学如何？”我的学术辅导员建议，“听说那门课很轻松。” 不料这门课程与军队里大规模丛林演习毫无二致。“这是你们的参考书目、考试和野外实习的日程表，”胖墩墩的埃弗赖特·梅耶斯教授宣布。我一看那张单子，愣住了。每周测验一次，有十几本书要看，更有到方圆一百五十公里内的每个湖、每个沼泽、每个泥淖和每个禁区的野外实习。最要命的是：所有校车在清晨五时出发。“半夜三更开车！”我向同学悲号，“大家会需要矿工灯呢。” 我对这门课觉得很困惑。鸡鹰与条纹鹰长得一模一样，可是，我怀疑谁会在乎它们有没有分别。又有谁会在乎皇苇鹪鹩在眼睛上部有一道白条，鸣声像“啼喀托，啼喀托”，而黄鹪鹩则有深陷的眼圈，鸣声像粗嘎的漱口声？梅耶斯教授却在乎得很。 他总是千方百计把他对大自然的一片挚爱注入学生的心灵。解释绿头鸭的扑翅动作时，他使劲挥舞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活像在飓风中急旋的风车。为了让我们记住鹗通常在高校或电线杆头造非常考究的鸟巢，他会跳上椅子呱呱地叫。一天，他向大家示范表演翠鸟如何俯冲入水捕鱼，竟把双手合拢在面孔前，从教室一端奔到另一端，像日本神风队自杀飞机般一头朝废纸篓撞去，然后奇迹般地擦边而过，又马上变成引吭的美洲鹤，跳起求偶舞蹈。 梅耶斯教授不模仿鸟的动作时，就用诗般的语言歌颂鸟类。“鸟语为交响乐提供灵感；飞鸟之美成文行诗的主题，”他满口赞语不绝，“只须观察一个季节，只须学满一个学期，鸟儿准会偷走你的心，你一生享用不尽的愉快。” 他知识渊博，时常拿我们在森林、沼泽和牧草地看到的东西作题目考我们。指着一种刺蓟，他会问：“哪一种鸟用这种草垫巢？”要不，在见到被鸟喙啄得孔眼累累的树皮时，他会要我们说出这树叫什么名字，这种啄树的鸟叫什么，鸟喙钻啄树木为的又是什么。 再也没想到，这门课我居然及格，总算毕业了。 我终于可以把野外指南和双筒望远镜束之高阁了。看来，梅耶斯教授的课给我的唯一教益，只是关于此人动作如何古怪滑稽的诸多轶闻，以及我的戏言：“我所修过最无价值的一课。”跟朋友和同事说起这些，听者无不捧腹。 后来我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也开始带家人去我会发誓此生永远躲避的远足野营了。和家人在一起，我竟发现了一个我过去忽略了的天地。我们一家人一起学着辨认植物、昆虫、化石、花朵、星星、树木——甚至于鸟。多年置诸脑后的梅耶斯教授的那些课，不期然又回到我的记忆中。 那天晚上，我们在山腰扎营。我和妻秀莉及四个孩子饶有兴味地看着一只飞鸟上下周旋，像一具空中吸尘器般吞吃昆虫。“这鸟叫做中美绿蚊霸翁，”我如此自然地说出它的名字，连我自己也惊奇，孩子们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 又有一次，我们全家徒步短途旅行。孩子们看见一只鸟，翅膀像是受了伤，艰难地在地上一蹦一扑向前走，很为它担心。我叫他们放心：“这是只领行母鸟，正设法把我们从它的鸟巢引开。”我后来终于找出尘封的野外指南和双筒望远镜，放入我的背囊。 我们在各地旅行时，我因曾跟梅耶斯教授观察鸟类，所以能够分辨在佛罗里达州见到的灌丛鸦和在加利福尼亚州见到的暗冠蓝鸦；而全家在国外的旅行，则因看到各种珍奇鸟类而变得丰富多彩，像亚马逊的长腿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蓝脚鹈鹕，还有红里——这种涉禽大群栖息在非洲的湖沼，染红了湖水。 然而，更使我想起梅耶斯师恩的，却是每天在我家饲料盘和树林边见到的各种鸟类。一天，院子里飞来一只棕胁唧鹏，我赶快去把双筒望远镜取来。正当我调校焦距细细观察这只一身三色美羽的鸟儿时，它宛转唱起一支三个音符的歌，使我突然回忆起梅耶斯教授当年怎样学它的啼呜：“啼喀托，啼喀托”。这时，一股强烈的愿望油然而生，我真想对老师说声谢谢。是他预言“鸟儿准会偷走你的心，给你一生享用不尽的愉快”的。 我于是给母校打了电话，询问他的近况。没想他已在十年前去世。挂上电话之前，我问他可有后人。有的，老师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爱阿华，一个在马里兰。“给她们打电话，”内心浮上无声的催促。我拨通了电话。 “我希望向令尊大人道谢，”我在电话上说道，“不过，我是在多年之后才体会到他和他那门课的价值的。因此，现在只能对你们二位说了。他使我领悟一个道理：越深入观察世界，越能领略更多的美和更多的奇迹。” 老师还启迪了我，使我意识到，只要我们留意，自然界还有若干重大的讯息向我们传递。那天，我看几只紫红朱雀在我家的饲料盘上争食，顿时联想到自己像它们那样，在上下班火车上与其他乘客争抢座位的情景，不禁羞愧难禁。人非鸟雀，我下决心，今后不再争抢。又有一次，我留心观察一对黑额黑雁如何哺幼，于是记起它们从一而终的习性要是我们能听得懂雁唳的含义，不知道可以知道多少长相厮守的秘密！说得更切题一些，我应该如何更加体贴，使我在自己时间久长的婚姻中多些关爱。另一天，我伸长脖子眺望一队排作人字形飞过天空的迁徙中大雁，不由得联想到，人类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最佳途径就是帮助他人。我于是下定决心不再那么自私，而应当向人生旅途中的同路人伸出援助之手。 “你们看见了吗？”我向孙女杰茜卡和艾雪莱耳语。 “看见了，”孙女回答，“是哪一种鸟？” “让我仔细瞧瞧，”我说着举起双筒望远镜，然后开始描述这种胸前有赤褐色细条的黄羽小鸟。“依我看，这是翁莺，”我试说出鸟名，“不过，我们还得查证一下。“不消一会儿功夫，我在野外指南中找到一张翁莺雄鸟的图片，让孙女对照，看看像还是不像。 “就是它！”艾雪莱叫出声来。杰茜卡则往枝头那活像一抹阳光的鸟儿走近一点。翁莺并不害怕，反倒向人面对面唱起了歌儿：“嘶喂咿，嘶喂咿”，仿佛在说：“甜蜜，甜蜜，甜蜜，瞧我多甜蜜!” 和煦的阳光穿过枝叶射下，勾勒出一人一鸟动人心魄的美景。这样的画面，依我看，一定是上帝专为父母和祖父母准备的杰作。 翁莺飞走了，祖孙三个也继续往前走。我们沿着林中小径一边前行，边闲聊，同时四下张望，看有没有更多的美羽珍禽出没。 “告诉我，爷爷，”艾雪莱搀起我的手问，“你那来这么丰富的鸟类知识呀？” “其实我的知识并不多，”我回答说，“而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知识，大部分是从一位大学老师处学来的。”接着，我向孙女说起梅耶斯教授这个人，以及“此生最无价值的一课”。盲道上的爱 ——张丽钧
上班的时候，看见同事夏老师正搬走学校门口一辆辆停放在人行道上的自行车。我走过去，和她一道搬。我说：“车子放得这么乱，的确有碍观瞻。”她冲我笑了笑，说：“那是次要的，主要是侵占了盲道。”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说：“您瞧我，多无知。” 夏老师说：“其实，我也是从无知过来的。两年前，我女儿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视网膜出了问题，告诉我说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我没听懂，问是啥充足的心理准备。医生说，当然是失明了。我听了差点死过去。我央求医生说，我女儿才20多岁呀，没了眼睛怎么行？医生啊，求求你，把我的眼睛抠出来给了我女儿吧！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做好了把双眼捐给女儿的充足心理准备。为了让自己适应失明以后的生活，我开始闭着眼睛拖地抹桌、洗衣做饭。每当辅导完了晚自习，我就闭上眼睛沿着盲道往家走。那盲道，也就两砖宽，砖上有八道杠。一开始，我走得磕磕绊绊的，脚说什么也踩不准那两块砖。在回家的路上，石头绊倒过我，车子碰破过我，我多想睁开眼睛瞅瞅呀，可一想到有一天我将生活在彻底的黑暗里，我就硬是不叫自己睁眼。到后来，我盲道上走熟了，脚竟认得了那八道杠！我真高兴，自己终于可以做个百分之百的盲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女儿的眼病居然奇迹般地好了！有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街上散步，我让女儿解下她的围巾蒙住我的眼睛，我要给她和她爸表演一回走盲道。结果，我一直顺利地走到了家门前。解开围巾，看见走在后面的女儿和她爸都哭成了泪人儿…… “你说，在这一条条盲道上，该发生过多少叫人流泪动心的故事啊。要是这条人间最苦的道连起码的畅通都不能保证，那不是咱明眼人的耻辱吗！” 带着夏老师讲述的故事，我开始深情地关注那条“人间最苦的道”，国内的，国外的，江南的，塞北的…… 我向每一条畅通的盲道问好，我弯腰捡起盲道上碍脚的石子。有时候，我一个人走路，我就跟自己说：喂，闭上眼睛，你也试着走一回盲道吧。尽管我的脚不认得那八道杠，但是，那硌脚的感觉那样真切地瞬间从足底传到了心间。我明白，有一种挂念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痛与爱纠结着，压迫我的心房。 让那条窄路宽心地延伸，我替他们谢谢你。老师，这样，可以吗 ——张晓风
醒过来的时候只见月色正不可思议的亮着。 这是中爪哇的一个古城，名叫日惹，四境多是蠢蠢欲爆的火山，那一天，因为是月圆，所以城郊有一场舞剧表演，远远近近用；黑色火成岩垒成的古神殿都在月下成了舞台布景，舞姿在夭矫游走之际，别有一种刚猛和深情。歌声则曼永而凄婉欲绝（不知和那不安的时时欲爆的山石，以及不安的刻刻欲震的大地是否有关）。看完表演回旅舍，疲累之余，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梦时，我遇见李老师。 她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奇怪的是，我在梦中立刻想她已谢世多年。当时，便在心中暗笑起来：“老师啊，你真是老顽皮一个哩！人都明明死了，却偷偷溜回来人世玩。好吧，我且不说破你，你好好玩玩吧！” 梦中的老师依然是七十岁，依然兴致冲冲，依然有女子的柔和与男子的刚烈炽旺，也依然是台山人那份一往不知回顾的执拗。 我在梦中望着她，既没有乍逢亲故的悲恸，也没有梦见死者的惧怖，只以近乎宠爱的心情看着她。觉得她像一个小女孩，因为眷恋人世，便一径跑了回来，生死之间，她竟能因爱而持有度牒。 然后，老师消失了，我要异乡泪枕上醒来，搬了张椅子，独坐在院子里，流量惊人的月光令人在沉浮之际不知如何自持。我怔怔然坐着，心中千丝万绪轻轻互牵，不是痛，只是怅惘，只觉温温的泪与冷冷的月有意无意的互映。 是因为方才月下那场舞剧吗？是那上百的人在舞台上串演其悲欢离合而引起的悸动吗？是因为《拉玛那那》戏中原始神话的惊怖悲怆吗？为什么今夜我梦见她呢？ 想起初识李老时时，她极为鼓励我写出戏。记得多次在天的夜晚，我到她办公的小楼上把我最初的构想告诉她，而她又如何为我一一解惑。 而今晚她来，是要和我说什么呢？是兴奋的要与我讨论来自古印度的拉玛那那舞剧呢？还是要责问我十年来有何可以呈之于人的成就呢？赤道地带的月色不意如此清清如水，我有一点点悲伤了，不是为老师，而是为自己。所谓一生是多么长而又多么短啊，所谓人世，可做的是如许之多而又如许之少啊！而我，这个被爱过，被期待过，被呵宠过，且被诋毁的我，如今魂梦中能否无愧于一个我曾称她为老师的人？ 月在天，风在树，山在远方沸腾其溶浆，老师的音容犹在梦趄。此际但觉悲喜横胸，生死无隔。我能说的只是，老师啊，我仍在活着、走着、看着、想着、惑着、求着、爱着、以及给着——老师啊！这样，可以吧吗？ 后记：《画》是我的第一个剧本，因为觉得练习成分太多，便没有正式收入剧集里，近日蒙友人江伟必写粤语演出，特记此梦付之。李曼瑰老师是当年鼓励——说确实一点是“勉强”——我写剧的人，今已作古十年，此文怀师之馀，兼以自勉，希望自己是个“有以与人”的人。 照亮心灵的人 ——海伦·凯勒
1887年3月3日，我刚好6岁零9个月，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了我的身边，这一天在我的一生中至关重要，因此我记得特别清楚。她的到来给我带来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令我感慨万分。 那天下午，这件特殊的事是母亲用手势告诉我的，而我也看到其他人匆匆忙忙地进出，我默不作声地走到门口，站在走廊上，静静地等候着莎莉文小姐的到来。 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柔和，它穿过阳台上的金银花叶子斑斑驳驳地照在我仰着的脸上。我有意无意地搓捻着那熟悉的花草的叶子，抚弄着那些为拥抱春天而绽放的花朵。我不知晓未来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奇迹，生活会向我敞开怎样的大门，我也没有深入地想过。在这以前的数个星期，我已被伤心、苦恼和暴怒折磨得疲惫不堪，心烦意乱了。 你曾经驾驶着大船在茫茫的大雾中、在烟波浩淼的大海上航行过吗？你是不是会紧张而谨慎地向对岸缓慢驶去？你还会不时地用各种仪器探测方位和距离，而且你的心会怦怦乱跳，对那些意外事件心怀恐惧，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没有接受教育之前的岁月中，我就是这样，像航行在茫茫大雾中的船只，没有任何测量仪器，更不知晓哪儿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常常在心中呼唤：“光明！光明！我要光明！”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我身边的这位小姐照亮了我的心灵。 突然，敏锐的感觉告诉我，一串轻盈的脚步由远及近，正在慢慢地向我靠拢，是母亲吧，我下意识地伸出了双手。一双手握住了我，接着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当时，我似乎感觉到了，这个人能带给我光明，能为我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