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中原 - 第十篇 - 春煜万卷阁

一、停战后的协定金城战役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迫使其遭到了国内外的种种压力。终于又不得不回到了谈判桌上，并最终促成了朝鲜停战的实现。朝鲜停战的实现，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这仅仅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还有待于双方对停战协定全部条款的切实遵守和执行。由于美国不甘心其失败，把朝鲜停战作为一种获得喘息之机的权宜之计，想方设法破坏停战协定的实施，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力图继续保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因此，停战后是否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进一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成了战争双方斗争的焦点。停战以后，朝中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巩固朝鲜停战，严防侵略战争再起，进一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停战后的五年间，朝中方面一方面严格遵守停战协定，一方面同美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保证了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稳定。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朝鲜停战以后，朝中方面将谈判代表因改为停战代表团。经中朝双方商定，停战代表团和停战委员会的业务工作仍主要由志愿军代表团负责，受中共中央领导，重要问题由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商量决定，再指示停战代表团执行。停战代表团仍由李克农负总责，一切问题由双方代表协商解决。停战初期，由于组织各种停战机构，安排停战监督，遣返对方战俘，接受朝中战俘，对不直接遣返战俘进行解释等，任务复杂面艰巨。根据任务的需要，志愿军方面从中国党、政、军、学校抽调人员充实和加强志愿军代表团的力量，使代表团的人数达到7883人，是停战以前代表团最多人数的十倍。停战以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停战委员会由双方司令官各指派一名首席委员和四名委员组成，是双方司令官委派的监督停战的最高机构，负有总的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及处理任何违反协定事件的责任，并对各停战机构（除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外）均负有总的督导之责，朝中方面参加停战委员会的人员有：首席委员为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委员为朝鲜人民军的崔龙汉少将与朴一英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丁国钰将军与柴成文将军，秘书长、助理秘书长为朱然、徐鸣上校。“联合国军”首席委员为美国陆军勃里安少将，委员为泰国陆军开特卡契思少将、英国陆军白斯汀少将、美国海军门登豪少将、美国空军恩德希尔准将，秘书长、助理秘书长为柯尔曼、柯菲尔德上校。 7月28日，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中，双方原则同意将非军事区连同汉江口共分为十个地段，并配备十个联合观察小组分别驻扎，协助军事停战委员会监督停战协定条款的执行。联合观察小组于7月30日分别出发前往各自的监督地段执行任务。为具体执行停战协定中有关条款的规定，军事停战委员会先后批准了《军事停战委员会试行办事细则》、《秘书处试行组织规则》、《自非军事区内清除危险物的办法》、《关于联合观察小组的组织、管理与支援的试行办法》、《关于新闻机构进入非军事区的规定》、《关于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及各该机构人员的证明文件、徽记和识别标志的协议》、《汉江口民用航运规则及有关事项》、《关于监督与报告到达与离开朝鲜的军事人员与替换物件的办法》等十项协议。目的是为了使停战委员会及联合观察小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等机构便于工作，便于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监督下，停火初期的具体安排比较顺利。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7月27日22时（朝鲜时间），双方武装力量完全实现了停火。7月30日22时前，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已全部撤离了非军事区。8月4日，美军部队按规定从朝鲜北部后方及沿海岛屿撤离完毕。在联合观察小组的监督下，9月1日，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南北缘的树标任务全部完成。树标任务十分繁重。停战双方要在仅245公里的军事分界线上，树立1293个规格文字完全相同的标志。其中朝中方面负责的541个，仅用十三天的时间即完成，后经双方检查核实无一差错。9月13日，停战双方对非军事区内危险物的撤除工作已全部完成。双方自8月5日开始遣返直接遣返的战俘，至9月6日，直接遣返战俘的工作结束。李克农从停战谈判一开始就坐镇开城指挥朝中代表团的对外斗争。疲劳久病经常困扰他，肺病愈发严重，常咯血不止。中共中央曾派伍修权到朝鲜接替他的工作。当时，谈判斗争正处于紧张关头，他认为中途换人不利于谈判斗争，仍战斗在开城第一线。李克农具有丰富的对外斗争经验，复杂的谈判斗争需要他运筹，停战后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他处理。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各项工作逐步就绪后，1953年11月初，经党中央、毛泽东同意，调李克农回国休息。李克农回国后，由杜平、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黄华组成志愿军代表团党委，杜平代理书记，乔冠华为副书记。具体分工是，杜平负责代表团的全面工作，乔冠华负责对外谈判事务，黄华负责政治会议双方会谈工作，丁国钰、柴成文负责有关军停会及观察小组与后方口岸工作。关于对外谈判的请示报告各电由李相朝、杜平、乔冠华签署分发平壤及北京，复电仍由北京发出。停战委员会朝中代表团的业务工作主要由志愿军代表团负责，受中共中央领导，重大问题由中朝两党商量决定。至1954年下半年，朝鲜停战委员会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俘等重大问题已处理完毕，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已走向轨道，有长期化的趋势，人民军代表团在共同的对外斗争中积累了若干经验，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负起停战委员会的责任。基于上述情况，1954年11月2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经金日成同意后决定，将停战委员会的工作交由朝方负责，由朝鲜劳动党直接领导。为适应这一形势，12月6日中共中央制订下发了关于调整军停会朝中代表团的关系及缩减志愿军代表团机构的方案。方案确定，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一切事务，统由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主持办理，归平壤直接领导，如遇重大问题可由平壤与北京商量。为减少朝方的困难，移交工作在三个月内完成。军停会志愿军代表团缩减机构，改为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对外名称不变，由志司直接领导，负责与志司和北京保持联系，办理有关军停会与志愿军方面的联络事宜，不直接处理有关军停会的事务。到12月14日，志愿军代表团全部移交工作基本完成，从15日起有关军停会各项工作由人民军代表团主持办理。志愿军开城联络处人员减至100余人。 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后，留在朝鲜停战委员会的志愿军代表，与朝鲜人民军代表一起，继续为维护停战协定进行斗争。志愿军主动撤离朝鲜后，“联合国军”实际上已不存在，除美国军队继续留驻在南朝鲜外，其他国家的军队陆续撤出。虽然军事停战委员会照例每年开几次会，但停战协定大部分条款已 353 被美方破坏。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早已名存实亡，仅仅是个形式。尽管如此，由于朝中方面和有关方面的不懈努力，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逐渐趋于缓和，自停战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二、日内瓦会议不欢而散 1954年2月18日，在苏联的推动下，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建议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同意在那个会议上还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届时将邀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但是，美国坚持在协议中加上一项谅解：“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以表明美国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场和态度。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参加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周恩来，从2月份即开始收集、熟悉、研究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电报、情报以及印度支那各国的情况。2月27日，周恩来在召集日内瓦会议筹备会议干部会议上指出：（一）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积极参加；（二）由于美国政府会多方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估计难有大的进展，但我们仍应力争解决一些问题。3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先后批准了《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案的初步意见》和《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各项意见》。同时，中国政府还在北京与朝鲜政府、越南政府交换了意见。4月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商谈出席会议的有关事宜，并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共同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代表团之间的配合协调等问题。经过充分交谈和酝酿，一致认为在当时那种国际环境下出席这样的会议，只能边走边看，随机应变，寻找对策，以争取最有利于国际和平的结果。同时，周恩来还一再表示对会议不可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首席代表，张闻天（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为代表。中国政府组成了一个1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在出国前，周恩来召开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会。在大会上，周恩来指出：“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4月2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到达日内瓦国际机场。专机着陆后，各国记者蜂拥而上抢拍镜头。步履沉稳的周恩来率领浩浩荡荡的代表团穿过人群，前往住处。当天，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如期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会议由泰国、苏联和英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主席，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出席讨论朝鲜问题会议的除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代表团外，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团。根据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事前商定，4月27日首先由朝鲜代表发言。南日外务相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组织全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主张：一、举行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为筹备和举行自由选举，由南北朝鲜议会各选派的代表组成全朝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草拟一个全朝鲜选举法草案，并采取措施保证朝鲜居民的各种自由；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南朝鲜代表卞荣泰在4月27日会上却提出，由联合国监督在北朝鲜举行自由选举，选举南朝鲜议会中留给北朝鲜代表的约100个席位，要求美国军队继续留在南朝鲜。卞荣泰的这种主张无异于南朝鲜吞并北朝鲜。 4月28日，周恩来外长发言，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的三项建议，并驳斥了南朝鲜代表的无理主张，强调，朝鲜的统一应在摒除一切外力干涉、杜绝任何恐怖集团的压力、使朝鲜人民都能自由表示其意志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的普选来实现；为保证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一切外国军队必须首先撤出朝鲜。4月29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外长的意见，并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建议符合朝鲜人民恢复国家统一的民族愿望，可以作为解决朝鲜问题的一种基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4月28日的发言中，反对南日外务相的建议，对苏联、中国、朝鲜进行大肆攻击和诬蔑。甚至以美国离朝鲜太远，中国距离朝鲜太近，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很快地回来，美国在朝鲜已有撤军的教训，不希望那段历史重演等等，作为美国不愿从朝鲜撤军的理由。奢谈联合国为统一朝鲜问题所做的努力，主张按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由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在朝鲜尚未举行过选举的地区进行观察，以便完成朝鲜的统一，企图将联合国的非法决议强加给会议。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进行的非常尖锐、激烈。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议摆在与会者的面前。周恩来外长意识到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将是艰难的。4月28日，他在给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根据三天会场情况来看，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敷衍局面，因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法国对朝鲜问题又不便发言，英国也表示不想发言。” 5月3日，南日外务相对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做了进一步说明。南朝鲜代表卞荣泰在发言中对中国、苏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肆意诽谤和攻击，甚至说他惟一不满的是美国对朝鲜的干涉还不够，希望美国更多的干涉。周恩来外长接着发言，再次表示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全部建议，并有力地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的荒谬论调。他义正词严地指出，美国发动武装干涉朝鲜的战争后，操纵联合国非法地追认了美国这一侵略行动。这就将联合国置于朝鲜战争中交战一方的地位，使它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联合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的威信，并使联合国丧失了处理朝鲜问题和其他亚洲问题的道义力量。我们这个会议同联合国毫无关系，美国代表硬要朝鲜人民执行联合国的非法决议，同意由联合国监督朝鲜的选举，岂有此理。会上有人企图用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论点，来为美国干涉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内政辩护，历史证明这是帝国主义实行扩张政策的一种手段。美国代表以中、美距朝鲜远近不同为理由而不同意同时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人们不禁要问，既然美国能从数千里外派兵侵略朝鲜，为什么现在就不能从原路把军队撤回呢？有人说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后朝鲜将不能保持和平状态，这是没有根据的，为了防止朝鲜战争再起，南日外务相已经建议由有关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南日外务相三项建议应该作为本会议达成协议的基础。周恩来外长还揭露了美国和南朝鲜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朝鲜停战协定，先后强迫扣留48000余名朝中被俘人员的行为，指出本会议不能避开战俘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为了推动会议有所进展，本着努力寻求协议途径的精神，周恩来外长在5月22日的会议上再次指出，联合国已被置于朝鲜交战一方的地位，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和道义力量，联合国从来没有处于像在朝鲜事件屈辱的地位，联合国的非法决议不能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朝鲜人民在全国选举中能自由表示意志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决条件，会议应对此达成适当协议。周恩来外长还建议，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南日外务相对中国代表的建议表示同意。同一天，南朝鲜代表卞荣泰提出一个所谓的十四点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应根据联合国以前关于朝鲜问题的各项决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二、按大韩民国的宪法程序在全朝鲜举行选举；三、在选举前、选举期间和选举后，监督选举的联合国人员在朝鲜整个地区有充分的行动和言论等自由；四、全朝鲜国会代表按全朝鲜人口的直接比例计算；五、大韩民国现行宪法继续有效，除非由前朝鲜立法议院另行修改；六、在选举前一个月，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但联合国军队要在选举和完成统一后才撤退；七、朝鲜的完整和独立应由联合国保证。美国代表史密斯立即表示支持这些建议。很显然，南朝鲜的方案实质上就是要把大韩民国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全朝鲜人民，由南朝鲜吞并北朝鲜。 6月5日，周恩来外长在会议上严正指出，南朝鲜企图假借联合国和外国武装力量来操纵朝鲜的选举，将李承晚的统治推广到整个朝鲜。联合国是朝鲜战争中的交战一方，不能由交战一方来监督选举，而应由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的自由选举进行适当监督。并重申一切外国军队必须在选举前撤出朝鲜。周恩来同时指出，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大家都说朝鲜应该统一，应该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会议的目的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我们应该在这些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协议，而不应该让南朝鲜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寻求协议的障碍。同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在全朝鲜举行自由选举、建立由北南朝鲜代表组成的全朝鲜委员会、选举前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建立监督选举的国际委员会、有关国家承担义务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等五项建议。五项建议综合了与会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但美国代表史密斯（美国副国务卿）反对这些建议。 6月11日，周恩来外长发言表示完全支持莫洛托夫的五项建议，揭露史密斯企图中断对朝鲜问题的讨论的阴谋。指出，史密斯追求的目的是使已经停战的朝鲜处于更加不稳定状态之中。我们既然已经有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就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成立包含北南朝鲜双方代表的全朝鲜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全朝鲜选举是朝鲜人民自己的事情，谁都不能替他们办理。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中立国组成国际委员会监督全朝鲜选举这一原则应该肯定下来。这是本会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应遵循的合理道路。我们没有理由不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继续讨论，寻求协议。由于各代表团的如何解决朝鲜问题存在原则分歧，主要是美国和南朝鲜坚决反对撤军，坚持由联合国机构监督全朝鲜的选举，不想在联合国以外谋求解决的途径，致使会议难于达成协议。美国正在胁迫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酝酿起草一个宣言，以破坏日内瓦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有消息说，这个宣言准备在6月15日会议上抛出。针对这一情况，6月14日，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一致认为中、苏、朝方面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足以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中、苏、朝方面建议案提得愈低，就使对方愈被动，使对方破裂愈困难，愈无理由，并使对方对破裂负更大的责任。在6月15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朝鲜、中国、苏联按事前商定的方案做最后的努力。朝鲜外务相南日首先发言，他指出，如果会议不能在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上谅解，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首先在维护朝鲜和平问题上取得谅解。他提出了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点建议：一、建议各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二、在不超过一年的期限中，缩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军队力量，双方军力不得超过10万人；三、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创造逐步解除战争状态的条件、将双方军队转人和平时期状态等问题，并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缔结相应的协议；四、认为不论南北朝鲜，和其他国家订有牵涉到军事义务的条约，是和和平统一朝鲜的利益不相容的；五、为了创造使南北朝鲜接近的条件，成立一个全朝鲜委员会来拟定建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并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措施；六、认为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从而为尽速解决把朝鲜和平统一为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的任务创造有利的条件。接着周恩来外长发言，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并建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发言中指出，除南日外务相的建议外，建议与会各国发表一共同宣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在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期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护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与会者表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将为了和平的利益依照本宣言而行动”。朝鲜、中国、苏联代表的三个发言和三项建议，打乱了美国强行结束会议的部署。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言后，会议休息四十分钟。复会后，会场更加活跃，争论更加激烈，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抢先发言，以停战协定第62款已有规定为借口拒绝莫洛托夫的建议，认为维护朝鲜和平的机构和手段是存在的。澳大利亚代表在反对南日的建议的同时，又认为莫洛托夫的建议在总的方面是可以接受的。菲律宾代表在发言中强调联合国维护集体安全的权力、联合国在朝鲜的所有决议和行动的合法性。比利时代表表示不希望结束会议，如果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全世界将大为失望。对苏联代表的建议“很满意”，认为“这个宣言将会在全世界产生很好的效果”，如不是美国代表反对，早就投票赞成了。美国代表在会上非常被动，遂由泰国代表旺亲王代表参加“联合国军”的那些国家代表提出了《十六国宣言》，声称共产党国家代表拒绝承认联合国在朝鲜的权威与职能并拒绝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因此，本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并认为应把这个会议进行的情况通知联合国。《十六国宣言》的提出表明会议的破裂。为挽救会议的失败，周恩来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指出，《十六国宣言》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美国代表和它的一些附和者们不仅蓄意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而且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对于维护和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情况虽然如此，与会国仍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的谈判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他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各位代表先生，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南日外务相、莫洛托夫外长衷心支持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周恩来再次发言强调，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案都被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军方面的有关各国所拒绝，我们将认为这是最大的遗憾。其他国家的代表对会议未能取得进展也表示遗憾。比利时外长斯巴克表示接受中国代表的建议，并准备表决。因此，作为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说，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比利时的代表说得很对，这个建议反映了这个会议的工作精神，如果大家都同意，我能否认为这个建议已被会议所普遍接受？会场一片寂静，没有人反对主席的意见。这时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慌了，仓皇站起来说，我不准备在未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同意这个建议。南朝鲜代表接着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出兵参加联合国军的全体国家，也不能代表大韩民国。这时，作为主席的艾登只好提议，这次会议不通过任何已经提出的文件作为会议的集体协议。但是，这些会议文件和发言将成为会议记录的一部分。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做的事。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从4月26日起延至6月15日，在五十一天中开了十五次大会，最后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美国虽然达到了破坏会议的目的.但他不愿从朝鲜撤退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面目，进一步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日内瓦会议以后，朝中方面继续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多次建议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张依照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榜样，召开由亚洲中立国参加的会议，从速解决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其联合宣言中表明：“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在最近的将来召开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由有关各国广泛参加。”并指出，中苏两国政府“在自己方面，将尽一切力量促进各项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有关亚洲的各项问题的解决”。1955年8月11日，中朝两国政府外交部（外务省）在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建议有关国家举行由亚洲国家广泛参加的远东会议，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1956年4月9日，中国政府并受朝鲜政府的委托向英国政府并通过它向“联合国军”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商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但是，1956年5月28日英国政府代表“联合国军”方面的各国政府拒绝了上述建议。朝鲜停战后，由于美国不愿意从朝鲜撤退军队、不愿意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致使朝鲜南北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朝鲜和平统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三、志愿军部队全面撤军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和破坏，停战协定规定的政治会议未能召开，日内瓦会议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上未达成任何协议。为了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4年9月到1955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分三批公开主动从朝鲜撤出十九个师的部队：1954 年9月16日至10月3日撤出第47、第67军及第33师共七个师；1955年3月31日至4月20日撤出第50、第68军共六个师；1955年10月10日至10月26日撤出第24、第46军共六个师。这一主动行动，受到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另外，自朝鲜停战至1955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先后从朝鲜秘密撤出了第60、第63、第64、第65、第12、第15军等六个军，炮兵第2、第3、第7、第21、第22师，高炮第61、第63、第64、第65师，公安第1师，铁道兵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9、第10、第11师以及其他特种兵部队。第3兵团领导机关和第9兵团领导机关分别于1955年1月、4月初撤出朝鲜。1955年底以后，仍在朝鲜的志愿军仅有第1、第16、第21、第23、第54共五个军，另有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后勤等部队。 1957年中共中央鉴于国际国内和朝鲜的形势，准备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期间和金日成谈到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毛泽东说：“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金日成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金日成从苏联访问回国后，于1957年12月16日和25日，给毛泽东写信，先后对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由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主张，中国政府积极响应；一是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主张，以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对此事专门进行了研究，在讨论的基础上由张闻天拟订了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方案提出，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关于“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主张，并正式表示准备就志愿军分批撤出朝鲜问题同朝鲜政府协商，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也采取同样步骤。撤军办法是，志愿军在1958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完。当天，周恩来审阅了方案稿，并批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并转送毛泽东核阅。31日，毛泽东在方案上批示：“同意。”随后，中国政府将从朝鲜撤出志愿军的方案，通报给苏联政府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后，1958年1月24日，毛泽东将中国方面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考虑电告金日成。电报指出：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 1958年1月13日，中央军委举行例会，专门研究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总部对志愿军撤军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2月上旬，总参作战部研究上报了志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回国后的具体部署方案。 1月28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中指出，鉴于从朝鲜撤走志愿军的形势已定，行动时间近迫，在不 367 放松战备而又节约经费开支的精神下，志愿军已初步采取了以下措施：停建营房、仓库和医院；压缩一线永备工事的构筑，但纵深永备工事则加速进行；结合动员家属还乡生产，决定今年上半年军官家属一律不准入朝；军需物资凡今年用不着的，不再运往朝鲜；交接防务的一切有关资料正在进行准备。信中对部队撤出的时间、方法及各军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兵团、志愿军领导机关的处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同时志愿军还制定了撤军计划。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发表声明。声明建议，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为此，在朝鲜派有军队的国家应当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把本国的军队立刻撤出朝鲜，声明还建议，在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的监督下实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应当在对等的基础上早日实现南北朝鲜之间的协商，讨论经济、文化交流和全朝鲜的选举问题；应当在今后尽量短的时期内把南北朝鲜军队的人数缩减到最低限度，以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 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完全赞同并且全力支持朝鲜政府的和平倡议。认为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定期撤出朝鲜。为促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各国政府同样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出美国军队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 2月14日，应朝鲜政府的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到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成员还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以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和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等。在访问朝鲜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2月16日晚，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桧仓。周恩来在志愿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他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虚心学习勤劳的朝鲜人民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的优点。要求在撤军过程中，对朝鲜政府、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应该交待好，各种事情都交待得一清二楚，除随身携带的武器外，凡是可以留的都应该留下，使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之花，在最后一年开得更好，结出丰硕之果。志愿军不仅在朝鲜是最可爱的人，回国后也要做最可爱的人。 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并且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以前撤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决定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部撤出给予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不仅获得了中朝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欢迎。 2月20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中两国政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建议。认为这一倡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国际信任和巩固和平的极其重要的措施之一。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全文刊载了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并做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全部撤出朝鲜的主动措施，是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敦促美国军队也从南朝鲜全部撤走。就连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主要盟国的舆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从朝鲜撤出的主动措施，对缓和远东局势的积极意义。美国的公正舆论也认为，中国采取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是“大胆地掌握了主动”，“并且使美国陷于难堪的境地”。为圆满完成撤军任务，志愿军党委根据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撤军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向全军发出了“不骄不懈，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号召。要求部队“交好、走好、到好”。交好，就是除了武器装备和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以外，其余东西一律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走好，就是要圆满安全地撤出；到好，就是回到祖国后不居功、不骄傲，服从祖国需要。 2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颁发训令，制定了十二条规定，要求全军在撤军过程中严格遵守。2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的指示》。第一批部队撤出朝鲜后，6月，志愿军政治部又专门制定了《撤军工作三十条》。强调必须做到交好、走好、到好的思想，要求部队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在撤军过程中，首先是交好。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经过充分协商，确定了交接的部署和交接的组织。25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和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权武上将，在双方防务交接的联合命令上签字。根据志愿军总部的指示，各部队都把前沿的坑道、战壕、掩体和其他各种工事、道路，进行了彻底的修整、清扫和加固，并组织力量将一切未完成的工事全部突击完成。战士们说：“多挖一尺坑道，多加固一个工事，就是给中朝人民的对敌斗争多增添一份力量。这是给朝鲜人民军战友留下的最好礼物。”各级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对防御地区的地形、作战方案，重新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修正了战斗文书和各种图表，然后仔细地向朝鲜人民军接防部队办理移交，把敌情、地形、工事和作战方案交待得一清二楚。 2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决定将志愿军情报、通信、军训、工程器材，以及营房、营具、仓库和各种弹药等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并要求各部队切实遵照执行，凡按规定移交的弹药物资器材，均应查点清楚，完整无损地移交，如有破坏行为以纪律论处。 10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朝鲜民族保卫相金光侠大将在志愿军总部和朝鲜民族保卫省联合公报上签字。联合公报指出：为了响应中朝两国政府关于一切外国军队从南北朝鲜撤出和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在1958年2月20日已经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地全部撤出朝鲜。在即将从朝鲜全部撤出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将自己的营房、营具、营房设备、物资、器材，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交接工作已经在1958年10月16日顺利完成。双方对此表示满意，并且认为这一事实，是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的又一次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按照计划分三批撤离朝鲜，返回祖国。对于部队的撤出顺序，中央军委确定“先前沿，再西海岸，后中间”的方针。首先撤出第一线部队能迅速扩大志愿军的撤军影响，同时可以观察敌人的动态，最后撤出中间的部队以便应付意外情况。第一批撤出的部队为陆军第23军、第16军六个师及部分炮兵、坦克、工程兵、汽车部队，工程兵指挥所和第19兵团领导机关，共80000人，于3月15日开始至4月25日撤出朝鲜。另第20兵团领导机关先于3月12日撤出朝鲜。第二批撤出的部队为陆军第54军、第21军六个师及部分坦克、炮兵、高炮、后勤、工程兵部队和坦克指挥所，共10万人，于7月11日开始至8月14日撤出朝鲜。第三批撤出的部队为志愿军总部、陆军第1军三个师、炮兵指挥所及志愿军后勤部、后勤保障部队，共70000人，于9月25日开始至10月26日撤出朝鲜回国。四、朝鲜人民盛情欢送志愿军 1958年2月27日金日成首相签署了朝鲜内阁《关于永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他们从共和国北半部撤出的决定》。决定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行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业绩，指出：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和战后在我国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心中，与我国的繁荣发展共放光辉。为永远纪念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志愿军，朝鲜内阁决定，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由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于1958年10月10日以前在平壤市建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友谊塔”；整修各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并采取永久的保护措施；将在战争中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结下深厚情谊的黄海北道的沙里院市中央大街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街；向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帮助朝鲜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和经济恢复建设中的伟大功绩为内容，制作故事片和纪录片；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八周年的1958年10月定为朝中友好月，组织和举行各种盛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宣扬和赞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进一步加强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3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批撤出朝鲜。当志愿军部队分批撤出朝鲜时，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政其他领导人，不顾国事的繁忙，分别亲自到撤军部队驻地看望、慰问和欢送志愿军，亲自出席欢送大会和欢送宴会。在这些会议上，金日成等朝鲜党政领导人，以全体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名义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称赞他们“在朝鲜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同朝鲜美丽的山河一起万古长存”，赞扬志愿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军队，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之间结成的深厚友谊，将永远留在朝鲜人民子子孙孙的心中”。在这些集会上，朝鲜党政领导人还向志愿军撤军部队授予巨幅锦旗，亲自为撤军官兵佩戴“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和“朝中友谊纪念章”。当分批撤出的志愿军部队登程时，驻地朝鲜人民穿上节日的盛装，举着朝中两国的国旗，前来为志愿军送行。长期与志愿军并肩战斗的人民军部队，也依依不舍地送别战友。处处响起喧天的锣鼓声，处处是载歌载舞欢送的人群。一位朝鲜老人无限深情的唱道：白头山呀白头山，白头山再高，也没有中朝人民的友谊高鸭绿江呀鸭绿江，鸭绿江再深，也没有中朝人民友谊深。 1958年10月，是朝鲜政府规定的“朝中友好月”，也是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朝鲜政府、朝鲜人民欢送和志愿军告别活动达到了高潮。志愿军总部派出十个代表团，分别到朝鲜各地，向党政机关和当地人民告别，感谢他们八年来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各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告别大会，随行的艺术团和电影放映队也举行了告别晚会。在告别期间，各代表团广泛地拜访了著名的支前模范和为支援志愿军而光荣牺牲的烈士家属，转达志愿军全体官兵的怀念和谢意，并赠送了礼品。各代表团还在各地党政军领导的陪同下，向志愿军烈士陵园和人民军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志愿军总部在撤出朝鲜前夕，将从全军各部队搜集来的2477件抗美援朝珍贵历史文物，赠送给朝鲜人民军，作为永久纪念，其中有邱少云烈士的照片、黄继光烈士的遗物，彭德怀司令员和南日大将在停战签字时使用的文具，志愿军使用过的武器装备、沙盘模型、作战地图以及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等。 10月24日上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重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并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参谋长工蕴瑞以二级国旗勋章。下午，平壤市各界人民在国立艺术剧场隆重集会，欢送即将离朝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金日成等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把《朝鲜人民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交给了中国人民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同这封信一起交给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是228册签名簿，共有684.7439万朝鲜人民在上面签名。在第一册签名簿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会上，志愿军政治委员王平也将由志愿军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亲笔题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告别信》和志愿军全体官兵的签名册，交给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朝鲜人民的感谢信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告别信，是中朝两国人民伟大战斗友谊的生动体现。晚上，金日成还在平壤举行盛大国宴，欢送即将离朝返国的志愿军总部官兵。杨勇、王平和志愿军总部的将军们、官兵代表共450多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1958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八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最后一列撤军列车离开平壤回国的日子。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亲自到车站送行。这天，平壤全城到处飘扬着朝中两国国旗。上午1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从金日成广场整队出发前往车站，杨勇和王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志愿军步行经过的约两公里长的街道两旁，站满了热情欢送的平壤市民。他们手执鲜花和彩旗，把整个街道组成一条彩色的“河流”。志愿军的队伍整整用了一个小时才穿过热情无比的群众行列，到达车站广场。在车站广场上，杨勇向30万平壤市人民致告别词。他首先感谢朝鲜人民八年来对志愿军的支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朝鲜人民给予志愿军的崇高荣誉和如此热情的欢送。登车的时间到了，车站上奏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杨勇、王平等人同前来欢送的金日成等朝鲜党政领导人，热情握手告别。12时整，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的列车，驶离了平壤车站。 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越过鸭绿江大桥，穿过“凯旋门”，回到祖国的怀抱。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撤军公报。至此，除留在朝鲜停战委员会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仍同朝鲜人民军代表一起，继续执行监督朝鲜停战协定实施的任务外，中国人民志愿军已按1958年2月20日发表的声明，全部撤出了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