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理性 - 第三十二章

写给中国人看的文字，似乎应注重他们自己所能做的事，而不宜注重外国人应该怎样帮助他们想靠外国提携的那种行为，那是不中用的而且也是不应有的。因为一则易流于寄生的习性，再则别人毕竟是靠不住的。“匪今斯今，振古如斯。”世界上不自私自利的国家，恐怕很难找。中国是能以自己的力量自救的国家，我相信中国所有的爱国志士，个个都很希望中国能慢慢地自己奋斗起来。假使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我自问应该如何救国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应当有两个方针：一个是保守，一个是改进。一方面应该保存有些从中国古代文化遗留下来的精粹，并且是西方所没有的精粹；在另一方面，也需尽力采取和传播西方从科学上得来的知识和技能，以辅助中国文化的不足。要想调和这两个目的，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所要提出的主张，就是尽量使这两个方针不发生冲突。关于中国人的第一种优点，我以为是用活动的目的去判断活动，而不光是以活动所费力气的多少去判断行为的习惯。我们居住在西方的人，常常都朝着这面想：以为力气这东西，它自身就是好的。我们很赞美动乱和战争，但是简直不能做任何有理性地享受一点安适的闲暇。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趋于丑恶、粗陋和破坏，所以它将有自己毁灭自己的可能。如若不然，除非有些企图实现一些理想的事，能够来代替那些无目的的瞎碰才好。在中国的古代，已经对优美高尚的理想有了一种尊敬，就是现今的中国人对于行为的决断，也要预先有一个动机，然后才肯开始动作。这一种优点就是中国的美术和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来源，并且也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能够明确一致的原因。不幸沉思这种美德，在实际做事上，有相伴而来的迟缓和懈息的毛病。假如中国还能实行团关主义，那倒不要紧，但是处在许多更加有力的国家支配之下，不和他人发生关系的独立，是万万不能的了。中国受外人的管束，无论是武力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或仅是精神方面的也好、总是很倒霉的事。要想避免这一层，只有革新的中国人努力奋斗，才能办到。但是，对于一切的先决条件，必须要保存中国国家的独立。没有独立、什么都说不上，自然更别谈建设“新中国”了。假如中国的独立保持了、那么，中国的人应该自己依次完成下列四项重大的工作：（一）公德和群力的增长；（二）好政府和稳固政府的建设；（三）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的扩充：（四）用中国的资本和技能去开发中国实业上的富源。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地依次讲下去：（一）中国积习相沿的道德是私德。它的根基在家庭，不在社会。社会上的种种罪过，例如贿赂、勒索与玩忽职守，等等，一般人都视为无足轻重，不甚介意。但从事实上讲，在现今这个世界上，不讲公德的害处比不孝要多得多。依我来看，介绍一种较高于现在所流行的诚实和勤于公务的标准到政界去，到一切公共机关去，是那些受过新式大学教育的人所特有的职责。倘若腐败的官僚存在一日，富有资财的外国人，就一日可以利用金钱来引诱他们去出卖国家的权利。同时军同们的横行和扰乱，也不能阻止他们不编延下去了。所以要改造中国，还需要一大批诚实的人、光明磊落的人、能专心而且肯卖力气的人去从事于政治和行政。在这一般人那里，应该以留学生作为他们的中心。（二）只要有那些有团体精神和维新思想的人，要想肃清中国全国的纷争和扰乱，就可以成功；要想建设良好而且有条不紊的政府，也可以成功。政府不稳固坚强，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对外则外侮不能抵御，对内则军阀们横征暴敛的行为不能说其不会再干，那么，以中国人的经营去发展事业上的富源，也是不可能的。假如公立的教育经费无着落，那么所谓扩充教育也不能达到目的。总而言之，良好稳固的政府是绝对的重要和必须的。就是那些与政治关系初看似乎很远的事，没有这样的政府，也是不行的。我以为这是很明显的事体：中国稳固的政府，必须建设在联省自治上。各省的自治范围可以让它很广。关于这件事情，我认为2年的宪法起草委员铸成了一个错误。差不多和美国相仿的宪章，比较单一制的约法，大概成功的机会好得多。现在要紧的事儿是必须得找出一种为大多数舆论所能拥护的政体，并且加以宣传。这种政体是什么，据我看来，恐怕一定是联省自治了。（三）除非是有教育上的进展陪伴着，否则任何国家的进步都不牢固、不结实。要想中国真能达到稳固坚强的境地，有两件必须的事情，而这两件事都是非靠教育不可的，那就是民主政治和工业制度。民主政治之所以必要，一则因为它的自身就是好的；再则还是避免少数又蠢又倔强、居于领袖地位者的唯一方法。工业制度的本身虽然不好-因为在它的自身，我把它当作祸患看待，但是对于维持中国的独立，是绝对的需要。不过在中国人有自己经营实业的可能之前，必定要有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专家和精巧的工匠。我有时这样想：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多是太偏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罢：研究经济学的人虽然不少，但学习怎样实际经营大规模的实业的人，则寥寥无几。其实说起来，研究怎样实际的经营实业，对于中国的用处较之于只学理论的经济学或许还多得多！偏重理论的情形，也可以从请到中国的外国教员中看出。两相比较，实业家总是比讲空论的人少。当我在北京演讲哲学的时候常是很难过地觉得我所给的知识，远不如一位矿业工程师或者一个精于钢铁工业的人所能给的有价值和有益处。这样的实业家，依我的意见是应该多多地请到中国来以教导那些能实地去应用知识的人们。要想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普及初等教育，是万不可少的。但要实现普及的初等教育，必须有两件现在还没有办到的事情：一是充足的税收；一是教师适当的供给。赋税的收入，在稳固的政府成立以后，可以源源而来，但绝不能在那样的政府未成立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