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生成就 - 培根论人生成就

一、论真理以前，犹太巡抚派拉特曾经以嘲笑的口气说：“什么是真理？”他说这话时并非要人们回答。有的人确实喜欢轻易改变，他们认为固定的是非观念是一种枷锁；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上所采取的都是一种放任的态度。这派怀疑论的哲学家虽然早已不在人世，然而今天有一种与这类人性质相同的人，他们的思想也是游移不定的，不同的是，他们不如古代怀疑论者那般直率敢言。人类并不会因为对真理的寻求感到困难，或因思想受到约束而喜欢虚假；倒是人天生有虚假的倾向。希腊有个哲学家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结果仍然不能了解人类为什么喜欢虚假的事物。他觉得一般人不会像诗人那样为了兴趣而去杜撰虚幻的意境，也不会像商人那样为了利益而违背良心去欺骗别人；一般人不喜欢说实话，恐怕只是对虚假本身产生了喜爱。真理就像晴天的太阳，无所遮拦地照耀，而在这阳光普照下上演假面具的闹剧，不如在虚幻的烛光下表演更显得典雅；可以说真理像颗珍珠，在阳光下越见光彩，但是这光彩却又不如钻石或红宝石掩映在变幻的灯光下那般光芒夺目。虚虚实实倒是趣味无穷。假如人类没有虚荣心、没有自我安慰的想法、没有虚情假意的奉承心理以及随心所欲的幻想，人类就会变得渺小或成为可怜虫，会因此闷闷不乐，不知如何自处。这个道理不难想象。英国古代有个教士，他曾经很刻薄地说诗歌是“魔鬼的酒”，因为诗歌里总蕴涵着幻想，并且多少带些虚假的成分。如果只是心中偶尔有点虚假的想法，倒也无伤大雅，最可恨的是刚才提到的那种难以破除的虚假心理。即使人在腐败的思想与感情中有这种心理，但是如果他曾追求过真理，发现过真理，并且也享受过真理的乐趣，这种人也能明了真理的价值。因此，可以这样说，人性的优点就在于能对真理去探索、发现与产生乐趣。上帝在创造万物时，首先创造知觉的光，最后才创造理性的光。创造工作完成后，又在安息日以它的精神启发人的善良，它先在混沌而黑暗的虚空中显示光，而后在人的脸上显示光，最后则在它所选上的人的脸上使他们能感受到圣光。希腊快乐学派的很多地方都不如其他学派，唯独对“真”的追求是例外的。罗马诗人刘克里修斯是个卓越的人，他给这个学派增光不少。他说过一番极具妙趣的话：“站在岸上静观海上的船只在风浪中颠簸是件趣事，站在城堡的窗口俯望下面厮杀的场面也是件趣事，但站在真理的高山上看底下的人，有的误入歧途，有的浪迹四方；忽而漫天迷雾，忽而风云变幻，这种乐趣更在其他乐趣之上。”不过，观看这种现象，应持怜悯心，而不可有傲气。说真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遵守慈和善良的法则去活动，以心性神明为依据，以真理的原则为轴心。以上所说的是神学与哲学方面的真理，现在我们来检视一下一般事情方面的“真”。诚实与直率是人性的光辉，这是连那些在行动上不能表现“真”的人也会承认的。凡是有虚假的成分就会损害本质，就像金币或银币里杂有铅物质一样，虽然钱币仍然好用，但是毕竟不是真金或白银了。如果一个人作弊被人发现了，那是极可耻的事。法国散文家蒙田在研究讲假话这种行为何以会让人感到那般无耻而受人诟病的时候，作了很好的解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发现一个人讲假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对上帝大胆，却对人类怯懦。”原来一个说谎的人对上帝的旨意胆敢违背，对人类却不敢坦白认错。撒谎和不信仰造物主，终究要遭受造物主的最后审判。而当谎言盛行、不敬的邪说猖獗之时，或人间败德的事昭彰不讳之时，这就是将招致最后审判的信号了。撒谎与不敬畏造物主的罪过，非言语可以尽述。二、论复仇报复是一种野蛮的制裁行为，人性中越有这种倾向，法律就越应该予以铲除。侵害只是一种犯法的行为，但对侵害行为施行报复，那就侵犯了法律的权威，也藐视了法律的尊严。一个人如果采取报复的手段，这个人无疑是和他的敌人一样坏；宽恕是君子之风，如果能宽恕别人的过失，自己就表现了高人一等的节操。所罗门说：“宽恕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过去的事是无法挽回的，聪明人对现在与将来都还来不及应付，哪能再去计较过去的事呢！所以，为既往之事而烦心忙碌的人是在白费心力。没有人是为作恶而作恶的。某人的作恶一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快乐或荣誉等。一个人的作恶如果纯粹是出于天性顽劣，像荆棘那样地乱刺人，那是因为他除此以外，别无他事可干。如果人的报复行为是因为某种罪恶在法律无可补救的情形下所采取的，那是可以原谅的，但应有一个限制，即报复行为不能触犯法律。否则的话，他便会受到双重处罚：一是原来的侵害，二是因与法律抵触而受法律制裁。而他的敌人则只会受到一种罪恶行为的惩罚而已。可是，有的人在事前让他的仇人知道他要采取报复的行动，这倒是比较光明的态度，也许他的动机并不是想加害他的仇人，只是要使他的仇人悔悟自新罢了。而“狡猾”的人却常趁人不备时加以报复，这就是懦夫的卑鄙行径了。佛罗伦斯大公爵卡斯穆对失信不忠的朋友曾说过一句非常尖刻的话：“圣经上教我们宽恕敌人，却没有教我们宽恕朋友。”这句话好像是说朋友不忠的过失是不可原谅的。圣经中的约伯把福祸都看成上帝的恩赐，他说：“我们从神的手中接过福泽来，难道就不肯同样地接受灾祸吗？”这种心灵是一种可贵的、虔诚的心灵。所以，我们对朋友也要宽宏大量些，因为我们接受朋友的好处，当然也要容忍朋友的缺点。一个人本来可以把被人损害的事渐渐地遗忘，但如果时刻都存有报复的想法，那就会使他的创伤永远难以痊愈。通常具有政治意识的公仇比较容易达到复仇的目的，如奥古斯都为恺撒复仇，塞维拉斯为另一位罗马皇帝派丁纳克斯复仇，法王亨利四世为亨利三世复仇，等等。然而，私仇就未必能如此成功。实际上，一个念念不忘设法复仇的人，常会像可怜的巫士一样，会在羞辱的状况下死去。三、论嫉妒在我们所有的感情中，最使人迷惑和神魂颠倒的就是爱情与嫉妒，这种强烈的渴望常使我们自己陷入想象的迷乱中。这种感情很容易流露在眼睛里，而当被爱或被嫉妒的对象出现在眼前时，更会如此。人之所以会产生迷惑，也正是这个缘故，《圣经》里称嫉妒为“恶意的眼光”。占星术法士称星体中的邪恶力量为“邪运”，因此目光具有邪意的话，则被认为是一种嫉妒的行为。并且，当嫉妒的目光对人伤害最猛烈时，如果有人感觉到了，那个人便是被嫉妒的对象；那个人若以光荣或胜利的姿态在他眼前晃动，嫉妒的感情就会被煽得更加炽烈起来。于是，被嫉妒的人在这个时候露出得意的神气，也容易引起别人对他的敌视。虽然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但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姑且撇开不谈；我只想来谈谈哪一种人最会嫉妒，哪一种人最容易被人嫉妒，以及公众的嫉妒与私人的嫉妒有何不同。人们总是对自己的优点或美德感到暗自高兴，而对别人却幸灾乐祸；因此，没有优点或美德的人，总是对别人的优点或美德加以嫉妒。在某些方面不如他人者，便常会设法去破坏别人在那些方面的成就，想要使自己能跟别人列于同等的地位。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好嫉妒他人，这对他们并非有什么好处，只是他们常以看戏的心理去观看别人的幸运，暗中希望别人的显贵结果会是空梦一场；那些不管闲事而只顾自己、忙于自己的事情的人，便不会去嫉妒别人。出身贵族世家的人对新的贵族最容易嫉妒，因为他们之间的差距由于后者的兴起而发生了变化，这似乎是眼睛的错觉，他们老认为别人进步就说明自己在退步。太监、残废者、老迈的人和私生子都是容易嫉妒别人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缺陷已经无法补救，所以他们嫉妒别人，且想要去破坏别人。然而，如果一个勇敢而有英雄气概的人有了这类缺陷，却会因此激励自己而成就一番大事业，把缺陷转换成荣誉，像太监出身的纳西斯、跛子出身的亚加西劳与蒙古帝国大将帖木儿，他们都有非凡的成就，因此人们会惊叹说，太监或跛子出身的人竟然能做出如此伟大的事业来，这无疑是一种奇迹般的荣誉。遭遇灾难与不幸而能再度爬起来的人，也和这类人一样。但是，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因时运不济而无法再度兴起的，他们也会幸灾乐祸，把别人的不幸当作对自己苦难的一种补偿。轻浮虚荣的人在什么方面都想比别人强，这种人也容易嫉妒。由于有许多人在某些方面比他强，所以他处处会遭遇可以使他嫉妒的对象。罗马有个亚德利安皇帝，他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他对诗人、画家与巨匠都会嫉妒，因为他无法在这些方面胜过他们。最后要提到的是那些对近亲同僚以及一起长大的人产生嫉妒之心的人，这通常是因为他们先于他发迹起来。这类人常埋怨自己时运不济，平等的升迁就像是对他自身的批评，会因而激起他强烈的自卑感，而产生更大的嫉妒与更卑劣的妒恨。对容易产生嫉妒的人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了，现在来谈谈不易受人嫉妒的是哪些人、容易受人嫉妒的又是哪些人。首先要提及的是道德高尚的人。他们的升迁不太会受人嫉妒，因为别人会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报酬，这种情形就像人们嫉妒奖金与赠物，却不会嫉妒用来还债的金钱一样。并且，嫉妒是产生于与人比较的情况下的，否则不会有什么嫉妒可言。因此，只有国王才会嫉妒国王，此外谁也不会去嫉妒他们。然而，默默无闻的人一旦得势必定会遭人嫉妒，而且需要经过相当时日才能消除人们嫉妒的心理。另一方面，早已建立奇功伟绩的人，当他们以往的光辉已渐次消退，却依然享受富贵荣华；与新人的兴起相比，他们自然会遭受人们的嫉妒。其次是出身高贵的人，当他们擢升时也不易遭人嫉妒，因为这种升迁并不表示他们增加了多少幸运，他们的升迁是符合他们的身份的，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但是升迁太快、青云直上的人，就比升迁缓慢、按部就班的人要易遭人嫉妒，这就和当太阳照在峭壁或斜坡上的时候，要比照在平地上更加炽热的道理是一样的。再就是从忧患与危险中获得荣誉的人也不易惹人嫉妒。因为他们的荣誉实在是得之不易，人们一想起这一点便会同情他们；同情心正是矫治嫉妒的良法。所以，头脑清醒又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当他们在官运亨通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反而常对自己所过的生活不断地悲叹：“我们实在是活受罪！”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只不过是想借此消除人们对他们的嫉妒罢了。表露自己对事业独霸的野心是毫无必要的，因为那样最能引起别人的嫉妒。世上最能消除嫉妒的事，莫过于一个大人物对他的部属加以尊重，而自己又有能力巩固自己的权益，这两方面做得好就可以使他与被嫉妒离得很远。那些骄傲自大的人最易遭受嫉妒；他们或在外表自炫伟大，或对众人的反对与竞争加以压制，来满足自以为伟大的心理。聪明人是反其道而行的，他们宁愿为避开嫉妒而隐藏对自己某些方面的满足，对那些无关紧要之事逆来顺受，稍微忍耐一点挫折与压迫；表露自己的伟大是在可能获得公认的情况下，确实比巧取强争的作风不易受人嫉妒。诡诈狡猾的人之所以易遭嫉妒，是因为他的做法足以暴露自己无德无能的弱点，那样他便被人们认为不应享有既得的幸运。这样一来，人们怎能不嫉妒他呢！这一部分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我来下个结论：正如前面所言，嫉妒的行为多少都带有巫士的煽动心理，所以医治嫉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除这种煽动心理；这种煽动心理就像巫士的符咒，要把这种符咒解下，转移到第三者的身上去。大人物之中比较聪明的人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常找个受嫉妒的替身，这个替身有时是同僚或同事，有时是佣仆或部属。这个办法不难实现，只要赋予他们权力与地位就行，这样自然就会有热心而大胆的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为你做替身了。现在再来谈谈公众的嫉妒。公众的嫉妒多少有点好处，而私人的嫉妒就半点好处也没有了。公众的嫉妒似乎是一种公众投票表决的放逐方式，用以控制地位变得过于重要的人，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这可以算是对大人物的一种约束。这种公众的嫉妒似乎是一种传染病。万一在国家里发生了这种嫉妒，即使是最好的措施，也免不了会造成某种伤害，以致实质发生变化，那就不能营造出良好的气氛了。即使是在公众的嫉妒中加上值得歌颂的德政意识的激发，也依然难以产生效果。受公众嫉妒的对象反而徒然产生畏惧，结果害处加大，这种情形正像普通的传染病一样，越害怕就越易于传染。谈到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确定的道理，即公众的嫉妒所打击的对象，看似是达官显要，而非统治者与国家本身；然而，如果对某一个官员以一个小的原因来把公众的嫉妒加以扩大，或对所有的政府官吏都加以嫉妒的话，结果虽不能让人明白表示这种公众嫉妒的真正所指，而事实上却是在打击统治者与国家本身了。我们所提及问题的谈论到此为止。然而，我仍要对嫉妒作一般性的补充说明。在人类所有的情绪中，嫉妒是最固执、最长久的情绪；别的情绪时有起落，但嫉妒却永无休止；不是对这个嫉妒，便是对那个嫉妒。因此，有人说：“嫉妒没有停止或间断的时间。”爱情和嫉妒都会使我们感觉到那种真正疲惫的心神意态，而别的情绪因为不如嫉妒的继续不断，所以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形。说起来，嫉妒也是最卑鄙与最邪恶的情绪，嫉妒的人就是那个趁着黑夜把稗子撒在人家田里的魔鬼。事实上嫉妒也总是在暗地里捣蛋，就像坏人常在暗地里破坏别人的行为一样。四、论死亡人怕死，就像小孩害怕在黑暗中行走一般。小孩常会因听到一些鬼故事而增加这种恐惧的心理；人怕死的心理也是这样的。以死赎罪或是把死作为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这样的想法当然是神圣而富有宗教意味的；而把对于死亡的恐惧认为是人性的一部分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这并非是不能破除的心理作用。但是，这样的想法使宗教的冥想中掺杂了一些虚荣与迷信的成分。在一些修道士的禁欲书籍中，你会读到一些说法，说一个人的指尖受苦刑时是多么难以忍受，又说死亡是整个人体的腐烂和解体，那是更加痛苦的事。事实上，濒临死亡的时候并不如手指受刑那般痛苦，因为致人于死的要害处并非最敏感的地方。罗马散文家辛尼卡说得好：“随着死亡而来的东西，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诸如在临死前的呻吟、痉挛、脸色苍白以及亲朋好友的哭泣、丧服、葬仪等，都使死亡显得非常恐怖。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心灵的感情还不致脆弱到因为对死亡恐惧而无法克制的程度，所以死亡并非多么可怕的仇敌，人们仍可从多方面去克服它、战胜它。比如说，复仇无惧死亡，爱情不怕死亡，荣誉使人面对死亡，忧伤使人向往死亡，恐惧暗示死亡的来临。此外，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奥图大帝自杀之后，曾经有许多人同情他，并且表示对他忠贞不二的心志，毅然决然跟随君主而死。除此以外，对于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辛尼卡还加上一项“厌倦”的说法，他说：“想想看，你做着同样的事多久了。” 求死不单是勇敢的人或不幸的人才有的行为，对生活厌倦的人也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当一个人并不勇敢也不悲哀，而只是因为厌倦单调的生活时，也会求死。还有，死亡威胁不了性格刚强与意志坚定的人，这种人直到生命的最终一刻，都表现得始终如一。罗马的恺撒大帝临终时还向他的妻子致意说：“丽维亚，再见吧！你活着一天便一天也不要忘记我们愉快的婚姻生活。”又一位罗马皇帝维思派尚在说笑中安然死去，临死时，他坐在椅子上轻松地说：“我想我是要成仙去了。”罗马皇帝卡尔巴临危时对叛军说：“你们如果是为了罗马人民的利益，那么杀了我吧！”于是，他伸出脖子，从容地让叛军砍下头来。罗马另一个皇帝塞维拉斯死前曾急切地说：“还有什么要我做的事吗？如果有，赶快拿来办！”这类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斯多噶学派的人把死亡看得很重，使死亡显得更为可怕。罗马批评家朱维诺说得好：“生命的终结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恩典之一。”生命的结束与生命的开始同样自然。对一个婴儿来说，他的出生跟死亡同样痛苦。热切追求某事而生的人，就像一个人在热血沸腾的时候受伤一样，一时不会觉得痛苦。所以，当一个人在一心一意从事一种善行时，他是不会觉得死亡可怕的。他会在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后安然地说：“造物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安然离开尘世吧！” 五、友谊与合作古人曾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没有比这句话更是把真理与谬误混为一谈的了。如果说，当一个人脱离了社会，甘愿遁入山林与野兽为侣，那么他是绝不可能成为神灵的。尽管这样做的目的，好像是要到社会之外去寻求一种更高尚的生活，就像古代的埃辟门笛斯、诺曼、埃辟格拉斯和阿波罗尼斯那样。有些人之所以宁愿孤独，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友谊和仁爱的人群中生活，那种苦闷正犹如一句古代拉丁谚语所说的：“一座城市如同一片旷野。”人们的面目淡如一张图案，人们的语言则不过是一片噪音，使得他们宁可逃避也不愿进入社会。由此可以看出，人与人的友情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得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则是片繁华的沙漠。因此那种乐于孤独的人，其性格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兽的。当你遭遇挫折而感到愤闷抑郁的时候，向知心挚友倾诉可以使你得到开导。否则这种积郁会使人致病。医学告诉我们，“沙沙帕拉”可以理通肝气；磁铁粉可以理通脾气；硫磺粉可以理通气；海狸胶可以治疗头昏。然而除了一个知心挚友外，却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舒通心灵的郁闷。只有对于朋友，你才可以尽情倾诉你的忧愁与欢乐，恐惧与希望，猜疑与劝慰。总之，那沉重地压在你心头的一切，通过友谊的肩头都被分担了。正因为如此，连许多高高在上的君王也不能没有友谊。以至许多人宁愿降低自己的身份去追求它。本来君王是不能享受友谊的。因为友谊的基本条件是平等，而君王与臣民的地位太悬殊了。于是许多君王便不得不把他所宠爱的人擢升为“宠臣”或“近侍”，以便能与他们亲近。罗马人称这种人为 “君王的分忧者”，这种称呼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们的作用。实际上，不仅那些性格脆弱敏感的君王曾这样做，就连许多性格坚毅、智勇过人的君王，也不能不在他的臣属中选择朋友。而为了结成这种关系，他们是需要尽量地忘记自己原来高贵的身份的。罗马的大独裁者苏拉曾与庞培结交。有一次苏拉竟容忍了庞培言语上的冒犯。庞培曾当面夸耀自己说：“崇拜朝阳的人自然多于崇拜落日的人。”伟大的恺撒大帝也曾经与布鲁图斯结为密友，并把他立为继承人之一，结果这人恰好成为诱使恺撒堕入圈套而被谋杀的人。难怪安东尼后来把布鲁图斯称为“恶魔”，仿佛他诱惑恺撒的魅力是来自一种妖术似的。毕达哥拉斯曾说过一句神秘的格言-“不要损伤自己的心”。确实，如果一个人有心事却无法向朋友诉说，那么他必然会成为损伤自己心的人。实际上，友谊的一大奇特的作用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人生，就像炼金术士要寻找的“点金石”。它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成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界中，物质通过结合可以得到增强。而人与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如果以上所说已证明友谊能够调剂人的感情的话，那么友谊的又一种作用则是能增进人的智慧。因为友谊不但能使人走出暴风骤雨的感情世界而进入和风细雨的春天，而且能使人摆脱黑暗混乱的胡思乱想而走入光明与理性的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朋友能给你提出忠告，而且因为任何一种平心静气的讨论都能把搅扰着心头的一团乱麻整理得井然有序。当人把一种设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也就渐渐看到了它们可能招来的后果。有人曾对波斯王说：“思想是卷着的绣毯，而语言则是张开的绣毯。”所以有时与朋友作一小时的促膝交谈可以比一整天的沉思默想更能令人聪明。其实即使没有一个能对你提出忠告的朋友，人也可以通过语言的交流而增长见识。讨论犹如砺石，思想好比锋刃。两相砥砺将使思想更加锐利。对一个人来说，与其把一种想法紧锁在心头，倒不如把它倾吐出来，哪怕它倾吐成一座雕像，也是多少有点益处的。赫拉克利特曾说过：“初射之光最亮。”但实际上，一个人自身所发出的理智之光，往往会受到感情、习惯、偏见的影响而不那么明亮。俗话说：“人总是乐于把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而友人的逆耳忠言恰好可以治疗这个毛病。朋友之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忠告，一是关于品行的，一是关于事业的。就前者而言，朋友的良言劝诫是一味最好的药。历史上的许多伟人，往往由于在紧要关头听不到朋友的忠告，而做出后悔莫及的错事。人尽管也可以自己规戒自己，但毕竟如圣雅各所说：“虽然照过镜子，可终究是忘了原形。” 就事业而言，有些人认为两双眼睛看到的未必比一双眼睛看到得更多，或者以为一个发怒的人未必没有一个沉默的人聪明，或者以为毛瑟枪不论是扛在自己肩上，还是支在一个支架上会打得一样准。总之，他们认为有没有别人的帮助结果都一样。但这些其实是十分骄傲而愚蠢的说法。在听取意见时，有人喜欢一会儿问问这个人，一会儿又问问那个人。这当然比不问任何人好。但也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危险：一是这种零敲碎打来的意见可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看法，因为最好的忠告只能来自诚实而公正的友人；另外这些不同来源的意见可能会互相矛盾，使你莫衷一是，不知所从。比如，你有病求医，这位医生虽会治这种病却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结果服了他的药，这种病虽然好了，却又使你得了另一种病。所以最可靠的忠告也还是只能来自最了解你事业情况的友人。友谊对于人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益处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益处，这些益处多得如同一个石榴里的籽粒，难以一一细数。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么只能这样说：只要你想想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事务是不能靠自己去做的，就会知道友谊有多少种益处了。所以古人说：朋友是人的第二个“我”。但这句话的容量其实还不够，因为朋友的作用比这一个“我”要大得多！如，在儿子面前，你要保持父亲的身份；在妻子面前，你要考虑丈夫的脸面；在仇敌面前，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作为朋友，就可以全然不计较这一切，而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替你出面主持公道。由此可见，友谊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它的好处可是无穷无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任何可信托的朋友，那么我只能告诉他一句话--那就自认倒霉好了！六、逆境与顺境罗马散文家辛尼卡以大儒学派的口气说了一句名言：“顺境中的好事为人们所期望，逆境中的好事则为人们所惊奇。”如果奇迹能支配天命，无疑地，奇迹之事多半出现在逆境中。辛尼卡还有一句较深刻的名言：“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同时具有人性脆弱的一面与神性安全的一面。”这种诗的语言显得尤其优美，超越性的意境常蕴藏在诗句中，其实诗人一直在忙于描述神秘的事物。希腊神话中说海克里斯是怎样地“乘着一个泥壶渡过重洋，去救释偷火种给人类的英雄普洛米修斯”，把这个以脆弱的小身躯用基督徒的毅力和决心，渡过世间的惊涛骇浪的过程描写得十分生动。一般说来，顺境的美德是节制，而逆境的美德则是坚忍。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坚忍是更勇敢的德行。旧约中视顺境为神所赐的福，而《新约》里则视逆境为神所赐的恩。神所赐的恩比神所赐的福含有更大的仁慈，并且更明白地显示了造物主的恩宠。如果你倾听《旧约》中大卫的竖琴声，你所听到的除了颂乐之外，还有无数的哀音；在《旧约》中，对约伯苦难所作的记载远比所罗门的福祉多。在顺境里也有许多可怕的和不能称心如意的事情，而在逆境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慰藉与希望。当我们看到妇女在沉重色调的布面上绣出明艳的花样时，比看到在鲜明的布面上绣出颜色沉重的花样更觉得赏心悦目；眼睛既寻求这样的快乐，心灵所企求的快乐更可想而知了。因此，德行同高贵的香料一样，越是压挤研磨，就越能散发出香味来；这是由于顺境易于暴露罪恶，而逆境却更能显现德行的缘故。七、假装与缄默缄默是一种柔性的策略和智慧的运用方法，因为知道在何时该说实话，也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来，那是要有敏锐的机智和坚毅的心志才办得到的。因此，最会缄默的人是懂得以退为进的聪明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托说：“丽维亚兼有她丈夫的机智与她儿子的缄默；机智是奥古斯都·恺撒大帝的长处，而缄默正是提比留的优点。”就穆尚纳斯鼓励维思派尚攻打维特留斯一事而言，塔西托又说：“我们无法攻破奥古斯都洞悉万物的见识，也无法攻破提比留的谨慎与缄默。”这种机智与隐而不宜的特性，显然是一种习惯与能力，需要详细地研辨事物或问题的性质。即是说要懂得辨别什么可以公开，什么应该守密，什么可以含混其词，在何时何人的面前可以公开······这就是塔西托所说的治国处世的方法。在他看来缄默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柔性策略和习惯性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事物或问题没有精细的辨别能力，就要采用一种谨慎而安全的办法，就像眼力不好的人要小心走路一样。世间最能干的人，他们做人处世都有一种光明磊落的精神，而且有遇事慎谋能断的能力。他们很像是经人训练过的马，何时该停步，何时该转弯，都十分有把握，在他们觉得应该隐而不宜时，他们就会缄默。这种手段在他们运用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他们向来被人认为是光明磊落的，偶尔隐瞒什么，人们也不会察觉。掩饰自己的真情有三种不同的程度：第一种是不给人有机会知道或暗示自己的秘密，使人莫测高深，不知究竟，这叫保密；第二种是用暗示或言辞使人以为情形并非如此，这叫掩盖；最后是对自己不明白的事假装明白，这叫伪装。第一种：保密，能听到别人说出一些什么，这是他的优点。凡是会保密的人都能先听到别人坦白的话语。世间哪里有人愿意把心事向一个多嘴的人倾诉呢！一个人如果被公认为是个会保密的人，那么人们便会向他透露心事，就好像室内越是没有空气，就越容易将室外的新鲜空气吸进来一样。宗教上的忏悔并非是为了什么世俗的利益而着想的，而是人们在把秘密吐露出来后，心中会感到舒畅许多。因此，人们会将许多事情向一个会保密的人吐露。神秘常出自秘密，不管是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如果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实在太不雅观了。一个人如果不轻易透露他自己的心事，人们对他的态度和行为就会更加敬重。而多嘴的人多半是虚荣的，并且也容易受到欺骗。一个爱谈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的人，往往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喜欢谈论，因此我们相信：保密的人是聪明而道德的。就保密方面来说，一个人脸部的表情比语言还要明显些，更能使人一望便知。所以，一个人如果常由他脸部的表情泄露他的心事，这可说是他最大的弱点。第二种：掩盖，常是出于事实的需要。因此，爱保密的人多多少少都带有伪装的成分。人都有几分聪明，凡事都不容模棱两可，也不愿徘徊在坦白与隐秘之间守着中立；人们必然要旁敲侧击，想引出别人的实话。如果那个人不肯说实话，他们便从他沉默不语的神态去寻求答案。而模棱两可或含混其词的答话是无法长久被人容忍的，所以不稍加掩盖的话，秘密是不守住的。因此，可以说掩盖是因秘密而产生的。第三种：伪装，我认为是比较罪恶而不聪明的行为。但是在较重大的事件中，伪装的罪恶性又要另当别论了。普通的伪装行为是一种罪恶，这并不是因恐惧什么而产生需要伪装的心理，而是因为一个人在某些情形下有所需要而做作，习以为常后，他以后遇到什么事都会伪装，除此之外，他是别无办法的。伪装和保密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打倒反对的势力，这种力量令人惊异，因为一个人要是把自己的意图公开的话，那就等于是在警告敌人；二是能给人以适当的掩盖机会，因为一个人如果表明了自己的意图，那就得干到底，否则就是失败；三是比较容易发现对方的秘密，因为一个坦白的人，一般人虽然不会公开地反对他，内心却总是不赞同他的。西班牙有句谚语说得好：“谎言可以引出实话。”然而，伪装与保密也有三个坏处：一是常因显示了自己的怯懦而误事，就像羽箭未能射中目标一样；二是容易使人感到困惑，导致人们根本不与他合作而陷于孤立；三是失去争取信任这一个重要的手段，这是伪装和保密最大的坏处。一个人最理想的气质是：坦白的心境、保密的习惯和适当的缄默，如果其他的补救办法都没有了，而后才会去利用最后的一个办法-伪装。八、父母与子女父母的喜悦隐而不宣，他们的忧虑与恐惧也都是这样。他们的喜悦无法以言语来形容；他们的忧虑与恐惧也不随便向别人透露。他们为孩子们辛劳而引以为乐；因孩子们的不幸而倍感辛酸。他们在生活上因子女而增添了自己的忧虑与负担，但也因而减少了自己对死亡的挂怀与恐惧。虽然动物也都能传宗接代，世世延绵不绝，却只有人类才有记忆、功德和持续不断的伟大工作。有许多没有孩子的人对人类做了最有意义的工作。由于他们的肉体不能绵延下去，所以便把精力转移到努力创造事业；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没有子女继嗣的人，才是最关心人类后代的人。看重成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人，对子女往往特别溺爱。因此，孩子不仅被看作是他们种族的延续，同时也被视为是他们事业的继承人。于是，孩子既是他们的子女，也是他们生命力重现的个体。父母-特别是做母亲的，对子女的爱都非常偏颇，而且父亲与母亲的爱差别很大，有时简直不合情理。所罗门说得好：“聪明的孩子使父亲高兴，愚笨的孩子使母亲担忧。”在孩子众多的家庭里，通常是较大的孩子获得重视，而较小的孩子则被宠坏，中间的孩子便易于被忽略，然而那些中间的孩子却常是最有出息的人。父母对子女在金钱方面不可太吝啬，不然，子女们便容易变得鄙贱或刁滑，或是与不正经的坏朋友交结，并且一旦他巨金在握或富有时，便会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所以做父母的在金钱方面要保持权威，控制的尺度不可太紧。无论父母、师长或家属，他们都常会以一种傻而笨的态度去鼓励年幼的孩子之间互相竞争，结果孩子们成人以后便彼此不和，以致家庭中时起纠纷。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子女和侄甥近亲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由于血缘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像叔父或舅父的情况较多，而像自己父亲的情况反而较少。孩子因年纪轻，性情不稳定，兴趣容易改变，父母应该及早为他们择定一个适当的职业和一个发展方向。父母对孩子们的倾向不必太重视，别以为是他们性情所近的事他们就必定会做得大有成就。除非孩子们对某种事物特别感兴趣或倾向特别明显，这时当然还是要顺着他们的性情与天分去发展。不过，下面这句格言也有它的道理：“选择那最好的，习惯会把它变得容易且有趣。”家庭中的小儿子通常最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按法令仅长子有继承权，小儿子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于是他不得不凭借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开创一条生存的道路。然而，如果他们的长兄失去继承权时，他们就未必会有所成就了；因为他们之中继承了财产的，则不愁衣食，自然便不求长进了。九、婚姻与独身人在结婚生子以后就像是给命运之神留了人质一般。因为妻儿使你前后牵挂，他们无形中成为你事业的包袱，你的许多计划和理想也都难以实现。的确，对于公众有益的工作，无不是由独身或没有子女的人完成的，因为这些人的感情早就与大众相结合，他们一切也都奉献给大众了。但是，有子女的人，我们相信他们是最关心将来的人，因为他们会关心自己心爱的子女将来会如何。有的过独身生活的人纯粹是出于自私，他们只想到自己本身，不关心将来，他们觉得将来是无关自己之事，有的则将妻儿视为讨债鬼。还有些愚蠢且贪婪的富人，竟然以子女多而洋洋得意，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显得更富有。他们或许听到这样的话：“xx真是个大财主。”但有人却不以为然，插嘴说：“是的，可是他的子女很多呀！”好像有了子女就会使他们的财产分散或减少似的。恪守独身主义者多半是为了要保持自由，特别是那些妄自尊大和性情古怪的人，他们对一切的约束都很敏感，甚至对腰带袜带都认为是犹如桎梏一般的束缚。独身者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主人和仆人，但并非是最好的国民，原因是这种人无牵无挂，随时都可能远走高飞。所有的亡命之徒也大多是独身者。独身生活对于牧师倒是很合适的，因为这样他们的慈爱之心才会普惠世人。法官与地方行政官吏是否结婚倒不重要，如果他们有贪污枉法和接受贿赂的行为时，下属与他们串通为恶的情况，比妻子与他们串通为恶的情况更多。对军人而言，结婚倒是好的，因为他们的长官可以拿他们的妻儿来提醒他们，他们便不敢胡作非为了。我想土耳其的下级军官之所以会变得更为卑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结婚。由此我们相信，妻儿会束缚一个人的行为。独身的人在经济上固然显得较为宽裕，也较为慷慨大方，但他们会因为感情没有地方发泄而变得非常残酷无情。因此，任命这种人去做严厉的审判官，倒是很合适的。能体贴妻子的丈夫大多是行为庄重的人，古希腊伊锡卡国王尤利息斯就是这样的人，人们说他是“不爱长寿爱妻子”。贞节的妻子认为自己有贞节的美德时，常会变得骄傲而自以为是。如果一个妻子认为她的丈夫聪明，自然会对他忠实顺从；如果她对丈夫有了猜疑或嫉妒，那她就再也不会这样了。妻子是青年时期的爱人，壮年时期的伴侣，老年时期的保姆。所以，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有结婚的理由。但是，有人问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利斯，一个人该在什么时候结婚，他却回答说：“年轻人不妨再等等，年老的人倒莫存此念头。”往往有些性情好的女人却嫁给了一个性情坏的丈夫，也许是因为她们认定自己的丈夫脾气坏，所以如果她们的丈夫偶尔对她们和善些，她们就会认为那实在是难能可贵了；也许她们以能够容忍自己丈夫的那种坏脾气而引以为傲。有些女人不听亲友的忠告而选择一个坏丈夫，这样就更能表现她们容忍的美德，因为她们必须用这一点来为她们的愚蠢作辩护和掩饰。十、爱情的得失在剧场上比在真正的人生中更能看到爱情，因为爱情既是喜剧的题材，也是悲剧的题材；可是，在真正的人生中，爱情有时像是海上的女妖，有时又像是复仇的女神，老在那里恶作剧。你也许会说，古今的伟大人物中很少有为爱情而颠倒至发狂的地步，这也正可以说明伟大的人格与伟大的事业会摒除这种“脆弱的感情”。当然，也有例外，曾经统治过罗马帝国半边天下的马克·安东尼与罗马十大立法者之一的克洛迪斯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安东尼固然是一个淫逸无度的人，但克洛迪斯却是一个严肃而聪明的人。由此可见，脆弱的心灵固然容易让爱情闯入，而防御坚强却守备不严的心灵，也会让爱情乘虚而入。人是造物主为创造高贵事物而创造出来的，然而，就如伊匹寇拉斯所说的一句不怎么高明的话：“人彼此之间都有好戏看。”这似乎是说，人除了跪在命运之神前面演戏以外就别无他事可干。人类虽不会使自己像禽兽那样为嘴巴所驱使，却也甘心你看我的戏，我看你的戏，为眼睛所支配。但是，眼睛原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而设计的，过度的热情常会使人不顾事实真相而夸大其词。但说来也怪，在爱情方面，热情的夸张描绘却很合适。热情不但流露于恋人的言语之间，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谄媚不分大小，热情则有高低，一个恋人的热情是远超过一切的。一个人不管怎样骄傲，怎样自大，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恋人那样，把他所爱的人捧到天上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恋爱中是不会聪明的。”这种弱点别人看得非常清楚，恋爱中的人自己却觉察不出来。如果只是单相思，那么，被爱的人就会把这种情况看得较为清楚。爱情原本就有这么一个现象：如果对方不以同样的感情对待你，那就是在暗地里轻视你，这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因此，人们对这种感情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它不仅会使你失去其他的东西，而且连爱情本身也会失去。荷马在《伊利亚德》和《木马屠城记》中，把一个人因爱情而失去其他东西的这一点，在故事的开端就写得很透彻，即巴里斯选择了爱与美的女神海伦娜，并接受了恩赐的美女海伦，于是他把财富女神朱诺和智慧女神帕拉斯的礼物丢弃了；所以，凡对爱情过于重视的人都很容易丧失他的财富和智慧。不管是处于顺境或逆境，人们在脆弱的时候，这种热情最易泛滥成灾，只是在逆境中，这种热情不太引人注意罢了。因为顺境与逆境都易煽起爱情的烈焰，所以爱情是愚蠢的产物这一点也就由此更加显现出来了。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爱情，那也要有所节制。也就是说，恋人要将爱情与生命中其他重大的事情分开，否则，一旦爱情干预到其他方面的事情时，那便会使他们的幸福丧失，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实现他们过去的目标了。英勇的军人总是沉迷爱情，这一点我总是不明白；想必这与他们沉迷美酒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危险总是以失去快乐为代价的。人们的天性中已暗藏爱别人的意向与动机，这种感情如果不是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便会倾向于大众，于是他们的爱转移为仁慈与博爱；我们所见到的有的僧侣便是这样的人。婚姻的爱使人类延续不绝；朋友的爱使人类臻于善境；淫逸的爱则使人类败坏堕落。十一、高官重职当大官的人必须做三方面的仆人：一是统治者或国家的仆人；二是声望的仆人；三是事业的仆人。所以，无论在行动或时间方面，他们都是不自由的。人们不惜牺牲自由去追求权力，或牺牲自我去追求控制别人的权力，这样的欲望真是奇异得很。升迁并非易事，人们费了许多力气，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结果是地位越高，痛苦越多，有时候反而使自己显得很卑下。有人以不正当的方法高居尊贵的地位，结果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垮台的可能，要不就是他们自己日渐逊色，终至被淘汰，这样也太不光荣了。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说：“当你一旦失去了过去的荣耀时，你还活下去干吗！”这意思是说，人要适可而止，野心不可太大。然而，识时务者又有几人！人们常是在应该退时不肯退，等到想退时却退不了了。有些人已年纪老迈、体力衰退，照理说他们应该退让了，可是他们不甘寂寞，偏偏仍然恋着不去，正如镇上的老人该躲在屋里，却偏偏去坐在大门口，任路人讥笑与轻蔑。大人物常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获得一些快乐，换句话说，他们只有在想象别人对他们尊敬、羡慕和向往时，他们才会感到快乐。但是，在他们内心里并无这份真正的情绪。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感情不是真正发自内心，而是发于他们的声望。地位高的人对自己的错误虽然很难发现，对自己的悲哀却很容易发觉。财富多或地位高的人，无疑是对自己最漠不关心的人，因为在纷扰繁忙的事务中，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为自己身心的健康着想。辛尼卡说得好：“当一个人死后名满天下，而自己对自己却仍很陌生，那真是死得太惨了。”地位高的人有权力做好事和坏事。不过做坏事是要被人咒骂的。本来就不想做坏事的人自然是很好的；因无能力而不做坏事的人就次一等了。如果为了做好事而去争取地位，那是不会被人非议的，因为造物主对于好的念头是会接受的。一般人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也就等于是空梦一场。但是，要实现理想往往要以权力或地位做后盾，否则将是徒劳无功。人们从事活动，为的就是要做好事，并且你要确定自己能把好事做好才会心安，因为造物主所见与你所见略同，这是一种心灵的相通。处理公务时最好学习这样的榜样，因为这样能在不知不觉中学到许多东西。每过一段时间就对自己的工作前后作一个比较，看看自己究竟是进步或是退步；对前任的人处理不当之处不可忽略，不过这并不是教你去批评他们或指责他们，而是教你要留心不可重蹈覆辙。前人的优点固然要仿效，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设法开创一些好的先例。任何事情都要追根究底，注意它的变迁与时代背景，并且还要顾到两点：一是应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二是应知道什么是最适宜的。一件东西在过去可能是最好的，它却未必能适合现在。你的一切措施都要保持一定的规律，这样才能使人了解并遵循，不过不要过于武断或拘泥形式。当你出乎意料地做出了与自己的规律相违背之事时，你得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好好地向人解释。要维护自己职权的尊严，但勿引起权限的问题。权利的行使应该在默默中造成事实，不可叫嚷喧腾般地提出要求。部属的权利也要尊重，重大的事情固然要躬亲指导，但细节就不必一一过问了。这样的做法能让你显得更具荣誉，也更有风度。人们对你有忠告和建议时，只要那是与你的职务有关的，你就都应诚心接受，酌情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不可以为这些人是爱管闲事。地位高的人容易犯以下四种毛病：遇事拖延、接受贿赂、粗暴傲慢和多变不定。第一种毛病的矫治方法是常接见外人，遵守约会时间，手头的事要立刻办，而且要一气做好，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一事未完绝不做另一件事。矫治第二种恶习的方法是除了不许自己的仆属接受不义之财外，还要让行贿的人明白不应该以这种卑劣的手段去诱惑别人。单单表现正直、不收贿赂是不够的，你同时还应让人知道你是一个大公无私、憎恨贿赂行为的人。因此，你除了不能受贿之外，也不能使人怀疑你是一个可以用财物买通的人。人们对反复无常的人最易产生怀疑，认为这种人是不可靠的。所以，当你要改变自己的意见或行动时，一定要向大家说明理由，不可暗中行事。粗暴比严厉更糟，因为粗暴是无礼的行为态度。严厉最多使人畏惧，而粗暴则会使人怀恨。地位高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责备人，如果是在非责备不可的情况下，态度也要庄重严肃些，绝不可有讥讽的口气。第四种毛病多变不定或以情面待人，这种毛病比收受贿赂更糟；因为行贿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是，一个人如果是以情面行事，那他就常会有这种事的诱惑因素。所罗门说：“情面行事非常不好，因为这样的人将会为一块面包而枉法。”希腊有位先哲说：“人的职位能显示他的性格。”这句话相当有道理。有的人因职位而变好，也有的人因职位而变坏。塔西托批评卡尔巴说：“要是他没有做罗马皇帝，大家还认为他很有雄才大略，有能力治理国家，这显然是因为皇帝的职位把他变坏了。”这位史学家又对维思派尚作了这样的批评：“所有的罗马皇帝中只有维思派尚因做了皇帝而变得很好。”虽然对前者是批评他的行政效率，而对后者是批评他的性情行为，但不管怎样，这都可以说明职位能使一个人变好或变坏。一个人如果因职位而变好，这就证明他的性格一定是高尚的，或说高职位应该是使人从善的。宇宙的一切事物在未走上正轨之前，运行都是非常激烈的，到了走上正轨之后，他们就安静或井然有序地慢慢运行了。所以，人在争取职位的时候也是非常激烈的，而达到目的之后就安静了。高职位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如果没有加入党派的话，在求上升之时最好加入一个党派，而在获得职位之后，最好是保持中立。做任何事对前任的人都要尊重，否则，将来你自己去职之后，后来的人也会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你。对同事也要尊敬，常请教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不可凭一己之见独断独行。不管是谈话或处理私事，都不可念念不忘自己职高位尊而摆出一副官僚的架子，而是应该有个分寸，从而达到这样的境界：“做官要有个官样，做人要有个人样。” 十二、大胆与冒失古希腊雄辩家狄莫桑尼斯被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演说家最重要的才能！”他这样回答：“第一是动作，第二是动作，第三还是动作。”这虽然是寻常的道理，但聪明人却不可忽视它。狄莫桑尼斯本身是个演说家，但他对自己所推崇的才能-动作，却并不怎样擅长。动作原是伶人或演员的技艺，对演说家来说本应是无关紧要的，但我们这位演说家竟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好像说这才是演说家的最高技巧似的，有了它就不再需要别的了。这是什么缘故！说来很明显，这便是利用人性中愚蠢的成分多过聪明的成分的事实，而动作最能引动愚蠢的心灵，所以只要是能引动愚蠢的心灵的东西就是最有力量的。政治圈内的大胆和这种情形十分相像。在政治圈内所需要的，第一是大胆，第二是大胆，第三还是大胆。大胆是由无知与简单的意识而引起的，这比别的性质要卑劣得多，但缺乏判断力和勇气的人却都很容易受到它的蛊惑和束缚；即使是一个聪明的人，当他在糊涂的时候也会受到欺瞒。所以，在民主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大胆创下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奇事或伟绩，而在君主国家里，就没有那么大的成就。由于大胆是不守诺言的信誓，它用于事情的开始时有效，但过不多时就会行不通。政治圈内的这种人也像医界的江湖郎中一样，他为人治病，也许碰巧有两三次成功，但他说不出科学的根据，无论如何他是无法长久取信于人的。有些人也是这样的态度，当他答应办大事却无能办到时，便临时改变主意，对人敷衍支吾一番就算了。判断力强的人常把大胆的人当戏看，即使不怎么高明的人也会以取笑的态度来看那些大胆的人。荒谬如果使人好笑，那么大胆无疑就具有这种好笑的本质。大胆的人失去面子时，脸上会毫无表情，就像一块木头一般，令人看来更觉得好笑。胆小的人失去面子时，倒还有伸缩的余地，不像大胆的人那样，犹如下棋遇上残局，动弹不得！因为他们一动便可能要面对输棋的窘境。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大胆的人常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做事总是贸然直前，看不到危险与困难，所以不能与这种人共商大计。不过，当你决定方针以后，叫他们去实行倒是好的。因此，我们不可让大胆的人做统帅来指挥一切，而应叫这种人去当副手。商量一件大事时得顾及种种危险，而实行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很明显的危险，倒也无须顾虑太多。十三、慈善与性善我在这里说的“慈善”，是指为大众谋求福利的举动，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博爱”。用“同情心”这个语汇来表达慈善，又嫌不够分量，不能表达出它真正的含义。“慈善”是表现于外的行为，而“性善”是内蕴的性情。“善”是一切内在的道德与人类尊严中最高贵的美德，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善”。人们如果没有这种美德，那就和老鼠相去无几，必会成为一种胡闹而有害的可怜东西。“慈善”就是宗教上称作“仁爱”的那种美德。除了偶尔会误用以外，这种美德是永远不会用得过度的。天使会因为有过分的权力欲望而堕落，可是“爱”这种德行的发挥，不论怎样都是不会过分的，天使和人都不会因为它而发生危险。性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如果没有机会与对象来施用于人类，那就会在其他的生物身上去求发挥。古代的土耳其人是很残酷的，然而他们却很爱护鸟类和兽类，常给鸟和狗喂食。据巴斯伯契斯的报道，君士坦丁堡有一个青年基督徒，曾经因为将一只长嘴鸟钉在自己的门上，差一点被人用石子活活打死。但是，有时慈善和仁爱也有误用的情况。意大利有句讽刺的谚语说：“对谁都行善，也就无善可言了。”有位叫马其拉维里的意大利学者，曾经大胆而坦率地这样写道：“基督教的信仰使好人甘心去做坏人的牺牲品。”他下这样的断言，是因为从来不曾有一种法律、教条，能像基督教那样发挥仁爱的精神，做出许多伟大的善举来。所以，我们要留心善良的行为可能发生的错误，以避免毁谤和危险。别人是否善良一定要看清楚，别被他的外表所欺蒙。外表常是虚假而不可靠的，因此诚实的心灵很容易上当受骗。对于伊索的鸡，你可别抛给它珍珠，因为一粒麦子将会使它更加喜悦。对于这一点，上帝就作了很好的示范-他把雨水赐给所有的人们，让阳光照射公正之人，也照射邪恶之人。可是，他并不把财富、荣誉和道德都赐给所有的人们；普通的恩惠可以不分等级地赐给任何人，而特殊的恩惠却需要慎重的考虑与选择了。在复制一件东西时，要注意别把原来的样本弄坏了。神学家把我们对自己的爱比作是原来的样本，却只把我们对别人的爱看作是一个副本。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东西，分给穷人，跟我来！”然而，你如果不跟“我”来，你也一样可以做出不要许多钱才能办得到的善举，我看你最好还是别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掉，不然你等于是汲泉水去充河水，泉水被你汲干了，河水却未必能增加多少，那样未免太过失算了，慈善和仁爱固然需要感情来启迪，另一方面还得以理智去引导。人们有的生来便是性善的，也有的生来就是性恶的。我们常看到一些生性固执而不愿学好的人，这种人倒不见得怎么坏，他们只不过是顽固罢了，有时喜欢与人发生冲突而已。然而，有些人却是生性嫉妒阴狠，这种人就非常危险了。他们喜欢看到别人的不幸，在别人失势的时候，他们落井下石，连癞皮狗都不如，简直就像是见了东西就嗡嗡乱叫的苍蝇；这些厌世的人，一心要使别人意志消沉，要把别人推向死亡的边缘，催别人上吊，然而花园里连一株可供人上吊的树都没有，因此这种人还比不上雅典的泰蒙（莎士比亚剧中极为厌世的一个人物），这种性格是人性中的反常现象，不过却也有它的用处，伟大的政治家常是由这种性格造就而成的，正如木材中的弯曲者，它虽是不适于用做造房屋的栋梁之材，但用来制造海上乘风破浪的船倒是很合适的。 “善”有很多特征，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认识他。一个人如果连对待陌生人也亲切而有礼貌的话，那他就必定是一个通情达理而具有同情心的好人；他的心将和别人的连在一起，他是不会感到孤独的。如果他怜悯又同情别人的苦难与不幸，那么他的心就像那种能产生香液的高贵树木一样；他是宁可自己受伤也要去解救别人的。他若能常存宽恕之心，那他就更显得高超了，也不会轻易地招来别人的侵犯。虽然别人送给他的礼物很薄，他仍会感谢不已，那是因为礼薄情意厚；他所感谢的是人家的美意，而不是区区礼物。如果他有圣保罗那种完美的人格：为了救同胞，甘心自己挨骂被咒，被逐出天国，这就表示他具有神性，已接近耶稣基督了。十四、贵族的位置对于这个题目，我们先要谈到贵族与国家的关系，而后再论及贵族个人地位的问题。一个君主国家如果没有贵族存在，那便如同土耳其古代的情形一样，是一个极端的专制政体，因为贵族具有牵制君主的权力，分散人民对君主一部分注意力的作用。贵族在民主国家里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贵族，民主国家会更平静无事，不致发生变乱。这种情形是因为人们只注意到“事”，而没注意到“人”；如果注意到“人”的话，那也是以“事”为出发点的。例如，人们在察看某些官吏是否称职，是否是适当的提拔人选时，对他们的阶级与门第是不会计较的。我们都知道，尽管瑞典人有很大的宗教分歧和地域差别，他们的共和政体却维持得很久，原因是他们只重视人的能力，而不去理会人情面子。荷兰的共和政体也很有效，这是由于他们都遵守平等的原则，国家的任何决策与措施都不会失之不公，人民也就乐于奉公守法与担负纳税的义务了。在贵族势力盛行的时候，国王固然可以因此增加威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国王的权势也会因此被削弱；平民的生命活力固然会因为往上爬而鼓舞起来，但平民的幸福却会受到贵族的威胁，因为贵族奢侈糜烂的生活，是全靠榨取平民的血汗来维持的。所以，平民的物质享受就要因贵族的剥削而降低水准了。因此，贵族的势力当然不可太大，否则国王就要受到威胁，国家的纲纪也会遭到破坏。不过，也必须维持他们的适度的权力，以作为国王与平民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如果贵族们花费太多，人数又多的话，常会使国家变得非常贫弱。并且，日子久了，有的贵族难免会逐渐变得衰落贫困，财富没有了，贵族们就难以维持以往的荣耀，因此会造成贵族们荣耀与财富失调的现象。至于一些特殊的贵族，就像是那久经风雨仍屹立不动并且安然无恙的古堡和伟大建筑，或是那历尽风霜却依然坚贞完美的古树一样，我们将情不自禁对他们产生敬意；同样地，当我们看到经过了许多年代的考验尚能安然存在的贵族世家时，自然更肃然起敬了。新兴的贵族只是凭借权力而形成的，然而贵族世家却是由长久年代累积而成的。自身受封的贵族通常比他的后代较勇敢与高强，但不如他的后代清白，因为当他面临升官发财时会不择手段，否则成功的希望就很小了。不过，人们会在他死后忘记他的坏处，而记下他的长处，这是自然而合情理的。出身贵族的人常不太勤劳，但是他们对勤劳的人却心怀嫉妒。贵族的身价常是定型的，无法继续高升，所以当他们看到别人继续不断往上发展，自己却停止不前时，心里自然会产生嫉妒。从另一方面来说，贵族不大会引起别人对他们的嫉妒，因为人们会认为贵族是与生俱来的，觉得那是他们应得的，没有理由去嫉妒他们。所以，国王如果能够任用能干的贵族辅政，国事一定会进行得很顺利，因为贵族出身高贵，民众无不乐于听从。十五、煽动与纷扰治理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国家动乱的征兆，通常当人民已无上下之分时，动乱的征兆就最为明显，这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昼夜交接的时候最大一样。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有大动乱之前也是这样。暴风雨知道前兆，祸起萧墙有暗争。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太多的流言，损害国家利益的歪曲报道，这些都是暴乱的征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流言女神是巨人家族中的姐妹之一：大地的母亲因为怀恨诸神，生下一女起名流言；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年幼的一个，她是巨人西亚斯和安塞拉多的妹妹。流言好像是过去煽动的残留物，实则是未来煽动的前奏。不管我们如何明白辨别，暴乱的煽动与流言的煽动都是如同兄弟姐妹般平行的事；国家的良好政治和合理的措施本可令人满意的，但一经流言打击，恶意地中伤，便成了百无是处，正如塔西托所说：“对于政府的不满如果普遍存在，则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将同样遭到攻击。”切勿认为流言只是骚乱的象征，只要加以压制就可以补救，只有不轻信流言才是制止流言之上策；如果不断地压制，反而会使流言传播得更久。塔西托说顺从自然不是部下对长官那种俯首听命的服从，而是要有所辨识地顺应。纷争、辩论、对命令不满，这些都是摆脱束缚的方法和不听命令的表现。尤其当执政者的人以温文畏缩的态度发言，而反对者却以大胆放肆的态度讲话时，动荡的表现更是明显。主张权谋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说得好：国家应为民父母，如果有所偏袒，便会像一条载重不均的船倾向一边去，例如，法国亨利三世起初介入消灭新教徒的联盟时，不久倒戈，自己反受攻击。假使国君成为某种运动的同谋，而当其他方面的势力大过国君时，国君的名位就已名存实亡了。假使纷争公然兴起，政府的威信便会失去。政府最重要的行动应该是像行星在天体中的运行，每一颗行星都是由一主动力推动而迅速前进的，自身的运转却是缓慢的。假使大行星运行过猛，塔西托则说：“太放任了，以致有违服从（顺从自然）的原则。”这也表示整个轨道已经出了毛病。威信像是上帝赐给国君的束腰带，可随时放松，维护政府的四大纲领是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如果国君的威信发生了动摇或减弱的征兆，人民就会祈求清明的政府，就像祈求一个晴朗的天气一样。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先来谈煽动的因素，再来谈谈煽动的动机，最后谈谈补救的办法。关于煽动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防止煽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消灭煽动的因素。例如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要控制、消灭可燃的星星之火。煽动的因素有两个：极度的贫穷和不满。当然，如果大多数的财产被吞没了，大多数的人便会赞成骚乱。罗马诗人鲁肯描写罗马内乱以前的情形说：“财产因高利贷而被吞没，信用动摇了，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 “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的投机取巧心理，就是国家将乱的必然征兆。假使较有名望的人都遭遇了贫穷的处境，平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则危险就会紧迫而扩大，因饥饿而生的叛乱是最激烈的。至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就像人发烧一样产生的不适或恐怖、痛苦的情绪。政府不要以民众的不满情绪的程度来判定危险性的大小，因为这样做会过于偏激。其实，当政府对民众的压迫太重时，那种被激起的不耐情绪可能变成不稳定的因素，会破坏社会安定。另外，政府也不要因为民众不满的情绪常常发生，就错误地认为即使时间闹得很久，也都不会引起什么乱子而高枕无忧，并不是说云雾一定会变成暴风雨，暴风雨也未必会骤然而至，可是它是引发暴风雨的基础和前提。正如西班牙俗话说：“吹灰之力可以断弦。” 煽动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改革、重税、法律和风俗的改变、某种特权的丧失、一般的压迫、不公平地升迁、起用平庸或陌生者、饥饿、散兵游民、激烈竞争，以及其他一切惹起民众团结起来进行反抗的因素。关于补救的办法，有一些基本的预防法，至于适当的补救办法必须对症下药，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事，不如说是议事者的事。第一种预防就是除去一切足以引起叛乱的本质上的因素，那就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为了消除贫穷，就得使贸易平衡、培植工业、消除游荡与懒惰的习尚、以法律节制浪费、改进耕作土壤、调整物价、节制税收的浪费等。一般说来，我们必须预先筹划，使国内的人口数目不超过生产总量所能负荷的程度。人口的计算也不要单以数目来作限制，因为人口少而消费量过大时，比人口多而生活较节约、储蓄较丰富危险得多。所以，贵族显要的增加地过多，平民的比例过低时，国家必然贫乏。僧侣增加过多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对生产毫无补益。饱学之士过多也会发生同样的弊病。我们也要记住：某国的收入就是另一国的损失（因为一处有所得，另一处就必有所失），只有三种东西可以从甲国销售给乙国，一是天然产品；二是工业制造品；三是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这三个生产的轮子都转动起来了，财富就会源源而来。经营和运输较物品本身更有价值，更易充实国库，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例。荷兰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很卓著，他们把最佳的矿产善加经营和运销而带给国家财富。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运用要最佳，使一国的财富不要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不然的话，即使有大量的生产也会有饥饿的现象。金钱好比肥料，除非散开，否则是没有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办法就是对于高利贷的剥削、货物或某些事业的垄断以及大牧场等加以控制。为了清除不满的情绪，我们必须明了一国之内有两种国民，即贵族（或类似贵族者）与平民。如果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不满，危险性就不会太大。因为平民若得不到贵族的煽动往往不会轻易作乱，而贵族若得不到平民的支持则力量不足。真正的危险在于贵族们恰好等到平民的不满情绪爆发时才表明自己的不满。所以诗人（荷马）曾杜撰了神话来警示我们：天神西亚比德听说众神有叛意，便听从智慧女神派拉丝的意见，派人去召唤百手巨怪布莱阿鲁斯来协助，否则，天神早就被众神缚起来了。这个寓言自然是讽刺一国之君若想安安稳稳，必需要得到平民的拥戴才行。对于民众的痛苦和不满的情绪，应该给予他们适当发泄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出来，这才是一个安全的政策。如人体内的体液、汗水等，如果不让它们排出，或是受伤的淤血倒流体内，就会有生疮或恶性肿毒的危险发生。的确，如果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培养民众，把民众从这个希望转到另一个希望，可以说这是防止不满毒素的唯一的良药。当一个政府不能使民众心满意足时，却能以希望来取得他们的拥护，这也是贤明的政府。政府在祸患来临时，利用一线希望妥为安排，这个策略做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不论个人或政党，都容易以希望来自我安慰，至少都会故意装出不相信有祸患来临的样子。政府一定要使民间没有适当的祸患中的首脑人物，要使那些不满现状的群众无所依靠。这种未雨绸缪的办法是大家熟悉的，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做法。我认为一个适当的作乱事件的首领应该是个伟大而有声望的人物，他是获得不满者的信任与人民的拥戴者，但他对于自己的一切也是不会满意的。这种人可以用迅速而诚恳的办法加以笼络，使之与政府妥协，或让他和他的同党互相倾轧，这样就可以达到分裂的目的。一般说来，分离反对党，使他们不致过于亲密而保持距离，或说至少使他们互不信任，这种办法并不坏。如果执政者意见分歧、党争频繁，而反对者却协同一致的话，则局势就变得极为凶险了。我曾注意到国君发表机警而锋利的演说，反而引起叛乱。恺撒说：“西拉不学无术，所以不知如何称霸世界。”这句话闯下了大祸，因为他把人民的希望击破了，以为他只知独裁，不知其他。迦尔巴说：“我不收买士兵，而是征用士兵。”这句话也惹来杀身之祸，因为这句话使士兵们失去了获得犒赏的希望。同样，普洛巴斯说：“有我活着，罗马便不需要军队。”这句话使士兵们大为失望。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国家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国君出言不能不慎，尤其是像刚才提及的演说言辞，虽短短几句，却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那犹如飞矢不胫而走，因为这些话反倒透露了君王的心声。最后，为了应付一切事变，国君必须有一个或更多的骁勇之士来保护他，压制煽动，防患于未然。否则，纷乱一起，朝野震惊，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危险就像塔西托所说的：“一般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少数人喜欢恶作剧，多数人爱看恶作剧，而大众却会承认恶作剧是事实。”在军事方面的人物须有信誉，不可喜爱争端，不可讨好群众。另外国君也要与政府的其他官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否则，正如不当的补药，反而比疾病对身体更为有害。十六、无神论上帝对无神论者创造奇迹来说服他们，他们见了宇宙间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得不相信有神。人们之所以会成为无神论者，是因为他们对哲学缺乏深厚的了解，如果他们对哲学深入钻研的话，就不会不信仰宗教了。如果我们不求彻底了解哲学，便会把万物存在的原因认为是分散的、彼此不相关联的，并且认为那是当然的道理。可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存在的原因合起来看，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以分析的话，那就非得求助于神不可了。即使是那些标榜自己为无神论的人，也常引用宗教的话来作论证，如卢西帕斯、德谟克里斯和伊匹鸠鲁斯等。有人主张宇宙是由土、水、风、火四行与第五要素（不变律）构成的。他们认为四行常生变化，第五要素则是不变的，但它们永远都位于一个适当的地方，因此无需上帝。另外一说则是，宇宙是由一群微小的、游荡的分子所构成的，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而仍能自成系统。我觉得这两种说法中前一种较为可信。圣经上说：“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却并没有说：“愚顽的人心中想，没有神。”所以，愚顽的人说他相信神，那也是不假思索、未经考虑、脱口而出的话。而实际上，没有人对上帝的存在绝对加以否定。有些人之所以要说他不信神，那只是为了某种原因才脱口而出的方便之言。因此，一般人的无神论只是口上说说而已。这可从下面两种情形看出：有的无神论者常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讨论，他心里似乎是不相信宗教的，却希望有人附和他的宗教观点，以增声势；另一种无神论者的现象更显得特殊，他们会为自己的无神论思想而痛苦，他们也承认自己这种矛盾的情形，他们既然否定上帝的存在，那又何必要为这种问题自寻烦恼呢？伊匹鸠鲁斯确定有极乐世界，那里的人们虽然与主宰宇宙之神并不发生关系，而仍能享受到快乐。这种说法引起人们对他的猛烈攻击，大家都说他是为了自己的信誉，才假装成这样的一个智者。人们说他的话模棱两可，但他暗中认为无上帝。然而，这句话对他却是一种毁谤，因为他曾这样说：“对神圣的亵渎，不在否认凡俗的神，而是在于把凡俗的观念应用到神的身上去。”这实在是很高尚的理论，即使像柏拉图这般伟大的人所说出来的话也不过如此。再说，虽然他自信能对上帝的存在加以否定，但他对宇宙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支配一切的事实，却是不能加以否认的。西方印第安人心中虽无上帝的名字，却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各种信仰。这说明即使是野蛮人也有宗教的观念。不过，他们的宗教思想不如我们的那么高深博大。所以，野蛮人也会跟最机智的哲学家一起来反对那些无神论者。真正能慎思详究的无神论者并不多见，或许有那么一两个，像雅典的无神论者戴亚哥拉斯、拜昂、鲁尚，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想象中那般无懈可击的无神论者，他们只是对公认的宗教加以怀疑。无神论的产生有许多因素，宗教派别太多便容易产生无神论，如果宗教派对只分为两派的话，双方倒是会更为热诚，派别多了便会扯出无神论的思想来。教士的渎职也是一个原因，关于这一点，圣巴纳德曾经说道：“现在教士和人民可以说是不一样了，因为人民已经强过教士。”最后一个原因是由于学术昌明发达，特别是在太平盛世最容易产生无神论的思想。相反，当我们在艰难困窘中忍受折磨时，就会去寻找宗教来作为精神寄托。在肉体方面，人类与野兽无异，如果他们的精神再不接近神，那与卑贱的下等动物便也无异了。尤其，人类博大的宗教精神既然会被无神论者破坏，那么人性的提高也会被无神论者阻碍。以狗为例：一只狗假如由一个人来喂养，这人在狗看来即是上帝的化身，是一种更高级的动物，它的主人要是有什么事故发生了，它便会有惊人的勇敢与激昂的慷慨表现出来，要是它对主人没有信心，也不知道主人是比它高级的动物，那它是不可能表现出那种勇敢的。因此，如果人类相信上天的福佑与恩赐，并勉励自己相信，那么人类就会随着信心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只靠人性的发挥是办不到的。要是说伟大，罗马帝国的建立是无可相比的，但西塞罗却说：“不管我们把自己看得如何地高，我们在数目上比不过西班牙人，在力量上敌不过迦洛人，在机智上胜不过迦太基人。我们罗马人素以朴实无华、天真无邪著称，但就是在这个方面也不能与意大利人和拉丁人相比。然而，我们虔诚的心、宗教思想和稀有的智慧，能让我们知道永生之神的天意在支配着宇宙万物，这一点却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赶不上我们的。” 十七、迷信与宗教如果对上帝置评不当，倒不如不加置评；否则，既不信神，也侮辱了神，而迷信又是上帝所不会容忍的事。布鲁塔契对这个道理说得好，他说：“我不反对有人说这世上没有布鲁塔契这个人，却不愿有人像诗人般说布鲁塔契这个人像农神似的，把他们一出生的孩子吃掉了。”越是对神多加侮辱，对人就多一分危险。无神论并不干涉人们重视理性、哲学、法律、名誉以及对自然的爱憎，即使没有宗教，这些也还可以作为表面道德的指针。然而，迷信却摧毁了这些，以致在人们的心里建立起专横的意识。无神论对国家的安宁并无大害，无神论者仅对现世的利益过于重视，而对来生的事不去作高远的设想，所以他们对自身要作周全的防备。历史上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如奥古斯都大帝的时代，无不是太平盛世。可是，迷信却带给国家许多扰乱不安的局面，而且会有一种新的推动力，把原有政府的权力夺去。平民是最迷信的，智者如果迷信，也会跟着愚者走。他们总是把理论与事实的配合本末倒置。中世纪时在特里恩特一带盛行烦琐学派，有些教士对他们学说的盛行，说了些很有分量的话。这些教士说，烦琐学派如天文学者，明知宇宙之间没有什么周转、侧心圆和天轨之类的东西，却无中生有地拿这些说法来解释宇宙现象。同样地，烦琐学派也爱杜撰一些微妙而复杂的原理、原则来解释教会的各种措施。发生迷信的原因很多：一是从身体方面而言，眼睛看到了令人喜悦的仪式或祭典；二是从表面的礼仪而言，有虚浮铺张的礼仪令人目眩；三是从传统方面而言，人们过于尊重传统，以致教堂中充满了传统的恶习；四是从教士而言，教士为达私欲，而施展阴谋诡计；五是从为善心理而言，由于过分偏重这种心理，而产生了各种奇异的思想；六是从宿命而言，凡人都想解释天意，以致他们的想象发生了混乱；最后是从野蛮时代来看，特别是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人们更容易产生迷信。毫不隐讳地说迷信是一种畸形的现象。如果拿迷信与宗教相比，迷信简直是不伦不类。对健康有益的鲜肉也会腐蚀生蛆，正当的仪式也会退化或腐化成为繁文缛节的恶习礼仪。有时，当我们过分想排除迷信时，结果却反而走向迷信的道途。因此我们得注意防备，别为了想要把坏的过滤掉，而连同好的也一起过滤掉了。过滤不得当就会发生这种现象。当无知的人成为改革派时，便常会发生这种现象。十八、论旅游旅行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教育，对年长的人来说是一种经验。当你想要到某个国家去旅行时，对那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就应先有些认识，否则，那等于是去上学，而非去享受旅行的乐趣。年轻人跟教师或仆人去旅行，我是赞成的，不过这些教师或仆人必须懂得他们要去的地方的语言，并且最好是曾经住过那些地方的人。这样他们才能把那些地方值得看的东西与值得认识的人，以及那些地方的特色、习俗等介绍给年轻人。否则的话，年轻人的眼睛将像蒙上了一块布，到处乱跑，结果是什么也没看到。人们在海上航行时总爱记日记，这真是奇怪的事。海上除了天空与海水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而人们在陆上旅行时，虽然可以看到许多东西，却很少有人记日记。大家只爱记一些稀有的事情或景象，常可见到的普通事物就不肯记述了。照理说来，记日记是不可间断的。下列这些地方是应该去看的，王宫，尤其是当国王接见外国使节的时候；法庭，特别是当法官处理案件或宗教法庭开庭的时候；教堂与寺院以及里面所保存的纪念物；还有港口码头、名胜古迹、图书馆、学校、辩论会、演讲会、船舶、军舰、大厦、花园、军械库、兵工厂、仓库、市场、证券交易所、机房、甚至骑术、练兵，以及剧院、博物馆、珠宝店、古玩店等，总而言之，凡是值得看的地方都不要错过。此外，如凯旋式、化装舞会、宴会、婚礼、法场等虽不如上面所列举的那么值得一看，却也不可忽略。如果你为一个年轻人导游，到一个小地方观光而想获得较大的效果时，除了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要对当地的语言先有些认识或有位熟悉当地情形的人引导之外，还要带本地图或旅行指南之类很有用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旅行者应该每天记日记。在同一个地方不可逗留太久，但是在一个地方到底要多住几天还是少住几天，那要视当地的环境而定，但不管怎样，都不宜久留，即使在一个城市里要多住几天，也要常移动住处，这样才有机会多认识一些人。交朋友不可老和本国人在一起，也要和当地人来往。要到什么地方去，最好先准备几封介绍信，才好沿途向各地名流请教，这样不仅可以得到不少方便，而且旅途的收获也一定很大。在旅行时要认识怎样的人才好呢？最好设法认识大使们的秘书或随员，这样你虽然只到一国，却可获得不止一国的经验。享有盛名的外国人士都不妨去拜访，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符合他们的声望。争吵是旅途中应该避免的。争吵多半是为了女人或情绪不佳或是说话不当而引起的。暴躁易怒、性情乖戾的人，常喜欢向人挑逗，更要小心提防这类人。旅行归来之后要回忆一下去过的地方，与那些新交结的朋友要多联络。在旅行回来后，服饰不要过分夸张，不要摆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好像你很得意你去过许多地方似的，在与人交谈时可以偶尔说出你的见闻，不过最好是在人家问起你时才说。切忌对人长篇大论地说出你的旅行心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你必须表明外国的习俗并未改变你原有的习惯，纵使有所改变，也是吸收外国的长处。把外国的长处纳入本国的习俗中，以作为改善生活方式的参考。十九、帝国与君主帝王常常惶恐终日，对人生无所寄望，他们在万民之上，地位至尊，荣华富贵，无以复加，当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冀求的。可是，他们却反而因此倍感烦恼，终日生活在惶恐的幻想与阴影中，心事重重，无法自遣。《圣经》上说：“天也高，地也厚；君子的心何所度。”这也算是原因之一了。当一个人的心中没有主要的目标，却满怀猜疑的时候，他的爱恨便令人难以揣测了。同样，帝王也会为一些琐事烦心，如搭盖楼亭、策划社团、提升某人的官爵、精通某项技艺等，比如说，尼罗王会弹竖琴、杜密善王精于射术、高莫达王长于剑术、卡拉卡刺王善驾战车等。我们在大事情上有了成就之后，如果停滞不前则会沮丧，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面不时有些进展，则会感到精神爽快，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的人是不会相信我这一个说法的。我们也常读到一些帝王的历史，这些帝王早年驰骋战场，南征北伐，战无不胜，但这种进展不会不停止，因此他们到了晚年忧闷不乐，而皈依宗教。亚历山大帝王和岱奥克里王就是这类帝王。近代的例子如查理五世，一个想往前发展的人，一旦猝然停下来，就会怅然，觉得大势已去，今非昔比了。就帝王的恩威这件事情来说，难得的是会懂得恩威并施，这算是一种美德。恩威并施与喜怒无常蕴涵了两种不同的概念。然而，前一种是恩德与威严交互使用，而后者与前者却是大不相同的事。维思派尚问阿波洛尼洛斯：“尼罗王为什么会失败！”阿波洛尼洛斯答得好：“尼罗王抚琴的指法纯熟，曲调优美，而治国之时，则有时把弦调得太高，有时又调得太低。”的确，宽严失调都易使王权崩溃。近代的帝王都是等遇到危难时才以巧计去避开的，却不见有人先采取预防的步骤，这等于是在跟命运打赌。采取这种忽略祸患的做法，大祸就可能临头。帝王有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是他们心里的事。据塔西托说，帝王的欲望大都很强烈而又互相矛盾的，所以既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择手段则是帝王的致命错误。做帝王的要设法对付邻国、妻子、儿女、僧侣、贵族、绅士、商贾、平民和军人等，如果他稍不留神，这些人都可能使这位国王罹难、丧生。首先来谈一谈邻国。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形，想定出一个对付邻国的一般法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永远不变的原则是有的，那便是做帝王的应该经常有适当的防御措施，防止邻国变得比自己强大（比如说，扩张领土、垄断贸易或入侵等），以免遭受威胁。这种事情应该成立委员会专职策划预防与阻止。欧洲三强联盟时，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法国的佛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彼此互相防范，严加监督。他们之间如有人被侵犯其领土，同时两国则联合制止，必要时共同讨伐，誓将失土收复，绝不在中途轻言和解或暗中牺牲别人。与这种联盟性质相同的组织，还有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王、弗罗伦斯的梅迪其王和米兰的斯福查王的联盟。中世纪的经院学派主张两国之间，如非一国先侵犯另外一国，就不应该宣战。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如果是一国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危机，而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那么即使对方从无侵犯事实，也是合法的作战理由。谈到妻子这一方面，历史上更有许多惨不忍闻的例子。例如丽维亚毒死夫君奥古斯都大帝；梭利曼一世的王妃洛克莎拉娜，为了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土耳其王，而暗杀皇后之子穆斯塔法，结果破坏了皇室律法，扰乱了帝王血统的继承权；英国爱德华二世的皇后暗中使他退位，而后再将他杀害。由这些例子看来，妻子危险性实在太可怕了。至于子女方面，悲剧的事例就太多了。帝王通常猜忌自己的子女，这真是件极不幸的事。像前面提到穆斯塔法遇害后，土耳其王室的继承传统就受到严重地破坏，直到现在，自梭利曼大帝以后的数代，都被怀疑是异族的血统，因为梭利曼二世的血统已被大家认定是可疑的。君士坦丁大帝把他那为人忠厚温和的儿子克利普斯暗杀后，皇室的安宁也同样受到影响；皇太子君士坦丁二世和康斯坦斯的结局也都很惨；另外有一个太子康斯坦修斯也非常不幸，他被朱利安王讨伐以后，不久就病故了；马其顿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密区斯被自己的兄弟诬告叛国而被处死，他的父王后来发现他是被误杀后，也因忧郁成疾而辞世，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然而，帝王们从猜忌子女的行动中得到好处是很少见的，当然，子女们确实有叛乱行为的当属例外，像梭利曼猜忌太子巴加札特以及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实行叛变等。谈到教士僧侣，他们要是势力庞大、倨傲不恭，那就不能说没有危险了。例如，坎特堡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勒都曾企图要把王权与教权集于一身，不过他们所遇到的国王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也都是骄傲固执的，所以他们的野心难以施展。教会造成的危险并不在于教会本身，而在于教会圈外的势力，或者是由于教士的选举与任职不是靠君王或有圣旨授予的权力，而是靠平民百姓的拥戴。至于贵族，只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然而，如果对他们加以压制，那时君主的主权虽然显得更有尊严，但是却会变得更加不安，更不容易贯彻命令。关于这一点，我在《英王亨利七世传》中也曾提及。亨利七世压制贵族，所以在他那个时代不断有内患发生，贵族表面上虽然仍旧服从他，但一旦事情发生时，他们便袖手旁观，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是君主事事都得躬亲处理。说到绅士，由于他们散处全国各地，所以不致成为大患。虽然他们时常大唱高调，不过并无大碍。他们跟贵族一样，只要他们没有掌握大权，便不致发生危险。由于他们与平民最为接近，关系最直接，所以如果发生骚乱事件，他们是出来缓和局势的最佳人选。再谈到商人，他们对于国家而言，就像静脉与人体的联系，如果他们的生意清淡，国家的四肢虽然依然强壮，但血脉枯竭，四肢便自然会变得倦怠、羸弱不堪。国家不要只对营业税打主意，其实营业税的加重对整个国家的税收益处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国库增加了部分收入，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却有损失，因为某方面的税收增高了，整个贸易数量反而会因此而减少。至于平民，如果不是在他们之间出现伟人，或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受到干扰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发生。最后谈到军人，如果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求恩赐，厚享薪俸，那将对国家贻害无穷，这一点我们可从土耳其的近卫军和罗马的侍卫队的叛变中得到证明。如果由不同的指挥官带领，将他们分派到一定的地方去驻守，并且不轻易给予赏赐，这样就能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武力，不致发生祸患。帝王犹如太空中的星球，对整个太空而言，星球在时令方面有好坏不同的影响。虽然他们很受人尊敬，却很少得到休息。有关帝王的一切议论，记住下面两点将有助于了解：“帝王得记住，你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记住，你也是一个神，或说你是造物主的代表。”前者约束帝王的权力，后者约束帝王的欲望。二十、计议与策士人与人之间最坦诚的是互相信赖。其他有关信任的事，例如，生活方面托付朋友的有田地、财物、子女、债务或其他特殊的事情。贤明的君主对策士的信赖，并不会对前者的尊贵有所损伤。这种情形就是上帝也有过，上帝替耶稣取了许多名字，其中一个就叫作“策士”。所罗门这样说：“有筹划计算才有安定。”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一再地计议才会妥善，否则便会颠倒反复，矛盾重重，像个醉汉行路踉踉跄跄，结果只有听从命运的摆布。所罗门看出策士的重要性，所以凡事必依策士的计谋、策略而行。当年古犹太王国江山之所以破碎，是因为为谗言所误。如果我们想不为谗言所误，就必须谨防两点：就人这方面来说，要提防幼稚浅薄的人所献的计策；就事这方面来说，须提防激进的建议。古代的帝王和策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他们也都能将策士操纵自如。这些情形我们可从书本上看出来。例如，在希腊神话中，天神周比德娶了美蒂丝。美蒂丝象征策士，他们的结合就象征帝王与策士的密切关系。另外传说他们在结合之后不久，美蒂丝怀孕了，可是，天神周比德不等美蒂丝分娩就把她吃掉了，想不到他自己竟因此怀孕，后来就从脑壳里生出一个身着铠甲的帕拉斯（即智慧女神）。这个奇异的寓言，寓意着一个治国的秘密方法：即帝王要如何去利用策士，帝王每遇事件发生，即令策士献计，这可比作怀孕期，等计策运筹妥当，即将付诸实施时，就好像胎儿已生长成形，即将分娩，然而，帝王却在这个时候把大权收回，不让策士去执行，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要使天下的人以为一切功劳都是帝王的，而非依靠策士（因计策思定后，要依赖武力推行，就像帕拉斯以全副武装出生一般），要天下人以为这份功劳不仅是由帝王的威严而产生的，也是借帝王的头脑计划出来的，这样才会增加帝王的荣誉。我们现在再来谈谈使用策士的弊病与补救的办法。通常使用策士的弊病有三：机密容易泄露；容易减低帝王的权威，一切事，帝主都比较不能自主；献计的人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对君主的利益未顾及时，君主就有受到欺蒙的危险。这些弊病有一种补救的方法：将大臣们集合于宫中议事。这个办法曾被意大利的学者主张过，法国有几个朝代也曾实行过，可是这个办法所产生的弊病反而更加厉害。关于一切国家大事的秘密，君主不必一一告知策士，需要斟酌权衡，把该讲的向策士讲，不该讲的则守密。策士们所献的计策，也并不一定全都可以采取。国王应该知道，朝廷里的秘密可能会由自己身边策士之类的人泄露出去。谗臣议士常以出卖议事秘密牟取私利，所以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不是唯利是图的。谈到危险性，一个多嘴的人自然远超过有口德的人。有些事的确是需要绝对保守秘密的，除了帝王以外，最多只能让一两个亲信知道。要能做到这样，帝王本身必须是坚毅果断与足智多谋的。帝王必须选任贤德之士做策士，并且更需要是忠实可靠不违帝王旨意的人。像英王亨利七世，他遇有任何机密大事时，除了穆登和弗克斯这两位主教之外，便不再向其他的人透露。在减低权威这一方面的补救办法，前面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寓言已说得非常明白。事实上，如果帝王能利用策士的计议，而由自己来拿主意，则自己的权威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增高，并且，这样做也不会因听信策士的谗言，而失去臣属对自己的爱戴。可是，如果某一个策士的权威太大，或数人互相勾结，到了可左右宫廷势力时，那情形就严重了。不过，这种情形如果及早发觉，仍可设法补救。最后要说明的弊病是献计的人有私心。因此，做帝王的要起用本质信实、真挚、坦率、正直一类的人。策士们通常都是互相防范的，很少有互相勾结的事情发生，所以若有争权或假公济私的事发生，帝王都会得到报告。不过，帝王们应该像了解自己那样去了解策士们，那才是最好的补救办法，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贵在知民。”从另一方面来说，策士们不应去揣摩君主的性格。他们的精神应该集中在帝王所交代的事务上，而不是去卖弄自己的谋略，这样他们的目的才是献策，而非讨君主的欢心。在帝王方面，他的咨询办法有两种，即分别咨询与集中咨询。这两种方法如果并用将是最有益的。私下征询意见比较自由，当众咨询则比较尊重。私下我们可以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在大众面前我们就不喜欢有人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了。所以，两种方法并用最为适合。对职位较低等的人不妨采用私下的征询办法，这样他们才敢于把意见自由地发表出来，而对于高职位的人采用当众咨询为宜，以维护彼此之间的尊严。帝王们在询问大臣对事情的意见之外，也要询问他们对人选的意见，否则询问等于无用，因为一切的事情都需要挑选适当的人来处理。考虑人选的品质不可仅仅凭他的等级地位，就像不能仅凭自己的模糊记忆或他人的精确描述，因为重大错误的铸成或伟大智慧的显示都在于对人选的选择。古语说得好：“书籍是最好的顾问。”的确，顾问常不肯说真话，只有书籍才会记载真实的话，特别是有治国经验的人所著的书，帝王们要多加研究。有些地方现在举行参议会，那只能说是一种平等的集会，在会议上只谈谈各项事务，并未深入研讨。并且，因为过于匆忙，所以连考虑后再作决定的工夫都没有。因此，遇有重大的事情时，最好是今天交议，等到明天再去讨论，因为这样才有充分的时间做较周详、缜密地思虑。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协商会议是个严肃而有秩序的会议。我主张请愿的案件要划出一个特别的时间，这样请愿人才能得到被接见的机会。并且，决定国家大事的会议要从容计议和专心讨论，这样才不致受到干扰。在会议中最好挑选中立分子为委员来进行讨论，不可以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求折中。关于贸易、财务、军事